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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王牌军-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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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在逃兵中的杨倬云见势不妙，赶紧对营长廖五章说：“快，快拿出银元。”
廖五章负责守军的银赏管理，不知军团长是何意，杨倬云急了，踢了他一脚，说：“快，快给每人发3块‘拼命奖’。”
这时，廖五章才明白过来，赶紧取钱“发奖金”，可是，他没发几个人，就腰部中弹，由两个士兵挟持着，走了几步就倒地毙命了。
杨倬云见阵地已丢，营长中弹身死，就策马往关上逃，可是，走几步，猛抬头一看，见关上已红旗招展，大风吹得它在“呼啦啦”的飘着，这唬得他不知所措。原来就在2营血战时，274团另一个连迅速猛从西侧插入，夺了关口。这一下退路被堵死了，杨倬云急得汗水流得把军装都浸湿了，带着几名心腹随从逃往营盘嘴。但是，后面陈康率领2营紧追不舍，杨倬云前面又是数十丈深的悬崖峭壁，结果陷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最后，他无可奈何地一咬牙，纵身跳下了险崖，竟一命呜呼了！
4月2日黄昏，剑门关之战结束，守敌四个团被全歼。
剑门关战斗结束不久，陈康就被调任为副团长。2营仍然经常作为王树声副总指挥直接掌握的预备队，出雄关，奔江海，翻山渡水，斩关夺隘……这一仗，胡宗南又没有“大展宏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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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胜利会师后的苦难历程（1）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胜利会师。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确定集中主力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但是，张国焘野心勃勃，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结果使得胜利会师的红军又陷入了一场苦难之中。
（1）
自从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一直是红四方面军将士艰难苦战的执著目标。
在两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10万多将士上上下下都以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兵强马壮，人多势众。
为了迎接胜利会师，在讨论会师口号时，政委陈昌浩提出说：“就用‘欢迎30万中央红军！’，简简单单，也把我们的心情表达至尽。”
“恐怕中央红军没有那么多，还是留点余地吧。”
总指挥徐向前认为毛泽东和朱德受到蒋介石的万里“围剿”，难有30万的大军，于是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意见却遭到了张国焘的反对：
“不要灭自己的威风，长蒋介石的威风嘛。就用这鼓舞士气！”
这时，除徐向前外，红四方面军将士大多数是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土生土长的，没有出过苏区，因此个个都相信中央红军有30万兵马。对此，张国焘也不断进行“宣传”。
一次，他告诉王树声说：“中央红军不仅有飞机、大炮还有坦克。”
王树声听罢这话，说：“我们在鄂豫皖根据地时还有过‘列宁号’飞机，中央红军有飞机大炮有什么奇怪？”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王树声都对红一方面军的实力没有怀疑，更别说其他将士了。结果，在这次会议上，陈昌浩提出来的口号没有因徐向前的异议而修改。
会后，红四方面军把“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口号刷得到处都是。
在两军即将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战士们兴高采烈，相互开着玩笑说：“中央红军30万兵马，飞机、大炮、坦克什么都有！哪像我们呀！”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胜利会师了。
可是，当红四方面军将士见到红一方面军时，发现经过长征来的中央红军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人马哪有什么30万？连三万都没有，两万人马都不到！相反，红四方面军的人马是中央红军的5倍多。眼前的现实和原来张国焘他们的宣传相距甚远，四方面军的将士们不禁大失所望。
而张国焘听说红一方面军人少马瘦，一反原来的态度，张狂起来。在与毛泽东和朱德等见面时，他飞马奔来，马跑起的泥水都溅到了毛泽东等人身上。随后，在与毛泽东等人交谈中，他说话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连四方面军有多少人马都不肯说出来。
最后，张国焘暗中起了歪主意，野心勃勃，开始分裂党和红军。他对红四方面军将士说：
“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时，有30万大军，现在还剩下多少？才一万多人，而且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缺兵少弹！”
他把中央红军2万多人又减了一半。接着，他又煽动不知情的战士们说：“我们从鄂豫皖苏区出来时，只有两万人马，而现在呢？10万雄师，兵强马壮。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他们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把红军搞垮了！”
许多红四方面军的战士都被张国焘搞迷糊了。张国焘见阴谋得逞，不执行中央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拉起队伍南下，要去“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
（2）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张国焘挂起了一条横幅：
“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
在会上，张国焘大谈特谈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说北上行不通，要南下建立根据地。张国焘打仗不行，搞小动作，玩阴谋却有一套。在他的花言巧语下，会议通过了“决议”，诬蔑党中央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是“进攻路线”。当张国焘挑起红四方面军和党中央的矛盾，大肆进行分裂活动时，红四方面军大多数将士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关系到红军前途命运的“路线斗争”，相反却被张国焘蒙骗了，连王树声等高级干部也被他蒙蔽了，都以为党中央真的“路线错了”。红四方面军将士都是些硬汉子，对于“错误路线”自然敢于进行斗争。
7。胜利会师后的苦难历程（2）
一天，王树声见到红一方面军第9军团长罗炳辉。
此时，罗炳辉手下只有一个营的兵力，王树声当面奚落他说：“你当什么军团长？要是我，干脆当个营长算了。”
罗炳辉是红一方面军的一员有名战将，闻听此言，面红耳赤，没有回答他就走了。
事后，红15军军团长徐海东听说此事都觉得不好，说王树声：“你当年在木兰山时，31人叫91团。你31人叫一个团，人家一个营不正好是一个军团吗？”
王树声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
（3）
为了达到南下分裂的目的，张国焘又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到成都吃大米，打下成都过新年！”这个动员口号对于以四川兵居多的红四方面军将士来说，很有诱惑力和号召力，于是，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率领下背弃中央的决议，直向川西平原而去。
在一派混乱之中，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余天云出事。
在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几乎是不搞思想教育的。他有个特点，奖罚都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进行，他要奖励哪个干部，把他叫到他那里去，陪他住几天，住在警卫班，出来以后就是提拔；对犯错误的干部，他也是照这个办法，叫他到他的警卫班住几天，若是态度好就从轻处理，若是不好就送保卫局。红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张国焘这样做的结果是，部下打仗很勇敢，但作风较粗鲁。这次许多人听信张国焘“中央路线错了”，其实，也是与红四方面军一些人政治素质不高有较大关系。
31军军长余天云就是这样一位打仗勇敢而素质不高的红军青年将领。
余天云是湖北黄安人，参加过黄麻暴动，1928年入党。在鄂豫皖时，他从班长做到排长、连长、营长，由于作战勇敢、战功卓著，又担任过红4军36团团长，后升为红11师师长，1933年提任为30军军长。余天云年纪轻，文化太浅，阅历又有限，性格刚烈，争强好胜，受张国焘的影响，因此有军阀作风，打仗不怕死，也不讲究战术，喜欢硬拼，他参加过多次战斗，几次负伤。
1934年年底，21岁的余天云调任31军军长。张国焘南下后，因为31军93师274团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两军会师时，出于对朱德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中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他。在阿坝时，余天云听说此事大骂周时源，并派人揍了他一顿。然而，张国焘南下，政令与中央不一致，致使各军师下面的许多工作都不好做，余天云于是有时发泄几句不满。这一下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他以为余天云反对自己南下，借他派人打周时源之事说余天云打骂干部战士，也不请他到自己的警卫班“住几天”，就撤了他的军长职务，然后，把余天云调到了红军大学“学习”。
余天云来到了红军大学后，任高级指挥科科长。
这时，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也被他罢职，“发配”到红军大学任总教官。在学员中，余天云年龄小，职务高，由于以前深得张国焘的信任，染上骄横霸道作风，因此在学校里对被张国焘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刘伯承，自然也不放在眼里。一次上课时，他竟与刘伯承当面顶撞起来，在刘伯承面前口出狂言，大喊大叫，惹得刘伯承大怒。红军大学政委何畏也是张国焘的亲信，碍于军规校纪，出面制止，并且上告了张国焘。
何畏原来是四方面军第9军军长，平时何余两人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你不服我，我不服你，疙疙瘩瘩有一些矛盾。余天云来到红军大学早就对自己当学员、何畏当政委不服气，这次受了何畏的气，当晚就把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师、团长请来喝酒。几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气，仗着酒劲，嚷着要打何畏。
何畏听说此事后，吓得到处躲。他们都是有枪有警卫员的干部学员，一时弄得红军大学里气氛十分紧张。
张国焘闻讯后赶到学校，对余天云这种目无上级、狂妄自大的行为不便公开袒护，便来了个“挥泪斩马谡”，将他声色俱厉地训斥了一通，除命他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外，还当众命令警卫员缴了他的械，把余天云关进禁闭室反省。
余被关后更不服了，暴跳如雷。行军时，让他走他不走，让他骑马他也不骑，一路上叫嚷：“何畏当政委，凭什么我就当学员？”最后，战士们没办法，只好用担架强行抬着他走。过大金川时，有一个铁索桥，战士们抬他走到桥心。突然，余天云说了一声“去他娘的”，一翻身赌气跳到河里，一下就被江水淹死了。
7。胜利会师后的苦难历程（3）
余天云作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打仗很勇敢，也不怕死，但是恶习不少。身为一个军长，政治觉悟却如此低。他自杀后，在红四方面军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此，连一向偏爱余天云的张国焘也不得不说：“他心理太脆弱，举动太轻率，是不足取的。”
其实，余天云之死，就是张国焘军事教条主义害的。
毛泽东听到这件事情后，并未多说什么，淡淡“唔”了一声，道：“余天云还是个娃娃嘛，想不开，寻了短见，怪不得谁。”
余天云离开31军后，王树声遂兼任31军军长。
王树声一上任，就率领中纵队，直逼天芦城。经过十几天的激战，王树声指挥红军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三座县城，击溃了刘湘、杨森等四川军阀数万人的堵截，共歼敌5000余人，击落飞机一架，控制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
红军攻下芦山城的当晚，张国焘就迫不及待地致电陕北，向毛泽东、周恩来炫耀他南下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并且还说：“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4）
就在张国焘向毛泽东等人“证明向南不利是胡说”时，他却没有想到，红四方面军南下，进入川西，立即造成了直掠成都的战略态势，四川的各路军阀见自己的地盘马上要成为红军的天下，立即也不管平时勾心斗角的恩恩怨怨了，马上抱成一团，要和红四方面军拼命。这时，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中央军也因为红四方面军的南下转而追杀过来了。
一场恶战血战，迫在眉睫，而张国焘却并不知道，照样“南下”。
1935年10月19日，天还没有亮，国民党军十几个旅，从东、北、南三面向红四方面军发起了进攻。这一次蒋介石是下定了决心要张国焘往死里整，飞机、大炮等重武器全用上了，投入兵力超过了10万。
战斗一打响，蒋军强大炮火就把红四方面军炸得一片混乱，仓促之间，红军迅速组织阵地进行反击。这时蒋介石的飞机一批批地飞来，疯狂轰炸。与此同时，整营整团的川军轮番猛攻。结果，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刀光血影，枪炮声和喊杀声震动几十里外。
百丈一带地势很开阔，尽是些丘陵和水田，连大一点的深沟都没有。红四方面军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隐蔽十分困难，而蒋介石嫡系部队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远远比川军高，又出动了飞机大炮，红军伤亡很大。但是，他们坚守在月儿山、胡大林、鹤林场及黑竹关至百丈公路沿线的山岗丛林地带，与敌反复拉锯，血战了三天三夜。
在第三天，中央军两旅打到了水田，准备从这里去攻进百丈，情况万分危急，王树声急派274团团长陈康亲自带人前去阻击，陈康组织几十挺机枪卧地扫射，把整营整连的敌军击毙在稻田里。但是，由于公路畅通，国民党军又迅速调兵，后继兵力不断增加，号称“战无不胜”的勇将陈康也没有把敌人击退，激战一天一夜后，被迫后撤，蒋军跟随着前进。第二日，百丈被攻破，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百丈街上的房屋全部着火，浓烟烈火，双方拼搏斗，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血流满地，到处都堆满了尸体。
这场恶战打了七天七夜，红四方面军共毙伤敌人万，但是自身伤亡也过万。经过七昼夜鏖战，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撤出百丈，退到天全、芦山、宝兴等地与敌人对峙。
随后，苍天好像也有意和红四方面军过不去。这一年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下了一场十年未遇的漫天大雪。天全、芦山、宝兴等地漫山白雪，地冻三尺，这对缺衣少粮的红四方面军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大兵压境，再加上漫天大雪，红四方面军已经陷入了绝境。此时，不少人已意识到张国焘叫嚣的“南下进攻”是完全错误的。王树声也在血的教训中觉醒了。
张国焘南下碰得头破血流，最后不得不北上。至此，他的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方针宣告破产。红四方面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南下时的八万多人打掉了一半，剩下四万余人。
1936年2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进行撤退，为了摆脱蒋军的追击，不得不重过雪山草地，去与中央红军会合。
翻越大雪山后，正在准备过草地时，王树声终于病倒了。
王树声得的是疟疾病。这是红军中常患的一种疾病，可对他来说，病因却很复杂。心病才是导致他生病的主要原因。王树声生性耿直，心里什么事都藏不住，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率领下南下，一路上挨打挨饿，牺牲的人数过半，经过多次打击后，王树声渐渐认识到了张国焘的南下政策是错误的、中央的北上决议是正确的，有了新的认识后，他也时常发几句牢骚，说几句张国焘的怪话。张国焘对此却是严格镇压，一个名叫杨明山的团政委，因为不满，说了一句“张主席领导得真正确啊，领着我们吃青草。”差点被张国焘砸了“核桃”（杀头）。王树声的怪话传到张国焘耳朵里后，他马上借口他生病身体不好，把他兼军长的实权撤了，只是给他一个“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的头衔。
随后，王树声被人抬着，开始过草地。
（5）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西康会师后，北上到甘南岷州一带，边战斗、边做群众工作。
这期间，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萧克因肠胃发炎，在后方休息。稍好一点后，他奉命到红军大学当校长，接替要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到成县、徽县去的刘伯承。
一天，萧克接到朱德总司令来的电话，叫他到红军总司令部去一趟。
萧克赶到总司令部，朱总司令对他说：“西北局决定要打胡宗南，以便同一方面军会合。现在红31军军长王树声生病了，你到31军当军长，打胡宗南去。”
萧克说：“可以。”
就这样，萧克到了红四方面军，就任了31军军长。
10月10日，在张国焘处处碰壁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又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了。随即，31军在萧克的率领下奔赴抗日前线。
8。三次设伏七亘村（1）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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