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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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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十二年四月中在君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的动机其实只是要打倒那时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学”之下的精神文明论。他曾套顾亭林的话来骂当日一班玄学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语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矣,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同上)

    这一场的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然而我们在十三四年后回想那一场论战的发难者,他终身为科学修力,终身奉行他的科学的人生观,运用理智为人类求真理,充满着热心为多数谋福利,最后在寻求知识的工作途中,歌唱着“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东方的内心修养的理学所能产生的。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在*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叙述他在淞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孟真和我都有这种野心)必定可以有详细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我们此时可以不谈。我现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兴趣。十年前,他常说:“我家里没有活过五十岁的,我现在快四十岁了,应该趁早替国家做点事。”这是他的科学迷信,我们常常笑他。其实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趣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他在*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努力》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对于政治的自信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开篇就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很大胆的说:

    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来替代他们的青年,所受的教育,所处的境遇,都是同从前不同的。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他又说: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诉我们四条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条最可注意。他说:

    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要我们少数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曾说: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

    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

    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式基础;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的基础之上。他这二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

    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可惜这把扇子丢了!)十多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他对于青年学生,也是这样的热心;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十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在君,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来,我给你介绍赵亚会!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奖学金的!”他那时脸上的高兴快乐是使我很感动的。后来赵亚会先生在云南被土匪打死了,在君哭了许多次,到处为他出力征募抚恤金。他自己担任亚会的儿子的教育责任,暑假带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责他补功课;他南迁后,把他也带到南京转学,使他可以时常督教他。

    在君是个科学家,但他很有文学天才;他写古文白话文都是很好的。他写的英文可算是中国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许多学英国文学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爱读英法文学书;凡是罗素,威尔士,J。M。Keynes的新著作,他都全购读。他早年喜欢写中国律诗,近年听了我的劝告,他不仅作律诗人,有时还作绝句小诗,也都清丽可喜。朱经农先生的纪念文里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纪游诗》四首,其中至少有两首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骂竹子的五言诗,被林语堂先生登在《宇宙风》上,是大家知道的。*二十年,他在秦皇岛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做了两首怀我的诗,其中一首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后来我去秦皇岛住了十天,临别时在君用元微之送白乐天的诗韵做了两首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留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生,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这三首诗都可以表现他待朋友的情谊之厚。今年他死后,我重翻我的旧日记,重读这几首诗,真有不堪回忆之感,我也用无微之的原韵,写了这两首诗纪念他: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的流风遗韵,是永远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一九三六年二月九日



………【第五十七章 一九四〇级】………

    徐訏

    一

    香港九龙间隔着一个海峡,往返必须轮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许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旧的记忆,我碰到过过去还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现在已经长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过过去喧赫一时的官僚,现在变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过过去爱摆架子的商人,现在谦恭地对谁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过过去红极一时的小姐,现在流落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还碰到过过去贫困无依的朋友,如今变成了骄气凌人的豪客;我还碰到过过去低首下心钻谋名位的女伶,现在安详地做富绅的外妾;我还碰到过过去豪语惊人的政客,现在缄默低叹像一条刚从水里捉上了的鱼;我还碰到过过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现在很亲切地对我称兄道弟,问我借一点钱,说是为付饭钱或房金;当然,我还常见过过去平淡,现在也还是平淡的人……这一切,虽都曾使我惊讶,但见多了也就觉得这原是人生的变幻,而我所见的也许正是你所见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轮上竟碰见了江上云。

    我正低着头在看报,突然有人在我身边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头一看,不认识,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气的声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谁。他穿一套很讲究的西装,头发很整洁,上唇蓄着很漂亮的胡髭,眼睛发着自尊与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边坐下,于是露着骄傲而自信的笑容,说:

    “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变了这许多?”

    二

    江上云是一个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重庆一个大学里担任小说研究与习作的课程时,在讲堂上碰到一个衣裳不讲究,头发很乱,胡髭常常不刮,年纪看来比我还大的学生,下课以后,他到我的地方来,他告诉我他叫江上云。这是一个我在哲学季刊里常见到的名字,他在那里发表的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绩,不用说,我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修养是远不如他的,我当时就致我对他的敬意;他告诉我他是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但是他觉得中国没有研究哲学的环境,他要写小说。他要在文艺里表现他所获得的哲理与所信仰的人生,所以来选我的课。他又告诉我他已经写了好些小说,写的时候很得意,但过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欢,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选了我的课,这当然是我的职责,我当时就叫他拿来,答应他一定仔细拜读。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费了几天工夫,才把它读完。我发觉他实在不是一个该写小说的人。他的文字也许很好,但不是写小说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许很好,但不是小说的故事;他的布局组织也是有条有理,但不是小说的结构,我感到这一切,但竟说不出一个理由。我对他还不熟,不愿太扫他的兴,我当时想也许关于小说技术与作法一类的书对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几本给他去阅读,我劝他看了以后再写别的。

    湖光塔影两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说是他读了我所介绍的书以后的作品;奇怪,还是不像小说;我发现他缺少一点我所不能说明白的基本条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写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写的地方,他写得很多,而应当描写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场面,竟没有气氛;他设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无生气;他的笔墨清楚有理,但没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逻辑,但似乎他只能对它们了解,没有对它们同情。

    他在小说主题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读者很难把握到他的主题;他在对白中安顿他的怀疑与信仰,但与说话的人物缺少个性的统一,无法唤起读者的共鸣;他为完成他的主题,不借创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发挥他的哲理的间架,架起架子,发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结束,所以没有一个故事是发展得完美的。小说不能脱离人生,因此小说可容纳的哲理也应当有关于人生,但是他借小说所发挥的有许多竟是非常古怪的哲学上问题,几乎读者很不容易知道他所要说的是什么。

    我诚恳地把我的印象同他谈,我说与其这样写小说,不如写论文,或者索兴写尼采,巴斯克所写一类的思想录,以文艺论文艺,以小说论小说,他的三四千字的小说都好像是长篇小说的说明书,我举出我记得清楚的几篇,同他讨论到故事主题人物对白一类的问题。

    他似乎很接受我的意见,马上把我说到的几篇作品重新改写,改写后又拿给我看,我还是说它不能称为完整的小说;如此一改二改,他似乎非常有耐心非常努力的做。过了很久,我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不宜于写小说的人,他太理智,太科学,他的才力一定是在别一方面,于是有一次,我估计我们的交情也够得上让我说实话了,我在一个还给他作品的场合对他说:

    “假如你以为我够得上称为是你的朋友,我想老老实实说几句话。”

    “怎么?”他笑了,他的笑容常含着沉思,他说:“你明知道我是喜欢说老实话的。”

    “我很奇怪你会不喜欢研究你的哲学。”

    “你以为我写创作是无望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觉得每个人有他的一种倾向,逆着他自己的倾向的,常常费力大而成功少。”

    “你是说我没有文艺天才?”他直率地问我。

    “天才只是一种倾向,*的与心理的倾向。”我说:“你的天才也许是属于哲学的,也许属于科学的。那么研究哲学或科学不是费事少而成功多么?”

    他不响。

    “写创作的人常常是一种弄通了文字以后,而不适宜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还是不响。我又说:

    “我们读到许多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小说,浅薄的甚至无聊的小说,但总是小说,是不是?能在小说里面表达深刻的哲理与崇高的理想,当然高于普通的小说。但成功还在要是小说,如不成为小说,则不必用小说的形式,是不是?这等于酒,任何药酒,必须是酒,否则不妨叫做药。”

    他不响,也没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注视着他,等他的反应,他于是不得不开口了,他说:

    “我以为我的缺点都因为我表现的习惯是论理的,不是美学的。”

    “那么你应当是一个批评家。”我说:“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作家肯像你一样的承认自己作品的缺点,他们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杰作。”

    “这难道也……”

    “这就是说你太会鉴别,”我说:“太会鉴别的人往往缺少创作力。”

    “我觉得你只是一个天才论者。”他说着又笑了,他的笑容是骄傲的。

    我当时就没有再把这问题说下去。

    自从那次以后,他虽然还来上我的课,但不再把他的作品给我看了。

    学年终了以后,悠长的暑假我住在乡下,自然没有机会碰见江上云;第二学期我没有再去教书,天已经凉下来了,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碰到了他,他很热情的跑来叫我:

    “×先生!”

    “啊,江先生,好久不见。”他马上同我拉拉手。

    “我现在比较忙一点,我还在一个中学教书。”他说。

    “你还在哲学研究所?”

    “是的。”

    “我想你一定很有收获。”

    “我没有什么兴趣,”他露出似乎很自信的笑容说:“我在写一个长篇小说。”

    “真的?”我不相信他自己竟会满意他所写的,我顺便说一句:“写了很多了?”

    “我只写出一个纲要。”他说:“就预备开始写。”

    “预备写多少字?”

    “大概要写五百万字。”

    “五百万字?”我吃惊了。

    “所以刚刚开头。”

    “是不是同法国江河小说一样……”

    “不,不,”他自信地笑着说:“完全是一个故事。”

    “我希望你会完成。”

    “这个主题……”他忽然说:“隔天我来拜访你,我是想同你谈谈,我的材料是非常现实的……这是以……。”

    “隔天我们细谈。”我想马路上总是谈不完的,所以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星期日早晨我总在家,你来吃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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