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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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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被剥夺了外国盟友，继续孤军奋战，要争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相信国内外政治的深刻变化会带来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完全弄错了。结果是引起一场长期的大动乱，给中国人民大众带来了政治分娩的一切痛楚，最后却没有生产子嗣。
南京的力量在大城市中仍相对牢固，原因已如上述，但在农村中，发展却很慢。矛盾的是——其实也是辩证的——资产阶级的农村贫血症的来源也可以推溯到南京在城市中的力量——即外国帝国主义。因为虽然帝国主义很急于要“进行合作”，防止或镇压城市暴动，或城市暴动的可能性，但同时它却在客观上——主要通过日本，远东这个制度最大表面张力的焦点——为这种服务勒索高昂的代价，其形式就是并吞新的领土（东北、热河、察哈尔、冀东），胁迫作出新的让步，劫夺属于中国的新的财富。帝国主义侵略的这个最新阶段压在南京政府身上的负担，使国民党不可能在农村地区进行必要的资本主义“改革”——商业信贷、改进交通、集中收税和警察力量等等——其速度可以对付农村不满和农民暴动的扩散。而共产党由于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农民群众的要求，掌握中国一部分农村的领导权，甚至在一种几乎纯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好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是同时，他们在城市中却不得发展，而他们的敌人则继续以城市为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认为，国民党进攻苏区妨碍中国人民实现他们要驱逐日本人的“民族解放”使命，国民党自己不愿保卫祖国证明资产阶级领导的破产。共产党的革命论点由此可见是言之有理的。但国民党老羞成怒，反唇相讥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才使他们不能抗日，而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前面继续在内地采取“赤匪”行径，妨碍了国内改革的实现。有趣的是，而且也是辩证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中国革命现阶段的这个奇特的僵局，这个根本的软弱性，基本上就在这里。
在过去这十年内，帝国主义压力日益严重，帝国主义为了在城市中保护中国买办阶级利益所索取的代价这么高昂，颇有冲淡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党国民党与工人和农民的政党共产党之间的阶级矛盾之势。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也因为本书前章所述及的当前形势——国民党和共产党因此在十年不停内战后，能够重新联合起来，这表现在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更高的基础上的必要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它的内在矛盾，不是稳定的；不是永久的；只要国内矛盾超过了日前对外的矛盾，它就可能破裂。但是这种团结的实现，肯定结束了革命战争的时代，而揭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十年政治经验的主要意义是什么？从理论上来说显然是：共产党不得不暂时放弃他们的“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才可能发展起来的论点。今天，它承认，只有“一个各阶级的联合”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其实际意义是，它清楚地承认国民党在民族革命中的目前领导——在这里与政权是同义词。对共产党来说，这当然可以认为是从江西时代的“一个大后退”，就象毛泽东坦率地承认的那样，因为在江西时代，他们努力要“巩固工农专政，把它扩大到全国，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和群众打这一场革命战争。③”马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是停止了。今天共产党的口号改为：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领导下加速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组织全国人民抗日。
但是在这种时期里，列宁写道，“有必要把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严格忠实同作一切必要的妥协、‘转变航向’、达成协议、迂回、后退等等的能力结合起来”。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发生了这种战略大转变，他们仍相信，现在他们有可能在一种比以前更加有利的气氛中进行竞赛。正如毛泽东所说，双方“互相作了让步”，这种交换是“有具体限度”的。
他继续说：
共产党在苏区和红军问题上保持领导权，在同国民党关系中保持独立性和批评自由。在这些问题上是不能作让步的。……共产党永不放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它们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共产党保持自己的纲领和自己的政策。④
这种让步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前文已有述及。但是要保持这些好处，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维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诺言，执行抗日政策有什么保证呢？
显然国民党也会充分利用共产党对自己实行新政策的好处。由于南京的权威得到中国唯一能够与之抗衡的政党的承认，蒋介石可以继续在一些军阀势力的很强大的边缘地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扩大自己的军事和经济权力。他在共产党周围改善了自己的军事地位以后，就可以同时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政治上的让步作为他暂时容忍的交换条件。最后，他希望靠巧妙地兼而采取政治和经济策略，在政治上削弱他们，在时机成熟可以最后要求他们完全投降（他无疑仍希望做到这一点）时，他可以把红军孤立起来，利用他们的内部政治分歧来分化他们，把顽固的残部作为纯粹地方军事问题来加以解决。
对此，共产党丝毫不抱幻想。他们同样的也并不以为自己如不积极争取，“民主”的诺言或者反帝运动就会实现。他们决不会放弃实现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号，他们在维护这两个口号时，不惜作出政治上的小让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根本政治基础是摧毁不了的。当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裁政党出让过一点点政治权力给人民，除非是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国民党也不会是例外。如果不是由于这十年来存在着共产党反对派，要实现现在快要在望的那种程度的“民主”也是不可能的。的确，如果没有这种反对派，“民主”就没有必要，现在中国出现的那种程度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民主政体的发展，就象现代国家本身的成长一样，是一种需要获得权力和体制的表现，以便在这种权力和体制之内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基本阶级对立。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①但是即使在一九三〇年，红军攻占长沙这样一个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不十分重要的内陆战争，他们也在英、美、日炮舰的猛烈炮轰下被迫放弃。②一九二九年伦敦。③《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11页（一九三四年伦敦）。④向共产党作的报告（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延安）。
六
红色的天际（下）
这种矛盾在中国并没有消退，而是在迅速增长，只要这种矛盾保持尖锐化，国家就不能忽视。国内和平的实现本身就必不可免地使得南京方面要更广泛地有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如果这种国内和平要继续保持的话。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可能真诚地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中同自己竞争，这样签发自己的死刑判决书（因为到处都承认，单单农民的选票就可以使共产党获得压倒优势的多数），尽管这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要求，他们并且会继续这么进行宣传鼓动。但是这的确意味着，一小撮垄断国家经济和警察力量的少数人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的一些要求。同意苏区代表作为一个地区出席国民大会就是一个迹象。
经济、政治、社会利益的向心发展，所谓“统一”的过程——产生这个制度的一些措施本身——为了本身的存在，同时也要求越来越来的集团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央，以解决不可解决的难题——阶级利益的日益加深的冲突。南京越是具有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加广泛的阶级利益的倾向——它越是接近于实现民主——它越是要被迫寻求一种通过恢复国家主权以求自保的办法。
因此，共产党扩大影响、防止将来受到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有机关系中所固有的——正是这种关系才造成了目前这样的形势。这些保证首先是在武装的和非武装的群众中间普遍地要求继续保持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其次，共产党的“保证”在于它能够对全国争取实现这种要求的运动继续提供领导，在于共产党的实际军事和政治的战斗力量。第三，它依靠中国人民这十年来的政治经验，这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反帝斗争中需要从历史上暂时埋葬阶级分歧。
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对南京压力稍减，侵略内蒙暂停，英日开始会商“在华合作”，英国政府希望调停中日争执和在远东导致“基本和平”，这使有些人寻思，共产党对政局估计是否错误。把整个战略建筑在中日马上必战中心前提上，是否冒险了？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既有国内和平，共产党既已停止企图推翻国民党，日本也就真的向南京表示和解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认识到，他们要中国资产阶级走上投降道路操之过急，推之过远了，结果中国的内争已消灭于普遍仇日之中。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为了使中国资产阶级可以再次放手去搞国内冲突，对它实行友好新政策是明智得策的。东京和南京这样修好就能消除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因为后者过于依靠抗战了。
但是根据力学原理，历史的洪水必须找到排泄口。它是不能强制倒流到发洪水前的渠道上去的。日本要关上闸门为时已太迟了。共产党人了解即使日本最能干的领导人认识到暂停的必要性，日本也不能在中国转而采取静止政策。共产党的这一预见，在七月八日似乎已得到芦沟桥事变的充分证实。因为在这里，日本改变心意的暂时假面具给戳破了。日本军队在北京以西十英里处的宛平县中国领土上进行“午夜演习”（这是完全非法的），自称受到中国铁路警卫人员的枪击。这一事件给了日本军队借口；它再一次表示了它的真正必要。到七月中，日本已赶调一万名左右的军队到了京津一带，并且提出了新的帝国主义要求，如予同意，等于是接受在华北成立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共产党对这一形势的看法，对这一形势所必然引起的一触即发的事件的看法是，全国日益要求不仅在这里进行抵抗，而且在所有发生新侵略的地方进行抵抗的压力，都会逼使蒋介石政权采取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政策、改正过去错误的话。这意味着除了战争没有别的出路。请记住，共产党认为这样一个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意味着摧毁它的一个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且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胜利是一致的”（毛泽东语）。战争可能明天就开始。也可能一两年内还打不起来。但不会拖得太长了，根据共产党对日本、中国和全世界政治经济上达到爆发点的紧张形势的分析，他们认为人类命运不可能再长期拖延不解决了。
共产党的预见是，在这场战争中，将有必要武装、装备、训练、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一场能够起到一举而割除帝国主义外瘤和阶级压迫内癌这一双重外科手术作用的斗争。照他们的看法，只有最广泛地动员群众，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军队，才能进行这样一场战争。而且这样一场战争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获胜。它可以由资产阶级来发动。但只有革命的工农才能完成。一旦人民真正大规模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一切可能来实现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战，他们就同资产阶级并肩前进。但是只要资产阶级发生动摇，变成“失败主义”，或有愿意屈服于日本的表现——这种倾向他们认为战争一开始遭受重大损失以后一定会马上出现的——他们就准备把领导权接过来。
南京政权当然也充分了解共产党的这些目标，就象中国一切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因此他们会寻求一切可能的妥协道路；只要能避免在国内产生后果，他们就会向日本作进一步的让步，至少在暂时是如此，除非条件十分有利，南京政权不仅能有力量开战，而且在战后仍能保持这一力量完整无损，而国内革命仍遭压制。但是共产党充分相信他们自己对于历史发展的分析，认为他们为未来航程所选择的航道是正确的，将来的事件会迫使南京为求自己的生存而战。他们预料南京可能继续动摇，日本可能继续多方玩弄各种手段，视当时情况需要，软硬兼施，一直到从外部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从内部来说是中国和日本的群众与他们豪绅地主统治者之间的对立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一直到所有实际的克制和压迫都到了绝对不能容忍的地步，历史的障碍终于被冲垮，帝国主义所哺育的巨灾大祸，象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①一样，终于冲了出来摧毁帝国主义，象洪水般滚滚向前，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只有帝国主义会摧毁帝国主义，因为只有一场帝国主义大战——这场大战几乎肯定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才会把力量解放出来，使得亚洲的各国群众得到他们的武装、训练、政治经验、组织自由、国内警察力量的致命削弱，这都是他们为了要在较近的将来革命成功取得政权所必要的条件。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武装起来的群众”是否会跟随共产党的领导走向最后胜利也取决于许多可变的不可预料的因素——首先是国内的因素，但是也有象美、英、法、德、意等国的东方政策这样的因素。
但胜利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是否参战，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中，它的无产阶级政权力量投在哪一边。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要决定于苏联（在它当前立场极度紧张和极为矛盾的时候）是否能够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过渡到所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世界革命，而又不致在它目前的国界之内发生自我毁灭的反革命。
这，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对未来局势的看法。人们不一定会全部同意种看法，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列宁在二十多年以前写过的话仍是有效的：“不论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各样的‘文明的’鬣狗都在磨牙——的命运如何，世界上没有力量能够在亚洲恢复以前的农奴制度，也不能够在地球的表面上抹去亚洲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政体。”
还有一点看来也是肯定的。中国已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捐躯牺牲，这种思想或者这种思想的背后动力，都是不容摧毁的。中国社会革命运动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暂时退却，可能有一个时候看来好象奄奄一息，可能为了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可能甚至有一个时期隐没无闻，被迫转入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成长，而且在一起一伏之中，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它证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
但是在这里如果读者认为这个结论太“令人惊惶”，笔者欢迎他不妨重读一下本章开始部分的引语，从中可能找到辩证的安慰——这是不能拒绝的——因为在预测的领域里，主观力量自然是十分活跃的。
①英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于一八一八年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一个科学家，他制造了一个怪物而毁灭了自己。——译注
第十三篇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上）
当一九三八年七月＇《西行漫记》第一版问世后一周年＇，那是共产党神秘地预料着的中日战事爆发以后的一周年。他们对于这次战事预测的准确性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他们对于这次战事的分析，和它所包含的革命的内情的信仰，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一种在战事发生以前被许多中立的观察者认为离奇的见解——都已经被实际的事实所证实了么？
谁是中日战争中的“胜利者”？
从远隔重洋的眼光来观察，这问题对于有许多人民一定仍是显得有些值得讨论的。日本在海、陆、空个方面是否仍是明显地比人家优越？日本有没有三十倍于中国的机械和飞机？日本仍是一个海军的强国，而中国现在竟毫无兵舰么？日本在经济上是稳固的么？它的事业上的基础仍是健全的么？它战时的资源在增加着么？它军民的士气仍是很旺盛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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