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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 作者:斯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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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红军吗？”
“哦，不，不是红军，虽然四川也有红军。我说是土匪。”
“可是红军不也就是土匪吗？”我出于好奇心问他。“报纸上总是把他们称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报纸编辑不能不把他们称作土匪，因为南京命令他们这样做，”他解释说。“他们要是用共产党或革命者的称呼，那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红军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样吗？”
“这个么，就要看情况了。有钱人是怕他们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税的，都是怕的。可是农民并不怕他们。有时候他们还欢迎他们呢。”说到这里，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里留心地听着，却又显得并不在听的样子。“你知道，”他接着说，“农民太无知了，他们不懂得红军不过是要利用他们。他们以为红军说话是当真的。”
“那末他们说话不是当真的了？”
“我父亲写信给我，说红军在松潘取缔了高利贷和鸦片，重新分配了那里的土地。所以，你看，他们并不完全是土匪。他们有主义，这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是坏人。他们杀人太多了。”
这时，那花白胡子忽然抬起他那温和的脸孔，十分心平气和地说出一句惊人的话来：“杀得不够！”我们两人听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不巧火车这时已经快到郑州，我在那里得换乘陇海路的车，因而不得不中断讨论。可是，从那时起，我心里一直在纳闷，这位模样儒雅的老先生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那骇人听闻的论点呢。在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车（这列火车还心，很舒适）在河南和陕西的景象奇异、层层重叠的黄土山中缓慢地爬行，最后开进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车站，我却整天都在纳闷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访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杨将军在一两年以前，在陕西那些未被红军控制的地区，还是个唯我独尊的土皇帝。他当过土匪，后来经由中国那条许多极有才能的领导人由此上台的途径而掌握了权势，据说也在这条大道上照例发了大财。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几位先生分享他的权利了。因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满洲的统治者张学良“少帅”，带着他的东北军开到了陕西，在西安府就任这一带的最高红军征剿者——全国剿匪总部副司令。而为了监视这位少帅，又派来了蒋介石总司令的侍从邵力子。这位邵先生便是陕西省的省主席。
在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均势。而在所有这些人的背后牵线的，就是那位手段厉害的总司令本人，他力图把他的独裁统治扩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灭正在奋斗中的苏维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杨和小张两人的军队都消灭掉，用的就是使他们互相残杀这个简单的方法——这是政治军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剧，而戏中的主要谋略，蒋介石显然认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这种估计错误——在追求上述目的时有些操之过急，在肯定对手的愚蠢时又有些过分自信——导致蒋介石几个月以后在西安府成了阶下囚，听由这三方面发落！我在下文中要谈到总司令被逮的这一惊人事件，说明它怎样把中国的历史引导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资五万的巨石宅第里会见了杨将军。当时他没有带着太太而是单身住在这所有着多间寝室的拱顶建筑物——绥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来杨虎城也同这个过渡时期的许多中国人一样，为家庭纠纷所苦，因为他有两个太太。第一个太太是他年轻时娶的小脚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给他娶的。第二个是象蒋介石夫人那样的一位活泼而勇敢的女性，年轻貌美，已经是第五个孩子的母亲，既摩登又进步，据说从前参加过共产党，是杨将军自己看中的。据传教士们说，在杨将军这个新居落成的时候，两个太太看来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们互相憎恨；她们都为他生育了儿子，都有权做他的合法妻子；双方都坚决不肯搬到那巨石营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对方不住在里面。
在一个局外人看起来，事情好像很简单：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离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杨将军还没有打定主意，因而他还是单身住着。他的这种尴尬处境，在现代中国并不少见。蒋介石同那位有钱的、美国留学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岭结婚的时候，也曾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一决定受到了传教士们的高度赞许，他们从此以后一直在为他的灵魂祈祷。然而这样的解决方法是从西方输入的新颖思想，许多中国人对之仍然要皱眉头。至于出身草莽的老杨，对于自己的灵魂的归宿，大约是不如对祖宗的传统那么关心的。
决不要以为杨虎城将军早年当过土匪，就必然没有资格做领袖了。这样的假定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在中国，一个人青年时当过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坚强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有些极能干的爱国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贴上土匪的标签。事实上，许多罪大恶极的无赖、流氓、汉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陈腐的诗云子曰的伪善，中国经书上的愚民巫术，爬上显赫的地位的，尽管他们常常也要利用一个纯朴的土匪的有力臂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杨将军反正在大多数外国传教士中间名声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个坏人。他的革命历史，说明他原来是个粗鲁的农民，可能一度有过崇高的梦想，要大大改变自己的世界，但是他掌了权以后，却没有找到什么办法，他听着他周围那些食客的进言，也逐渐感到腻味和混乱起来了。不过，他假如有过这样的梦想的话，他并没有向我吐露。他拒绝讨论政治问题，客气地委派他的一个秘书陪我参观市容。再说，我见他的时候，他害着严重的头痛和关节炎，在他这样多灾多难的当口，我当然不想坚持向他提出为难的问题。相反，对于他所处的困境，我倒是十分同情的。因此，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便知趣地告辞了，打算去找省主席邵力子阁下，向他寻求一些答案。
邵主席在他那宽敞的衙门的花园里接见我，经过尘土飞扬的西安街头的酷热之后，分外觉得那里凉爽舒适。我上次见到他是在六年前，当时他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他帮助我访问了总司令。从那时起，他就在国民党里飞黄腾达起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现在总司令赐给他省主席的殊荣。但是可怜的邵力子，也同其他许多文官当省主席的一样，他统治的地盘不出省会的灰色城墙——城外的地方是由杨将军和张少帅瓜分的。
邵力子阁下自己一度当过“共匪”，现在再提这件事未免有些不恭。他事实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创造者。但是我们不应当对他太严厉，在那些日子里，当共产党是一桩时髦的事情，没有人十分明白入党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许多有才华的青年都是共产党。后来邵力子反悔了；因为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当共产党是怎么一回事，已经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那是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的。此后邵力子便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再也没有表现出信仰异端的痕迹了。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我问他。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末战事还在继续？”我问。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他把话题转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我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他反问道：“我们能打吗？”接着，这位信佛的省主席将他对日本的看法如实地对我说了，但不允许我发表，正象那时所有的国民党官员那样，他们对日本的看法可以告诉你，但是不能发表。
这次访问以后几个月，可怜的邵力子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就为这个抗日问题，被张学良少帅部下的一些反叛的年轻人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再讲理了，不再接受“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答复了。而邵力子的那位小胖子夫人——从莫斯科回来的留学生，后来也“叛变”的前共产党员——则受到一些反叛分子的围困，奋勇拒捕。
可是，在我们那次谈话的时候，邵力子对于这一切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预感来，我们经过交换意见，在看法上已有极为接近之处，我该向他告别了。我已经从邵力子那里弄明白我要知道的事情。他已经证实了我在北京的熟人通知我的消息：陕北方面的战斗已暂时停止。因此，如果有适当的安排，到前线去应当是可能的。于是我就着手进行这些安排。
三
汉代青铜 （上）
西北的危机在我到达西安府大约六个月后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发，富有戏剧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张学良少帅统率下的大军同他以剿共军副总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灭的“匪军”令人惊诧地结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这些奇怪的发展，甚至在蒋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蓝衣社宪兵总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西安府的监牢里关着大约三百名共产党员，蓝衣社还在继续搜捕。当时空气极度紧张。到处是特务和对方的特务。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秘而不宣这些兴奋紧张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和当初不得已才让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这里报道出来。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红军战士。在北京为我用隐色墨水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是个红军指挥员，但是我没有见到过他。这封介绍信是通过第三者，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的。但是除了这封介绍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联系，只有一个希望。我得到的指点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馆去，要了一个房间住下来，等一个自称姓王的先生来访，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确实是一无所知，除了他会设法给我安排搭乘——他们这样答应我——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个富裕的商人，自称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个朋友的名字，并且还以其他方式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了，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①。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物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这里就需要介绍一些背景情况，才能说明当时已经达成的秘密谅解的基础是什么。
大家知道，张学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还是受人爱戴、为人慷慨、有现代化思想、能打高尔夫球、却又喜好赌博、吸毒成瘾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主宰满洲三千万人民的军阀独裁者。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他从他土匪出身的父亲张作霖那里继承下来的职务，并且还给了他中国军队副总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开始征服东北，张学良的厄运就开始了。侵略开始时，张少帅在长城以南的北京协和医院治疗伤寒，无法独立应付这场危机。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为盟的“大哥”蒋介石总司令。但是蒋介石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打仗，主张不抵抗，向后撤，依赖国际联盟。张学良当时有病在身，年轻（只有三十三岁），没有经验，又受到腐败无能的食客的包围，于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和南京的命令，结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满洲，几乎没有放一枪来进行保卫。这样的牺牲使得总司令能够在南京维系他自己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开始对红军发动新的围剿。
这就是在中国叫做东北军的满洲军队的大部转移到长城以南中国本土来的背景。日本侵略热河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张学良当时没有在医院里，其实他是应该住院的。南京没有给他任何支援，也没有作抵抗的准备。总司令为了要避免打仗，准备让热河也沦于日本之手——结果就是这样。张学良背了黑锅，驯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国义愤填膺的情况下，总得有人辞职以谢国人。本来这不是蒋介石就是张学良，结果是张学良屈服下台，他到欧洲去“考察”一年。
张学良在欧洲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见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会晤了麦克唐纳②，也不是苏俄愚蠢地不让他去访问，而是他治愈了吸毒恶习。他象许多中国将领一样，几年前在作战间隙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要戒烟不是件易事；他没有时间进行必要的长期治疗，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可以用打针的办法治愈。他固然戒掉了烟瘾，可是等到疗程结束时，这位少帅却成了一个吗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张学良时，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独裁者，当时他的气色还不错。他人很瘦，脸色清癯发黄，但是思想敏捷活跃，看上去精神饱满。他是公开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和把满洲现代化这两个奇迹。几年后他的健康状况大为恶化。他在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我，他一天用“药”要花二百元钱——这种药是特别调制的吗啡，从理论上来说能够“逐步减少用量”。
但是在欧洲，张学良取得了一个大胜利，他戒了吸毒恶习。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国时，他的朋友们看到他又惊又喜：他的体重增加了，肌肉结实了，脸色红润，看上去年轻了十年，人们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轻时代那个杰出有为的领袖的痕迹。他本来思维敏捷，讲究现实，现在他就给他这种头脑一个发展的机会。他到汉口重掌东北军的统率权，当时为了打红军，东北军已调到了华中。尽管他过去犯有错误，他的部下仍旧热烈地欢迎他回来，由此可见他人望之高。
张学良实行了新的生活习惯——六时起床，锻炼身体，每日练武读书，吃的是粗茶淡饭，过的是简朴生活。当时东北军还有十四万人，他除了同军官以外，还同部下直接接触。东北军开始出现了新面貌。怀疑派逐渐相信，少帅又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认真对待他在回国时立下的誓言：他要把毕生精力用于收复满洲，为人民雪耻。
与此同时，张学良对总司令还没有失去信心。在他们的全部交往的关系中，张学良对那个长者始终忠心耿耿，从未动摇，他曾经三次拯救那个长者的政权免于崩溃，而且充分信任那个长者的识见和诚意。他显然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要收复满洲，决不再未经抵抗就让出一寸领土的话。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军国主义者继续进行侵略，成立了冀东傀儡政权，并吞了一部分察哈尔，提出了华北脱离南方的要求，对此，南京已经默认了一部分。少帅麾下的官兵甚为不满，特别是在调到西北继续对红军打不受欢迎的内战，而对日本却不开一枪以后，更是普遍啧有怨言。
在南方同红军打了几个月的仗以后，少帅和他的一些军官开始有了几点重要的认识：他们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尽管如此，张学良把他的司令部迁到西北以后，仍开始大举进攻红军。有一阵子他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间，东北军吃了大败仗，据说丢了整整两个师（一〇一师和一〇九师）和另外一个师（一一〇师）的一部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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