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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精选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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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雕塑展的开幕式，他的一件雕塑先是被—方银绸覆盖上，宣布开幕时，有人用手轻轻—拽，银绸滑落了下来，露出了那件雕塑，让人眼睛一亮。那时，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只够桑葚时的胳膊。
而现在，他丢掉的就是这只当年帮我够桑葚的胳膊。回到地头，我无心干活，也实在无力干活。我再也不管今天能不能完成割麦任务，一头倒在了地头的楝树下——沉重如磐的疲惫。
高中毕业时，我虚岁仅十七（青桥大我—岁，也不过就是十八）。当时的劳动，实与劳役并无区别。我觉得课本中的那些对劳动所做的抒情文字、赞美之辞，是虚伪的，是—群不事稼穑或只是偶尔为之的浑蛋文人的胡说八道。若不是胡说八道，现在他们被发配到农村后，仅仅也就是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干活，为什么就龇牙咧嘴地连连叫苦、痛不欲生了呢？还有那个“种豆南山下”怡然自得的淡泊之人陶潜先生，对田间劳作居然有那么一份雅趣与意境，大概八成是因为那劳作是随意的，是属于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的那种全凭兴致的劳作。若将他弄到我所在的正在学大寨的第八生产队或李青桥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来试试看，不需多久，只给他三两天的磨难，看这位高蹈轻扬的雅士还能不能再“悠然见南山”？
人们像—群羊被轰赶着，头上总悬着—根鞭子，耳畔总是响着：“起来！起来！”田埂是做了又做，仿佛那不是用来走路的，而仅仅是供人来观赏的。即便是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还会被总在田野上转悠的干部们下令重做：“在后天检查组到来之前，必须重做出一条田埂来！”墒是修了又修，不过就是用来流水的墒，竟然直得像用一根巨尺划出的一般。这一切，不为别的，仅仅是为了那三天—次、五天一回的络绎不绝的各种等级的检查组。倘若那天检查组来，恰巧下起雨，路泥泞难走，人们就像蚂蚁—般稠密，—路忙着撒稻壳铺麦秸。施肥、锄草、罱泥、打冰草、搞绿肥塘……所有这—切，都不再是从前庄稼人的那种很经济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们成了—个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演示，使人们处在不停顿的旋转状态里。人们只有花费大量的劳力，通过精雕细琢，通过各种形式上的创造来一争高低。而在地里干活的人数以及干活时是否肯卖劲的样子，也都统统成为一方干部“政绩”的综合指数。许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种循环往复、永无休止的折腾。春夏之交，四下里到处，总是催人干活的锣声。那锣声敲得人心惶惶的。地头、村头的高音喇叭总是在一声连一声地叫唤着：下地干活啦！下地干活啦！那些日子，人们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的觉。农忙结束后，人们依然不能得到休息，几乎全部的时间又早被各种安排填满了。你随处可见—个个疲惫不堪的情景。我亲眼看到一个社员在往稻囤里倒粮时，从高高的跳板上摔落了下来。我亲目睹到后村—户人家，因晚饭后懒得再去检查灶膛，结果引起火灾，将全部家当焚烧—尽。那天，我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去镇上购买农药，竟然睡着了，从车上摔到路上，当场鼻血如注。
无边无际的疲惫笼罩着田野。
青桥就这样丢了一只胳膊。
我再见到青桥时，已是—个月以后，他从医院出来了。那天我去看他，只见他站在那儿，微风吹起时，他的一只空袖筒在风里怅然飘荡。
我们一起呆了好久，但没有说几句话。
两年后，我像摆脱噩梦—样摆脱了田野，到北京读书了。暑假回去时，母亲告诉我，青桥不学好了。我问她：“为什么说青桥不学好了？”母亲说：“他学会了喝酒，是个酒鬼了。家里的东西差不多都被他偷出去卖了。”“他为什么这样？”“他找不到老婆了。”他原先不是定亲了吗？“”人家毁亲了。“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我倒也没有见到他烂醉的样子，只是看到他一副很阴郁的神态。他已有了黄黄的胡子。脸色有点铁青。身体被那只空袖筒衬得异常的虚弱。
后来，许多年里，我再也没有去看他，但断断续续地从母亲的嘴里知道，他还是—个人生活着。有一天我去镇上看在医院里做医生的大妹妹，正在镇上走着，忽然有人说：“那不是文轩吗？”我掉头一看，竟是青桥。我连忙走过去。他也朝我跑过来，老远就将惟一的一只手伸过来，紧紧地抓住我：“文轩，是文轩，我没想到是你！”我问他：“你是到镇上来走—走？”他说：“不怕你笑话，我做了点小生意。”他抓住我的手，将我扯到路边，指着一只大木盆：“我卖鱼了。”我瞧见那木盆盛了半盆清水，一条条鲫鱼露着青黑色的脊背在水里游着。他说：“人家贩给我，我再卖给人家。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们说了半天话。
到妹妹的医院，还要走一大段路。一路上，我瞧见这小镇上到处是—些闲荡的年轻人。路边不是摆着简陋的台球桌，就是—家挨一家的酒馆与茶铺。一些老者把麻将桌支到了路边的树荫下，在那里不知光阴流流转地玩着，桌上用茶杯压了些小钱……
走在小镇上，我心里便总想着一句老话：休养生息、休养生息……
—九九七年四月十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手感
在日本—住就是十八个月，将要离开时，有朋友问我，日本留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日本人的手。
十八个月里，我去花店，去瓷器店，去菜场……在我去过的所有地方，我总能看见那些手，在不停地劳作，动作迅捷，轻重得当，分寸感极好。我常觉得它们很像我家乡池塘清水中—种体形柔韧秀气的鱼：它们忽上忽下，忽东忽西，灵灵活活地游动着，其间，忽遇微风吹来，或是受了一片落叶的惊扰，一忽闪，泛出一片银银鳞光，转瞬间就不见了，而你正疑惑着，空虚着，它们却又从另外的地方，轻轻盈盈地游到了水面上。东京吉祥寺有家小小的瓷器店，我常去那儿观赏。就那么一间屋子，却摆了无数的陶瓷制品。我真佩服那几个售货的小姐和先生，他们的手在不停地整理着货架上的物品，或撤换下几只杯子，或新添上去几只盘子，那—拿—放，只在一瞬之间。若客人想买一只杯子，他们居然能一伸手，就在—个挨一个的杯子中间，轻而易举地取出来—只，而当客人看后不打算买时，又一伸手，稳稳当当地将它放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陶瓷制品，很娇气，极易破碎，那货物又摆得那么稠密，总让人有些担心。但我从未见过有一只杯子或一只盘子因他们的失手而跌落在地上打碎的。在狭小的空间中寻购货物的日本人，似乎身体与手的感觉也都颇好。我无数次地去过无数家这样的瓷器店，就从未见过一回有人碰落物品的情景。
这些手在你眼前不停地闪现，将东西包成应该包成的样子，将东西摆成应该摆成的样子，将东西做成应该做成的样子，准确，到位，干净利落，绝不迟缓和拖泥带水。你见着这些手，就会在心里亮闪闪地跳动着—单词：手感。
你若再去凝视、品味那些实物，如家具，如文具，如点心，如各种各样的工艺品，你都能透过这些东西的表象看出—双双手感很好的手来。
他们还会很刻意地把他们的手感想办法传导到你的手上，让你觉得被你的手抓握住的那个东西手感很好。它们给你的手带来了舒适与惬意，甚至是快感，以至于你会沉湎于这种快感之中。我手里使用的一台OLYMPUS相机，抓在手中时，那种让你舒服的手感，能直浸润到心上。那几个恰到好处的凹痕，避免了那些平整如砖的外壳所有的生硬与僵直。几个手指正好放在这些凹痕里。此时，那些个手指，犹如—个懒洋洋的人见到有弹性的床、软和而温馨的被子。你的手指就会像春天里的几只小鸟埋在窠里不想出来。
在感叹的那一边，我常禁不住去想中国——
当你去看中国的物品器具时，你就无法拒绝一个强烈的印象：粗制滥造。那些活，总是做得简陋而粗糙。那些做活的人，既不求精细也不求漂亮。仿佛，只要有那样—些东西，便也就是制造的目的与终点了。二十多年前，我在北大读书时，住在：三十二楼的四楼。打开水时，要到二十八楼去。宿舍里有四只水壶，其中有两只还是北京产的名牌水壶（我真不好意思说出这个品牌），那壶把简直就是块薄铁片做成的，抓在手中，犹如抓着一把锋利的刀片。当我从二十八楼将四壶水提到三十二楼四楼时，总是迫不及待地将门踢开，立即放下水壶，然后不住地甩着被壶把咬割得很疼痛的手。甩了一阵，再去看看那几乎要流出血来的咬痕，又不住地用嘴去呵护着。令人伤感的是，直到今天，那水壶的把依然本色不改，一如从前，锋利如刀。这些制造水壶的人，他们的手难道就失去知觉了吗？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手感都没有了吗？从中关园搬到燕北园之后，我要添些餐具，跑了好几家瓷器店，竟然没有挑出几只我稍微满意的碗来。且不说那图案几十年来就那么单调的几种，光那碗的大小，就很不相等，还不怎么圆，十只碗叠在一起时，总是那么令人揪心地晃荡不止。那碗底粗粗拉拉，初时不在意，在刚买回来的一张饭桌上拉来推去的，竟将那崭新的桌面犁出—道一道痕来，让人心疼不已。我只好拿出去，在走廊的水泥地上一只一只打打磨它们。有些活儿，本应是充满柔性的活儿，但那些人就是没有轻重，一拿—扔，一敲—砸，能让你—阵阵心惊肉跳。一九九二年夏天，我的一块梅花表的表蒙子破裂了。去了几家修表店，皆无合适的可换。我只好去自由市场找修表的摊子。我问—个从浙江来的修表的有无梅花表的表蒙子好换，他也不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块表，张口就来：“有的。”说罢，他就拉开抽屉，将那一堆表蒙子拿出来—个—个地试。那表蒙子一只一只都糊里糊涂的，使人怀疑那是他用自己捡来的塑料烧化而成。试了十几二十个，也未能找到一只合适的。毫无希望时，他说：“这只可以。”然后像倒煤渣—样将表中—个金属圈倒出，还未等我反应过来，他就用一把锈迹斑斑的老虎钳子，像掐铁条似的将那金属圈掐断了。我很生气：“你怎么能如此蛮干？”也还很有理：“不掐断它一截，蒙子又怎能安上？”表蒙子就这样被很野蛮地勉强装上了。但我再也不肯戴那块表，因为心里硬觉得它已残废了。我很生气了几天，但我后来却这样想：这种事情不是天天都在发生着吗？那些所谓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干的吗？长了就“咔嚓”一剪子，短了就放在铁砧上用锤子反复地砸长它一点，最后能凑合着杵进去就成。修项链，他就敢用拔铁钉的钳子；修眼镜，他就敢用重磅大锤。修那些脆弱娇气之物，他就敢像拆卸拖拉机一样下得去手。这样—想，也就不生气了。台湾的龙应台先生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但，我却要问：中国人，你能生气吗？——都生气，还不气死？
我不知道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手感上的差距到底是从何时形成的。我只知道，中国人在过去，其手感绝不是这样糟糕的，倒恰恰相反，是非常出色的，出色得让世界仰目。古时的建筑以及种种器物，还有那么多在那儿放着，它们明白而有力地向世人显示着从前中国人手的能耐、美妙与超凡脱俗。看从前文人的文章——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你都可得知，从前的中国人是极讲究工艺手段以及手段的精妙的，并有一大群人能做极细腻而深刻的鉴赏。在中国文化里，就有—支对工艺津津乐道、对工艺之美的欣赏达抵禅化境界的一脉，那是—个很高的令它国望尘莫及的境界。不说太远，就看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那些文人（如周作人、林语堂、丰剥岂、梁实秋等）的文章，也就能得出这—印象。
我真不太明白，后来，这被激动地浪漫地讴歌过的“劳动人民的一双大手”，怎么就变得如此粗糙、如此钝化、如此笨重了呢？
我们有许多文学作品是写手的（扭转乾坤的手、推翻三座大山的手、改天换日重新安排河山的手、描绘祖国锦绣江山的手…）。有许多关于手的连篇累牍的赞美之词。我在想：这些手在做了这么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之后，总该实际—些，将房屋，将大大小小的物品器具做得精细—些、地道一些、美观—些、稍微像点样子吧？
我想不太明白，但我—直在追问这衰弱的原因：
可能与制度相关。这种没有竞争机制的制度，很容易使人堕落与懒惰。失去了勤奋思考、勤奋劳作的刺激，失去了“你不把东西做得比我的好你就得去喝西北风”的生存“厮杀”，从而让—双双手闲置起来，久而久之，失去了灵性。
社会的连年动荡和反复无常使人心涣散不聚、失诚不古，使人消极存世、玩世不恭。失去人生的庄严与认真，自然也就失去了做活儿的庄严与认真。
政治色彩过于强烈与绝对化的生活，否决了—种有情调的生活。生活不再具有审美价值，而只剩下实用价值。面对一件器物，人们仅仅只想到它是否可以用于盛水或者用于烧煮，而不再能剥离这些实用，而暂且将它孤立出来作为审美之物。于是，所有的器物便日甚一日地只作为一件件纯粹的实用之物了。于是也就不求手的灵敏与精巧了。
对传统的变态性背弃与毁灭，使得现在的中国人失去了“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前无古人，一无傍依，无根萍漂，茕茕孑立，先人们几千年创立的生活境界毁于—旦，先人几千年营造的审美趣味被弃于荒郊野外，先人们的手之聪明，手之灵巧，手之无穷美感已在记忆中被抹煞而不剩—痕。手失去能力的承继，而苍白无神。
而“工具意识”的缺失，是被我认定了的一个大原因。
日本人之所以将活儿做得那么好，很要紧的—点是他们十分在意工具。他们总是借助于最合理、最精当、最得力的工具去做活。由心到手，由手到工具，把他们的意志、精神、美学趣味很完满地外化在那些对象上。这个小小岛国却是个工具大国。我去商店时，总爰往卖工具的铺面走，一到那儿，见了那五花八门的工具，就欢喜不已，并有强烈的购买欲望（我从日本回来时，送友人的礼物大部分为一些工具）。平素散步，见那些干活的总是驾一辆工具车而来，车门一开，就见那里面很有章法地布满了工具。那时你就会觉得这活是无法做不好的。并想：那人操作起来，手里有件顺心的工具，那劳动—定充满了快意。而中国人干活，对工具却很不讲究，还常工具不全，甚至干脆就没有工具。我请湖北木匠封阳台，他们竟然只有一把凿子。我以为，—个稍微好一点的木匠，就应该有好几把凿子。三分、五分、七分的，平口、斜口、圆口的，是不能少的。他们就一把，只好将就着用，既费时费力，又将那些眼儿凿得很不像样子。装完玻璃抹泥子，竟没有抹泥子的工具，而用手指去抹，结果被玻璃的边沿划破，血淋淋的。麻木着也不去包扎，血和了泥子继续抹，玻璃上净是血指印，让人想到这里曾有过—桩凶杀案。
但最被我认定的—个原因——我以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文化教养的缺乏。记得恩格所有段话，说得很透彻，大概意思是说，那些穷人，由于文化的缺乏，而使他们的感觉钝化了。人的心灵感觉与生理感觉的敏锐，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事，说到底是文化教养上的事。那些末流的饭馆、发廊、小商店，为什么总把音响搞得声嘶力竭、震耳欲聋使人不得不掩耳而过？除去现代人寻求刺激这个原因而外，就在于这些缺乏一定文化教养的人，其感觉钝化。你觉得躁，但人家不觉得躁。你能发现—个真正懂得音乐的人，—个在很高文化意境中的人，也如此打开音响去听音乐吗？—个乡下人说话，非把声音提那么高，同样也是因为钝化。你不妨稍微留神—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敲你的门，与—个女大学生来敲你的门，其轻重会不会是—样的。那个乡下人的敲门可能就算不得敲门，而是擂门。漫长时期的文化教育的放松乃至缺乏，使中国文盲遍地，从而造成了他们感觉的钝化。中国欲想恢复先人们的荣耀，除去要注意以上种种原因，大概非得拼了命抓文化教育不可。那些凤毛麟角的民间巧手，绝不能证明着文化教养的不足、稀薄乃至空无并不影响—个国家、—个民族的手乃至于心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五月，我从东京回到北京。—个星期后，我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购买一盏台灯，选定之后请卖灯的小姐—试，试完后，她却再也不能将台灯顺利装回盒子里去了。于是，她就用开了蛮力（这事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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