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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家族-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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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第二年回国时元气已大伤，汉冶萍虽说保住了，但自家的家产尚未发还，他必须继续拉着孙老亲家，跟大总统“对话”。
1916年6月初，盛宣怀还在日本的时候就听说，大总统有意要租用他在北京的住宅，即府学胡同5号的那幢大花园洋房。原来袁世凯见大局已定，已将家眷从河南彰德迁来北京，他们先住在陆军部。可是袁氏家族亦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他有十三房太太、姨太太，生下十七个儿子和十五个女儿，加上男佣女仆，浩浩荡荡，足有上百号人，住在陆军部进进出出有诸多不便，于是派人四外觅房，想把家眷安顿出去。想不到觅房之人，竟看中了盛家的房子。真是老天长眼，盛氏得知后，赶紧打电报问孙宝琦可有此事·孙宝琦回电是的，是有这么回事。盛宣怀即刻大喜，决心在房子问题上动足脑筋，或许能讨大总统的欢心。
府学胡同的这幢房子，原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伟侯）的房子，二层楼花园洋房。1910年李国杰出洋，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就将此屋抵押在德华银行，押银七万五千两。盛宣怀到北京做尚书后将其赎出，并转押在正金银行，仍是七万五千两银。后来盛又添造了前后两屋。用银三万数千两，所以在正金银行的押款亦增至十万五千两。开始袁世凯的人来看房子，听说此价认为太贵，后来又提出可否租住。盛宣怀知道详情后，立即函告北京正金银行的总办实相寺君，再邀当日初次来问屋之人洽淡，请其转告盛宣怀的意思。那意思即是：“鄙见可请大总督或家眷先行居住，如果合适，只须照李伟侯押七万五千两付还正金银行，所有契据二张即由正金交呈，亦不必拘定付款日期，其未付款之前，押息七厘，仍由敝处付与正金银行可也。除抄函知照正金银行总办实相寺贞彦君责照外，兹特专遣家丁吕素到京，所有屋内原购陈设器具悉数点交，惟亲友寄存各件，即由该家丁带回……”
第七章 豪门联姻（5）
此信是写给孙宝琦的，请其在北京代为周旋此事。“洋式楼房两重，虽不华丽，确是爽明，住眷最宜，洋式家具均备，稍有花木，并有热水管，如果合用，祈即转达，尽可即日收用。候示，当即函致正金银行，所有押款，当由敝处认还该行，项城总统可无庸过问也。”如此热心地把房子让给袁大总统住，当总统的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当然，也得给亲家一点好处，所以另一信的末尾就有“尚有马车一辆，青马两匹，送交尊处备用可也。”盛氏考虑问题向来滴水不漏，亦是他多次能转危为安的一大诀窍也。
后来，袁世凯果真承其好意，把庞大的家属队伍安置进去住了，大约住了半年多时间，又迁去中南海了。此屋后来由段祺瑞接住。可见几十年间，此房进出的全是些头面人物。又据说解放以后，此屋归康生居住。然而十年前笔者来到府学胡同寻觅当年遗迹时，已经被拆掉了。
作为亲家，孙宝琦对盛氏已努力到家。但他做人也有自己的原则，后来很快又跟袁世凯闹翻了。他于1913年至1914年3月，连任熊希龄、徐世昌内阁的外交总长，于民国三年任国务总理。后来日本人见袁世凯想当皇帝，恢复帝制，需要日本人的帮助，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事情，日本人就乘机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强迫中国承认。袁世凯原则上要认可，而孙宝琦坚决反对，最后力争不得而于国是无望，便自动引退了。
后来复出，历任税务处督办、审计院院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经济调查局总载、全国赈灾处处长等职，这期间，曾因反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现一事，再次跟袁世凯翻脸，遂愤而辞职，袁世凯拿他也没办法。
1924年1月，孙宝琦再次被推为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没几年，因反对向法国借款的所谓“金法郎案”，再次拂袖而去。
孙宝琦原本就清廉刚正，不刻意积蓄私产，加上民国后多次辞官，家口又众多，后来经济上就常常捉襟见肘。每次辞官离京，都是由他的朋友和旧属为之操办路费和行李，最后一次辞官南归，由于杭州的祖宅已年久失修不能居住了，就只好暂借住上海哈同花园。哈同仰慕他的名声，几十口子人一并住进，也毫无他言。后来他年迈病重，就移居盛公祠后面的汉冶萍公司俱乐部（北京西路万航渡路路口的交通银行的后面，现为警备区老干部活动室和医疗室），直至去世。他全家离开北京的时候，连付房东的房租都付不出了，而房东是建造北海的工程师，因仰慕孙公的为人，就说“算了，算了”。而孙公内心过意不去，就把从法国带回来供女儿学习的两架钢琴，吩咐人抬了过去，算是略表谢意。
他去世的时候，人们来凭吊时送的挽联，大多都赞美了他廉洁清正的品格。其中，当年的大总统徐世昌送的挽联是：“门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横批是：“旧雨晨辰”。一方面是感叹老朋友越来越少了，少得像清晨的残星一样，另一方面是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为人和清廉。先是拿诸葛亮作比，说诸葛亮作为一代丞相，一生廉洁无私，身后别无长物，家中只有八百棵桑树，而他孙宝琦，连八百棵桑树也没有，故曰“家少”；又说他像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一样好客，养了三千门客，所以又说“门多”。
孙宝琦还有一件当今之人知之不多的壮举，就是在法国曾暗助孙中山先生脱险。孙宝琦当年出使法国时，适逢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后来到巴黎。有一天，湖南籍留学生汤芗铭及王某三人，得知孙中山先生的行踪后，就合谋以问学为由，将中山先生骗出寓所，到一咖啡馆喝咖啡，中途汤芗铭悄悄退出，潜入中山先生的住所，将其行李及文件一并偷出，送至公使馆向孙宝琦邀功。时孙宝琦已看出大清帝国的末路，对革命党极为同情，于是一方面把东西收下来敷衍汤芗铭，暗中嘱托李石曾，将这些东西给中山先生送回去，并送上一笔旅费，劝其赶快转移，中山先生由此得以解脱。有人说，假如中山先生当时碰到的不是孙宝琦，而是其他什么封疆大吏，那后来的民国史大概就要改写了。
此话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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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乡关何处（1）
流亡日本好辛苦
盛宣怀被清廷宣布革职，并且“永不叙用”两天之后，他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陪同下，经天津去青岛，12月14日由青岛转到大连，12月31日，再从大连去日本，这次还带上了四儿恩颐和五儿重颐。到日本后，在浙江富商、旅日华侨商会会长吴作镆（字锦堂）的帮助下，先住在神户盐屋山的东方旅店，后来则租住当地民屋。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无巧不成书，那时他们哪里能想得到，若干年后，盛宣怀与吴锦堂也成了亲戚了。原因是盛宣怀的外孙邵式军（四小姐盛樨蕙的儿子）娶浙江督军蒋尊簋的女儿蒋冬荣为妻，而蒋冬荣的外公正是当年在日本的吴锦堂！
神户依山傍水，与明石市毗连，宽阔的明石海峡，终年风清月朗，类似中国的青岛。可是这一次来日本不比上次来治病，他无心欣赏皓月长风，能有个临时的安身之地已是不错了，况且国内来的消息，无不是些“抄没、查封、勒捐”之类的坏消息，这使他在穷愁潦倒之际，身体状况也每况愈下，自觉老境已至矣。
他不得不接连向国内发电发信，主要是请他的一些洋朋友，在此危难之时，出来帮兄弟一把，出面保护盛家的财产。受其委托的人主要有：日本人森恪（三井洋行职员）、英国人答拉斯（英国通和洋行经理）、美国人福开森（字茂生，盛本人的洋顾问，曾任南洋公学总教习，由盛氏保荐为大清邮传部的洋文秘书）、日本人高木陆朗等。
他接连签署“委任状”，委任森恪：“所有别表目录记述一切财产，原来归盛氏独产及其股份之私有者，现次为森恪君代表盛氏，所有以上一切财产交付森恪君。故兹言明：森恪君有一切全权（随时电商）。特给为据。”又与高木陆郎订立由朝日商会出面保护盛氏财产的合同，合同规定：“所有盛杏记苏州、南京、杭州、湖北各地基并江苏各典当以及各市房，委托朝日商会保护。”在此之前，还曾将一份在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五十万两银的押据，过户于福开森的名下，又请福开森帮忙管理一部分房产。通过答拉斯，办理招商局各码头在汇丰银行抵押银一百四十五万两……
这些洋朋友鉴于旧情，都是肯帮忙的，问题是革命浪潮到来的时候，洋人的身价也掉了，尤其是日本人。有时日本人越出面越糟，基层革军根本不买账，越是依靠日本人就越是说明你卖国！于是他的三儿子盛同颐赶紧给老爸去电报：“还产无公令，骤由日人出面，无论有效与否，恐群起反对，内地尤虑生枝节。万一决裂，几无立足之地，乞详酌再办。”盛宣怀的亲信李维格（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经理）亦来电报说：“察看情形，公若借外力，不但财产不保，尚恐激成他变。朝日商会事亦万不可行。只有静候风渐过去，再筹保金，押股人极疑虑。”
这样一来，简直就无计可施，只好束手待变，等待命运的发落了。还好，渐渐地，总算盼来了点好消息，长房长孙盛毓常前被浙江军政府拘捕，后由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以“盛氏罪状未定”为由给放出来了。真是谢天谢地，只要人没事，这比什么都好。盛宣怀忙打电报问管家顾泳铨：“常放（毓常被放回），谁之力？朝日商会罢。”看来日本人还是有点用的，于是又恢复了些信心。
第八章 乡关何处（2）
果然，高木陆朗二月份的来信，带来了更重要的好消息，关于保护盛氏的所有财产事，接到森恪从南京的来电，说是经过各方走动，已跟民国政府说妥，民国政府将照宫保所拟草稿办理，可知照各省都督府，完全保护等等，望祈放念为荷。然而，关于“报效”（即捐饷）一节，原先已许诺三十万，森恪已向民国政府讲过了，现在已不好再改口了，仍出原议三十万为安。而且告诉盛氏，他原拟请三井洋行先行为之垫款，早日付款，产业问题早得解脱，然而三井董事会不肯，无奈何，只好再商之山本条太郎（原为井上馨秘书，时兼三井洋行上海分行经理）。山本故与盛宫保交谊深厚，慷然允诺……
这真是天大的好事！这么说来，不仅民国政府同意保护盛家的财产，而且“助饷”的钱也解决了。不几天，北京方面也有消息来，说是袁世凯也主张保护盛氏财产。但是盛还有些不放心，立即打电报给管家顾泳铨，要他设法与森恪联系，索要民国政府的还产命令看看，他要看到真正的公文。估计这个公文还是有的，只是各地执行起来极不情愿，竟拖至两年之后才算真正解决，这期间亦不知花去多少“捐饷”和人情。
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令盛氏头大的问题，即南京政府要盛宣怀出面向日本借款，以及日本人提出的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的问题。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前后说法不一，一会儿要合办，一会儿又要“爱国”，不合办了，而作为中间人，盛宣怀再次尝到了里外不是人的滋味。
原先，汉冶萍这个中国惟一的钢铁联合企业已经疲惫不堪了，为了摆脱困境，主要是解决资金问题，在日本人的怂恿下，曾动过中日合办的脑筋。作为汉冶萍的总经理，他事先与日方作过一些可行性的探讨，本来也无可厚非，只是慑于国内的革命浪潮，不敢明日张胆地动作，只能悄悄地进行。所以当隐居青岛的时候，日本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就曾发一密电，请他到大连来，密商一切。这个小田切万寿之助，当年曾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1906年任日本正金银行董事，次年兼北京分行经理。在关于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谈判过程中，他是日本东京财团的代表。他邀请盛宣怀北上密谈，说明已进行到实质性内容的讨论了。
问题是刚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面临财政极其枯竭的时候，也想到了日本人的钱袋，想通过盛宣怀向日本借款，因为临时政府穷得连军饷都发不出了，军队日有哗溃之虞，而要巩固新生的政权，没有一支巩固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就派出代表何天炯（字晓柳，广东梅县人，时任广东军政府顾问、南京临时政府在日借款代表）与盛宣怀联系，请他以汉冶萍公司的名义向日本借款，然后借给国民政府。
盛宣怀当即回答，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但他太明白日本人的心思了，所以也直截了当地告诉临时政府的代表：“目前即以产业加借押款，无人肯借。或如来电云，华日合办，或可筹借；或由新政府将公司产业股款、欠款接认，即由政府与日合办，股东只要股款、欠款皆有着落，必允。否则，或由公司与日商合办，均可。惟合办以严定年限、权限为最要，免蹈开平覆辙。”说明盛宣怀尽管答应中日合办，还是担心主权的问题。 。。
第八章 乡关何处（3）
尽管盛宣怀明白，仅以汉冶萍的资产作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已不大可能，但他还是在答复南京政府的当天，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了一封商借款项的信，果然小田切不予接受。小田切三天之后复信说：“顷展来函，商借巨款日币五百万元，查贵公司前借敝行款项为数已巨，向来借款均有货价指抵。现值贵国内乱，敝制造所等处订购贵公司货物不能如期交货，目前贵公司能否开工，实无把握。前欠尚无着落，断难再行添借，特此奉复。”
小田切讲的都是实在之情，汉冶萍本已借正金银行巨万，目前国内正乱，厂已停工，旧欠何时能还尚不得知，怎能再借新款？人家有钱不肯借，你又有什么办法？
按照孙中山的意思，“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由政府接任，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先将各欠款清偿，留一二百万作重新开办费，再多借款百万转借民国。”关于盛氏的国内财产一节，孙中山的答复是：“动产已用去者，恐难追回；不动产可承认发还。若回华，可任保护……”
对此，盛宣怀只有苦笑。他心里明白，他何尝不想多借点钱，一来厂子可以重新启动，二来又可上新厂，三来又可以转借给民国政府一部分，汉冶萍可作二老板，更何况如此之功劳，可换回他的财产得到发还和保护，何乐而不为！问题是孙中山先生并不了解汉冶萍早已是负债累累，日本人认为你已无甚产业可抵押了，非中日合办就不借钱。
这时，南京政府陆军部总长黄兴又直接发电给盛宣怀，大意是说，军队内部的情况已经万分紧急，军饷问题已刻不容缓了。那电报云：“前由何天炯转达尊意，承允助力民国，由汉冶萍公司担借日金五百万元，归民国政府借用。见义勇为，毋任钦佩。兹特请三井洋行与尊处接洽，商订条约，即日签押交银，公私两益，是所切盼，并复。”
盛宣怀被逼得无法，第二天只好厚着脸皮再给小田切万寿之助发函，进一步说明情况，并派出专员到东京面陈一切，不得不再行专函切商：“务祈设法玉成，以济要需。特再函恳，翘盼复音。”盛宣怀与洋人打交道几十年来，还从来没有如此窝囊过，这次真的是豁出老脸皮上了。然而日本方面还是通不过，小田切第二天就复信：“敝行因贵公司无货可抵，按照敝行章程断难再行通融。惟闻三井曾有华日合办之说，弟一再筹思，除此实亦别无办法。”
又是当头一棒！
然而这样磨磨蹭蹭的信来电往的，南京的陆军总长黄兴沉不住气了，来电质问并威胁道：“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其早图之，盼复。”
在这种情势下，为了借钱巩固军队，民国政府作了让步，同意将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并于1912年1月26日，在南京签订了关于“合办”的草约，1月29日，李维格与小田切在神户签署了“合办”的草约。但这仅仅是政府与总经理方面与日本方面的签约，日本人又提出，汉冶萍是股份公司，关于“合办”之事，还应有所有董事的批准及股东的证实才行。但考虑到民国政府用款甚急，“为了尽速向您提供借款，已洽妥以汉阳铁矿为抵押，先筹借二百至三百万日元……”（上海三井物产会社致孙中山函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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