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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田中出任首相的是滨口雄幸（1871～1931），他也很快面临危机。在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中，他未能获致对日本主力舰比率的重大改善。伦敦会议旨在检讨华盛顿会议有关海军限制的协议。这事在日本国内引发民众的愤怒。滨口被一名狂热的右翼青年枪杀，终因伤重不治而死。几年后，日本退出所有有关海军限制的条约。
　　1931年9月发生“沈阳事变”。这几乎是1928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使用的战术的重演。靠近沈阳的一条铁路又被日军炸毁，且他们再度声称是中国人干的，他们希望这将引发危机，进而强化日本的军事立场。事变是由石原莞尔（1889～1949）领导的一群中阶军官执行的，但这次它受到军事指挥部高阶人物的默许。
　　这次温和派没占上风。与1928年的事件不同，这次日本军事干预在爆炸案发生后迅速随之而来，事实上在几小时内就采取了干预。政府没有能力阻止。由滨口的继承人若规礼次郎（1866～1949）领导的民政党内阁，因无力解决危机而在几个月后辞职。在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是年迈的犬养毅（1855～1932），他尝试控制军方，但在就职仅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犬养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位代表政党的首相。
　　裕仁据说对军方在满洲的行动大为震惊，其弟秩父宫亲王劝他干预，但他拒绝这样做。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他实际赞成或不赞成军方的行动到什么程度，但他不采取行动与他的沉默使一般民众认为他支持军方在满洲的行动。
　　日本在满洲的军事干预不久导致关东军在1932年3月成立“满洲共和国”。这个陆军建立的国家在同年9月被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并在1934年3月改名为“满洲帝国”。皇帝是著名的清朝末代皇帝——傀儡统治者溥仪（1906～1967）。
　　沈阳事变引起国际联盟的反应。由英国李顿爵士（Lord　Lytton）率领的调查团在1932年初来满洲调查。根据其报告，国际联盟大会在1933年2月谴责日本的行动。日本迅速退出国际联盟。
　　在野党受到恐吓，军方现在几乎不受抑制。“思想警察”活跃，有错误思想的人被暗杀是很平常的。天皇本人似乎对军方的扩张计划不构成障碍。军方毅然保护他，以免受到有错误思想的“邪恶顾问”的左右，那些顾问见解太过于西方与自由主义。美浓部达吉是许多受害者之一，他的有关宪政的见解使他被控叛国。他的著作有很多被收回。
　　复兴日本的运动往往被称为“昭和维新”，但这运动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味。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与中期，为了促成这维新运动甚至发生过若干暗杀事件。
　　最有名的政变“二二六事件”发生于1936年2月26日凌晨。由下级军官率领的1400名士兵突袭若干政府大楼，杀死或刺伤若干主要政治人物与皇室顾问。他们的目标是要成立一个比较同情其极端民族主义理念的军政府。但他们并未获得全面支持，而军方高层对他们的行动看法分歧。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是裕仁。叛军宣称他们绝对效忠天皇，而当裕仁因为叛军攻击其顾问而震怒，并拒绝跟他们扯上任何关系且坚持把他们当作叛徒审判时，叛军运动受到严重削弱。裕仁也拒绝给他们切腹自杀的权利。叛军领导人士希望审判能提供给他们一个表达意见的场所，但当局甚至连这个也不答应，因为审判是秘密进行的。19人最后被处死，而其他70人被关进监狱。但公开表示同情的高阶军官没人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是裕仁坚决干预与军方受到抑制的一个罕有的个案。大体上，军方在裕仁的昭和头10年以牺牲议会、政府的代价，获得对全国的控制。他们具有侵略性的反西方、反自由主义的情绪（许多民众也如此），没有使“百姓昭照万邦协和”（昭和）的时代有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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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1）
在“二二六事件”中因为共谋被处死的人之中有一位激进民族主义者北一辉（1883～1937），他是昭和维新运动的重要思想家。他想发动军事政变，除掉无能的政府领导人士，以恢复天皇跟人民的直接关系。他视天皇为绝对的，但有趣的是，他不把天皇视为神，这可能是他毁灭的原因。无论如何，北一辉认为天皇应暂停实施宪法并排除政治人物与企业家的败坏影响，以便指导全国土地与资产的公平的重新分配。他也视日本有一个特殊的宿命，要解放在西方帝国主义桎梏下的亚洲国家。一旦日本恢复元气与活力，日本就能领导团结的、自由的亚洲。
　　北一辉的信念只是当时用来为日本扩张主义辩护的一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尤其普遍的是，天皇是绝对神的概念与日本占领并控制亚洲以便解放亚洲的理念——日本特有的反帝国主义之帝国主义的理念。
　　天皇是绝对的神的概念有很大部分归因于1890年的《教育敕语》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被大大地强化。其顶点是《国体之本义》（国家的基本原则）——天皇制的经典。这份有如书本一般的文件是由文部省（###）于1937年3月出版的。它使用非常类似《教育敕语》的术语，而且同样为学校教师与其他有权力的人使用，以便对学生灌输他们认为正确的观念。在1937年，全国人口至少有36％的人是在义务教育的年龄层，因此是一个很好的教化标的。
　　它是一份诉诸感情而非理智的文件，内容充斥着矛盾，其刻意矫揉造作的用语使文件的详细分析超过大多数读者的阅读能力。同时，这样的用语使它有古代与权威的气味。其要点是强调天皇的神祇起源及完全自我牺牲服从其意志的重要性，以至于效忠天皇与他的国家变成与其说是责任，不如说是人生的目标。
　　《国体之本义》为日本国作下列的定义：
　　天皇接受建国者的神谕，其不间断的家系永远统治日本帝国。这是我们的永远不改变的国体。因此，基于这个大原则，全国人民团结成为一个大家国并服从天皇的旨意，加强忠孝美德。这是我们的国体的荣耀。
　　天皇是“现人神”（神的化身），“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而服侍他“不是责任，也不是服从权威，而是内心的自然表现”。跟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的公民是“不同的个人的集合，统治者与公民之间没有深厚的基础来团结他们”，而“天皇及其臣民来自同样的源泉”。“天皇与臣民的关系是父子关系，这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不是像西方统治者与公民之间的仅仅契约式的关系。日本真正信奉“天人合一”的天道。和谐也是这关系的特色，因为“和谐是我国建国伟大成就的一个产品”。最终的和谐是天皇与臣民之间的和谐，说得更确切一点，“和谐的极致是臣民为天皇牺牲生命”。在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带来腐败”，而“我们必须扫除精神的腐败与由于沉迷于自我而产生的知识的蒙蔽，回到纯净的心灵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本或亚洲的缘故，而是为了整个世界的缘故。“我们应该这样做，不仅为了我国的缘故，也是为了正挣扎着跳出个人主义僵局的全人类。”
　　在《国体之本义》发布后的10年左右期间遇见日本人的西方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很惊讶地发现，不仅平民而且许多高层且很有才能的日本人似乎也相信这宣传——甚至那些协助策划的人之中有些人也相信。至20世纪30年代末期，确实所有小于50岁的日本人曾经或正在一个受到控制的教育环境中受教育，这教育依据1890年《教育敕语》，灌输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观。这包括许多位居高职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可能真的搞不清神话与现实的区别，而无疑许多民众真正如此被教化。同时，怀疑天皇制就是让自己冒生命的危险。恐惧也扮演了一个角色。
　　天皇在战前意识形态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时使得《国体之本义》的其他要点被忽视。这些要点之一是提倡下列理念：日本人“与自然合一”且比受到个人主义污染的西方国家享受较纯净、较自然的生活。对环境决定论有特别兴趣的著名哲学家和辻哲郎（1889～1960）是起草《国体之本义》的委员之一，他几乎肯定会在该文件中给日本人特别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如此重要的地位。虽然那可能不是他的真正意向，它被用来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扩张的另一个理由。日本人能够声称，他们在亚洲大陆的扩张不仅旨在挣脱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枷锁，并且在较深的层次要恢复天人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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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扩张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2）
这天人合一被称为“结”（结び，musubi），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结合了“结合”、“和谐”及“联结”的意义。它有“生殖”的含意，以及“生命力”的引申之意，还有跟新生命有关的“原始纯粹”的含义。
　　对“结”的最清楚的英文解释，可以在河合达夫1938年发表的《日本扩张的目标》（The　Goal　of　Japanese　Expansion）一书中找到：
　　在他们的作为一个独特的种族的进化过程中，在他们的自然环境与他们的各式各样令人振奋的气候的影响下，日本人获得了对美丽与纯净的爱好。他们靠近自然居住……作为神明的子女，我们的祖先过着与自然和谐的生活，获得自由的社会观，而这社会观发展成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同时，他们察觉在自然的力量中有神秘力量的运作后，他们有系统地陈述“结”的哲学……我们的祖先观察不间断的四季循环与快乐的生物繁衍，他们察觉到在自然运行里有一个力量或原则的存在，这力量或原则创造、滋养以及繁衍各类事物。他们称呼这力量为“结”……日本历史就是他们对自然的信仰（大和民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与天人合一）的发展的纪录……保存自然与重新发现自己！——“结”的哲学如此传授。
　　河合继续解释日本人如何试图使退化中的中国恢复“结”的精神，这样做是为中国本身以及全亚洲的利益：
　　遵从“结”的指令，日本连同复兴的中国将与那创造与滋养生命的宇宙力量合一，并协助促进那美化与净化亚洲生活的无止尽的过程。这是日本的中国政策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使用如此冗长华丽的哲学词藻，来为日本的对华政策辩护。许多人只是像纳粹那样提到生存空间的需要，忽视了仍低度开发的北海道地方。生存空间观往往跟一个显然经过选择的论证连接在一起：只有移民、向国际市场进军及领土扩张三种方式来减轻过剩的人口压力。日本大概除了第三种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因为西方国家的排日移民法与贸易关税已有效地阻碍了前两个选择。似乎没人准备考虑诸如在德川时代曾经很有效的人口控制等选择。
　　另一个较简单的辩解是因“沈阳事变”出名的石原莞尔的辩解。他希望日军占领并重新组织亚洲，使日本能利用亚洲的资源，为获得世界控制的最终决战做准备。这战争将是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战争。石原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中世僧侣日莲的影响，日莲认为将会有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最后大战。石原也采取哲学立场，认为战争带来毁灭，将为重建铺路，因此是文明进展的一部分。但尽管有哲学的虚饰，在其人生观里所有的事物都从属于军事考虑——一种单纯的军国主义。
　　石原本人并没有特别受到喜爱，且从未受到同僚们的十分信任。这些因素使他的个人影响力受到限制。石原认为日本必须获得亚洲资源，为将来与美国对决做准备，他的这一观点逐渐受到支持。当20世纪30年代进展之际，他主张的利用军事行动控制亚洲的理念胜过较不具侵略性的泛亚洲主义观点。
　　一个“较软性的”观点是汉学家橘朴（1881～1945）的观点。他认为，作为最有资格的国家，日本应该在亚洲建立的不是军事领导地位而是文化与政治领导地位。这将创造一个文化政治的亚洲实体，这个亚洲实体能够制衡已经存在的西方文化政治实体的支配。遗憾的是，除了提出儒学与皇道作为这个亚洲实体的普遍指导原则外，橘朴未提议任何组织这个亚洲实体的具体手段。他在这些事情上的沉默使得军国主义者较容易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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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1）
确实，日本能够从大陆的资源中大大地获利，尤其是日本本身十分缺乏的自然资源。但当日本对大陆资源的欲望呈现逐渐具侵略性的军事气氛时，有点儿讽刺的是，日本经济正进入复苏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日本已经采取果敢且史无前例的“凯恩斯”措施，利用政府赤字支出来刺激经济在通货紧缩后复苏并阻止景气衰退。日本也使日圆脱离国际金本位，导致日圆贬值约50％，而如今价格远较便宜的日本产品出口增加。至1936年，日本已成为棉花布匹的最大出口国。日本是最先从世界经济大恐慌之中脱困的重要国家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几年中，日本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是5％，而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50％（对比之下，同期的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0％）。
　　这一经济好转显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有军事扩张以外的其他选择，问题是日本是否想追求其他选择。作为一种选择，依据明治口号“富国强兵”的精神，日本可以利用较强劲的经济来建立较强大的军队。
　　一个问题是，虽然经济在全国层次上似乎健全，但并没有足够的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仍是被雇用于农业的农村居民，但农民收入是恢复最慢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的收入仍然只有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约半数。尽管生产力改善，农业就是没有制造业那么有效率，因为其劳动力比率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的两倍以上。在制造业方面，尽管棉花布匹出口成功，纺织业正稳定地让位给诸如机械等较重型的制造业。
　　在1929年与1937年之间，化学品、金属、机械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所占的比率从30％上升至50％。在1920年与1940年之间，钢铁生产量增加11倍，机械增加6倍，化学品也增加6倍。
　　纺织厂往往设在地方城镇的事实，为农村增添了苦恼。
　　由于工业的逐渐托拉斯化，都市工人境遇往往没好多少。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起，政府故意推行一种工业合理化政策，授权重要工业的企业联合。这大大地帮助原已富有且有势力的财阀变得更富有且更有势力。至1937年，单单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就持有全国工商业所有资本的几乎1/7。大财阀企业（工人人数超过5000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小企业（工人人数不到30人）工人工资的两倍以上。
　　政府与财阀的关系并非总是无限的信任。政府里有许多人感觉财阀影响力太大、腐败、颓废且难以控制。他们宁愿不要合理化至如此程度，以至于只有少数财阀在控制，把所有其他大企业都排除在外。这是何以政府奖励诸如日产与丰田等“新财阀”的一大理由，这两家公司在诸如汽车制造等领域尤其活跃。
　　受到德国的启发，政府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制定一连串的法律，对这些主要工业的公司予以帮助。这些法律依靠外汇限制与企业必须被日本人经理控制才能发执照的要求，把外国竞争者挤出去。福特公司是一个特别的威胁，而1936年汽车制造工业法的条款的生效日期被追溯既往，所以福特公司1935年在横滨建造的工厂实际上变成非法。这项法律也给生产军车的公司诸如免税等援助，由此把那些公司置于政府控制下。在石油、钢铁、机器工具、造船及飞机等工业方面，类似的法律也获得通过。
　　当政府加紧对工业的控制之际，军方也加紧对政府的控制。“二二六事变”后，广田弘毅（1878～1948）领导的新内阁成立。广田在职仅几个月，但很同情军方的目标。他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奖励重工业朝军需工业方向发展，并重新制定只有现役海军上将与陆军上将才能出任陆军与海军大臣的原则。
　　同年11月，再度对苏联意向感到不安的日本与德国签署###公约，意大利不久后加入。这个公约基本上是以交换情报的方式，彼此协助对抗共同敌国苏联的协议。
　　翌年，日本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和中国开战。合法派驻的日军在北平（北京）附近演习时声称受到中国士兵开枪射击，这一事变就这样展开了，双方进行了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事件很可能是日军故意挑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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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战争准备（2）
日军进一步声称，有一名日军丧生，但他们从未发表这人的姓名。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