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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的遗书-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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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孙文已由广东开始北伐。队伍之中有保罗金在内。然而一进入南京，左翼便全部遭到驱逐。就像屡次的革命屡次由于旧势力的干扰而失败一样，南京政府一成立，便将在北京候命的小官吏们装满一船运到南京来，财阀们则立刻着手敛财聚宝。那之前，孙文在北京无奈地在遗嘱中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字句。郭先生这一时期针砭政府的文章很有名。我在东京看到了。我那时还在东京的研究室。
我回国时已是1930年，创造社关闭，好的理论家已去。鲁迅虽坚持办着自己主编的《奔流》，却戛然止住了与《创造》的论战，待“左联”一出现便调头成了其统帅。郁达夫当时在编辑《大众文艺》，我回来便甩给了我，不久也关闭了。
这一时期胡也频他们惨遭杀害。丁玲办了几期《北斗》，后来又有《文艺新闻》等问世，最终只有鲁迅留在上海。
这一时期，在江西省举办了大规模的延安之旅活动。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学活动则陷入了停滞状态。在这个空当，良友等书店汇集了左倾之前的新文学成绩，由于作家大多不在上海，不必付版税，从而完成了“新文学大系”这一遗产整理事业。
没过多久，开始有书店出版消遣性杂志。林语堂的《人间世》、《论语》等开始面世，还载有一些小品文。林语堂先生以美国人喜闻乐见的书写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为此他罗列了自己所知道的中国典故，为与对方格格不入的风俗进行辩护。竹内氏所说的尝了他所做的“美国口味中国菜”，令人作呕，指的便是这个。这种风格也为国人所厌弃。看来，作家由于久居外国便迎合该国口味去写作一事须三思而行。
在白色恐怖下，鲁迅辞世而去。转年，由卢沟桥揭开了日本正式入侵的序幕。随即便是抗战。知识分子大多去往了重庆等地。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再多写了，幸好以这一抗战时期为题材的作品已由诸位先生陆续译了出来，它们是：
黄谷柳的《虾球传》（岛田氏等译）
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岛田氏译）
李广田的《引力》（冈崎氏译）
老舍的《四世同堂》（铃木氏等译）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冈崎氏译）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坂井氏译）
草明的《原动力》（三好氏译）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岛田氏等译）
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饭塚氏译）
林语堂的《暴风雨中的树叶》（竹内氏译）
周而复的《八路军》（春日氏译）
可能会有二三遗漏。据说鹿地亘氏译了《暴风骤雨》，斋藤氏写过几篇陶行知的事迹。
将如此众多的材料通通变成译本，诸位先生的热忱令人感佩。通过这些文献，足以看出抗战期间的文学进展情况。丁玲以及赵树理对人民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也见于其中。
抗战结束，几年之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当然，人民的文学并非在一日之间取得了成功。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孙文将整个民族浓缩于接力棒之中交了出去，那么在历时三十八年之后，当年那个接力棒变成了一个鲜艳的五彩之棒，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上。今后会出现何等作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这三十八年又似乎相当漫长。革命屡次受挫，尽管每每都有预见，却又无法阻止这种打击。文艺与政局并行，但与日本不同，多数都是冲锋在前。究其原因，即在于文人之文弱。郁达夫写日记而没有尝试革命文学的创作，然而却丢了身家性命。误入歧途而与侵略者往来者有之，因身为文学家看破红尘而弃笔者有之。然而，他们中无人不相信中国革命的成功。
清末的文学大可以自成一章。新文学，从辛亥革命之初起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学倡导，紧接其后的鲁迅等人的作品，接下来的革命文学的提倡，无不是理论与创作交互进行；经过后来的延安转移及停滞与抗战，现如今，随着识字的普及，不出几年可能就会实现向人民文学的转化。这就是说，文学接力棒历时三十八年，终于完成了由清末文人向人民的交接。
倘若篇幅允许，我真想对这三十八年革命期间的作家、作品逐一做一番考察，考察一下作家的成长、其不足之处。考察一下作品的产出、读者的情况，特别是其与日本文学界的迥异之处，无论如何不能为日本人理解之处。而这只能待像林语堂先生那样用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解中国的天才诞生，要么就是日本人再主动一些来认识中国。
原载日本《文学界》杂志1952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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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我到了上海，除了创造社别无所知，只好去了那里。创造社同鲁迅、郁达夫关系都很糟，因此谁都不肯带我去见他们。
不久我见到了郁达夫。去了他那里。郁达夫很健谈，喝酒，出自己的全集。我孤陋寡闻，不解其争论与感情的原委，总之同郁达夫是老朋友，不时见面。
在郁达夫的周旋下，我译了辛克莱的《密探》，聊以谋生。
那日，郁达夫带我去了鲁迅寓所。我心想，同鲁迅见面免不了要被年轻人说三道四吧。郁达夫夸夸其谈，鲁迅一味地吸着烟，我一声不响地听。
创造社关闭。郑伯奇创建艺术社，决定上演《西线无战事》。我去农村写了剧本。
尾崎氏尾崎秀实。紧接其后的白川次郎这个名字，是尾崎的笔名。——译注向我引见了山上氏，他与白川次郎等共同出版了两部书。我搞了木偶剧。
郁达夫将自己的《大众文艺》推给了我，我改变了其方向。那一时期，鲁迅出了《奔流》，丁玲来了上海。
《西线无战事》获得了成功。可是，演出的最后一天，史沫特莱女士点了镁光，观众们将那光和声响听成了炸弹，全部奔了出去。我在尾崎氏家中讨扰了三天，给夫人添了很多麻烦史沫特莱拍照时燃起的镁光被误认为是炸弹而引起骚乱，结果引来警察介入。作者遂逃往尾崎秀实家中避难。详见附录伊藤虎丸《战后五十年与〈给日本的遗书〉》一文。——编注。
不久，同鲁迅的关系急剧升温，“左联”成立了。紧接着，我去了乡下。在忙完了一天庄稼活的农家院里，边以团扇赶着蚊子，边同百姓们聊这聊那。我一边接受医疗方面的问询，一边调查他们的家庭情况。
一年中发生了许多事，故而有一种漫长之感。我记得这是1929年的春天到转年夏天的事。
黄言集（1）
一。见礼
曾给日本人长篇大论的见面词搞得筋疲力尽过。既是风俗，习惯了也便无所谓苦。现在，我也要在此作一番见礼。跟诸位交代一下，我在这本杂志上撰写身边杂事的狂妄之举，也是承蒙了草野氏的友情。
虽我着陆日本已过了一年，却还在不紧不慢地做着见面问候，心里核计着、口上念叨着“待慢慢安顿下来再说”。如今一年已过，尚有很多未去见礼的地方。一年过后给我开欢迎会的也是草野氏。我恰似破壳而出的鸡雏拍动着翅膀蹒跚学步那会儿一样，鸡雏一边想着：“啊，多美好的世界啊！”一边扇动翅膀，根本意识不到黄鼠狼的存在，眼睛里只有珍珠样的米粒。我不会写诗，请允许我在诗的后面写一点散文，就像米粒旁边的鸡粪。
二。固执
记者希望我讲一讲日本，写一写本国，可是内容是他们早就计划好了的。如果不够，就会要求你写点更加辛辣的，不管你是不是犯难。他们只顾忠实于自己的职责。小说家写东西免不了编故事，记者便把它放入报告文学栏，不然难以引人注目。新闻杂志就像一个划分好了的盘子，将午餐份饭置于其中，甜的、辣的凑成一盘，让作家去烹制相应的菜肴；如果不同意，就会软磨硬泡。据说，曾有人写道“皇国基础进一步稳固之2600年纪念”。对此特高裁判长说：“这不是强烈的讽刺嘛。”这样的性格十分率直，较乖戾者容易打交道。
三。进贡归朝
置老人于要位未尝不可，但若以责任重大之事托之，则甚是勉为其难，对国民而言则是遭殃。
郑孝胥回到了新京郊外、哈达飞机场。
迎接的人们集聚机场。友军宪兵对前来迎接者周身上下检查一番，甚而至于将手伸到内衣之内，照相机则要拆了里外查看。
不久机队来了。由十六架友军战斗机护卫，轰鸣声震得地面山响。微笑、善意、大方、盛装、官员、将校、税吏、新闻记者，无不和颜悦色。
在备好的围着白布的桌前，到处可见香槟、笑面老人、鹤发童颜、鞠躬作揖。
郑孝胥刚同友军缔结了攻守同盟而返。他虽已年老体衰，常识还是有的。对于汉人忠诚于满洲皇帝的荒唐，前来侵略的友邦，当然并非无所知晓。然而，奈何他的地位在那儿，使他身不由己。
郑孝胥乘上最高级的汽车扬长而去。再看剩下的出迎者，已经寥寥无几。友邦的士兵、警察、将校、记者也都悄然散去。
他直奔皇宫请安。在皇帝面前再一次举起香槟，在那里同样也少不了将校、官员、宪兵。
手续履行完毕。郑孝胥在迫不及待地等他过目的高官委任书上一一签字。签完字他犯困了。按照多年的习惯，他坐在自己的床上，宽衣解裤。
老人就是健忘。他已经淡忘了向友邦进贡之事，友邦的皇帝、官员、飞机，都开始遗忘。只记起了箱根的周末。记起了女招待。
郑孝胥翌日坐着高级轿车出门，友邦的将校在旁详细讲解要去的地方，表示着谨慎的好意。老人很是和蔼，一一照做。
俺不出面朝廷就有灭顶之灾，即使俺不出头，也自会有更为恶劣之徒充当走狗。真格的，他这样想道，现在攻守同盟已经成立，我邦同友邦已经可以平起平坐。既给了我们面子，国民仍同往日一样过活，何乐而不为。
老人想起有些日子未去温泉了，明天可得去一趟。
一对士兵出了总理官邸，那是友邦的士兵同帝国预备队在换岗。
官邸可谓尽善尽美。老人倚在沙发里，把自己做下的事儿全都忘了个精光。
“明天还有很多事儿要做……”
总理无可无不可地享受着他的余生。
将老人置于要位，会稀里糊涂地丧失我们的国土，对人民是遭殃，对老人是勉强。
1951年9月21日
四。远离“危岛”去乱邦此篇短文写的是作者一家由台湾逃往日本的经历。详见附录高建国《奇人与奇书——陶晶孙及其〈给日本的遗书〉》一文。——编注
不知不觉间身边已少了很多人，均如夫子所云，远离了“危岛”。
金龙陈金龙，台湾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助教。——原注来了，告知了许多事。我无意于井中掀起风浪，能爬出来足矣。
从交通公司转来了一份材料，一行中的一个人名字被误登了报。他被问询，“你是要去日本吗？”看来赶早不赶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黄言集（2）
从前曾去过总督府的三楼，当官儿的冷笑着命令缴三百美元公债。酷吏分明要勒百姓的脖子。
十几位来机场的朋友，一边惦记着不来的人，见中午发自菲律宾的飞机还不来，于是端着一盘三明治大家分着吃了。
来了一架比停在附近的飞机漂亮许多的道格拉斯。我的秘书哭了，两个女儿感到了未曾有过的羡慕，林夫人倒下了。
上了踏板，立刻起飞了，屈指数来，十天之间一切就都办好了。可怕的疲惫很快会让我痛上一年吧。
原载日本《历程》杂志1952年1月号
五。所谓喜好
喜欢日本的诸多方面：风景、所熟识的好人等等。一旦喜欢就容易忽略很多缺陷，比如习惯于模棱两可等方面。将喜欢与善恶混为一谈是要不得的。日本人为其宿命般的无端好恶没少吃亏。也有此类日本爱好者，他们携带大量美元前来日本生活，而同日本与日本人无甚瓜葛。对此无法以好坏而论。对日本人而言，能有人从根底喜欢自己的国家无疑是件高兴之事。根底即是一切缺点的藏身之所，非好其缺点，亦非司空见惯，而是对其发生学的了解超越了无端厌恶的水平。
六。松林的亭子
那是一个名为柿生的所在。果然到处都有柿树。虽说当属武藏野之一角，景色却迥然有别。
主人河上彻太郎请我们去了凉亭。松树的树干让在南国长大的人备感亲切，以至于口口声声称其间松林“乃吾之物也”。主人夫妇的香菇、鸡、草莓田隐现其间。
在无风的林中，临着下面看不见的街道，面对山冈宁静地度过了约摸半日光景，让我来日本后第一次品味到了投入朋友怀抱的感觉。
在亭子里放上炭炉，诗人大司务将从河岸拾来的虾、乌贼等投入油锅，我们一点点地用它们来下酒。日本的啤酒很是爽口。
为吾等所羡慕的居于宁静山庄的夫妇定有些许冷清，他们将我们送至山下。我与带我前来的朋友、肥胖的大司务，在日暮黄昏中走到小田急站。啊，好惬意的一天。此时正是我来日本第一年，第一次感到如此放松。
原载日本《历程》杂志1952年3月号
七。身边杂记
时至盛夏，人的行动会显得迟钝，不过那似乎只是身心衰弱之人才有的现象。一般生物因冬日严寒而行动迟钝。因此从春到秋是其繁殖期，搞生物学研究的人也就在夏季异常繁忙。作为生物学的一种，医学也与此相关，有着同样的倾向。
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果，使人得以逃避自然的影响，不分季节地进行同样的活动。因此才使得较之冬天更不堪忍受夏天的人增多了吧。我虽也属于不堪暑热的那一类，毕竟由于生活的磨练而变得坚强了许多。说到底还是由于从事生物学的缘故吧。
近日，收到尾崎秀实氏著作，翻阅之间，不经意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的一位交往甚密的无锡出生的科学家，每回到老家，在其有着至高权力的父亲面前就会自惭形秽。”好像说的是我。果真是我的话，仅凭逗留半天的观察就得出了结论，不得不佩服这敏锐的眼力。中国的家长制在学习东方式家长制度及其根源时，的确是好的讨论素材。将士大夫家族、武士家族进行比较研究，无疑可以为社会各方面提供借鉴。本来对相似者进行辨别总是很难的，故而，找出看来相似的两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差异，无疑是必要的。
同样是有关书的事，近来在我翻开诸桥氏的著作给人看时，猛然发现自己的名字作为例子出现在书中。是这样一个例子，说在姓名的五行排序中我属火，父亲属木，祖父是水。我也忠实于这一原则，给自己的孩子取了土名，可是到了第三个孩子时却忘了这一套，竟取名叫了易王。顺便说一下，叫类似名字的人在中国有三人。一个叫依凡，一个叫伊凡。叫伊凡的是位女性，当然我曾劝她还是改叫伊芬之类的，可是这位女士直到现在仍然还那么叫着。
箱根游记——访吴清源（1）
辉川在东京做《国际报》的分社长。他几次三番对我说，吴清源邀请我们呢，我们两家去一趟箱根吧。然而我这方面，一来内人懒得出门，二来我们两人的时间又很难凑到一起，到最后还是我自己同辉川一家同去。
根据从前的经验，过了品川，便是东海道线，一路都是火车的路程，而如今行驶起来有如郊外电车一般。辉川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孩子很是欢快；两个都是即将入学的年龄，自己可以走，不用怎么费心。我在十二年前离开日本之时，恰巧也带着这么大的两个孩子一度游览过箱根。那时本以为不会再有来日本之日，因为中日间一直关系紧张。辉川夫人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她抱怨说，孩子们由于总跟附近孩子学，日语说得不好，而那不过是东京下町商业手工业者居住区。——译注的语言。我们占了四个人的座位，听辉川讲解茅之崎以及大矶一带的见闻。新闻记者果然是见多识广。
小田原站也很亮堂。在那里，永田诗人加入了进来。他不同于一般印象中的诗人，是位一本正经的温文尔雅之士。他甚至还备了一些小礼物前来。我原本还抱了很大希望，以为可以向他求教一些自己正愁不懂的日本诗方面的问题。
时值九月初，或许由于箱根的群山已经让人渐感寒冷的缘故，人很少，我们得以在乘客稀少的公共汽车上谈古论今。交谈中得知，永田先生的先严曾作为教授在中国任过教。甲午战争与义和团事件之后，在中国曾有一个时期从日本聘用教授。没想到和永田氏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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