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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敌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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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但不一定所有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随着信息战的崛起，确实存在着不带任何政治目的的战争。无论从战争的根源分析，还是从其后果分析，战争都具有两重性——政治的继续和非政治的继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能否把战争仅局限于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而不要伤及百姓。我在199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战争论》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领导者意志发泄的一种形式，这就要有一个场所，也就是战场。过去的战场设在人类的居住地，要以有生力量、物质财富作为代价。”我在1999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新军事问题》前言中又分析到：“就像人要方便，过去是随地大小便，后来文明了，要进厕所了，甚至要盖五星级的卫生间了，是否可以预设一些五星级的战争场所供那些战争狂人发泄呢？”这些思考就是后来我提出领导人战争等理想战争模式的思想基础。
如果战争摆脱了政治的掌控，哪又将是怎么一个状况呢？农业时代，拥有足以保卫国家的人数众多的军队，就具备了确保国家军事安全的基础。工业社会飞速发展，确保国家的军事安全，不仅需要拥有装备先进的坦克、飞机、火炮、舰艇、导弹核武器的现代军队，而且，国家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和快速健全的战争动员体制。信息时代到来，军事安全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高技术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以信息战为重心的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到来，对传统经典的战争说法提出了挑战。在信息时代，军事威胁不仅是大兵压境、敌人陈兵百万，而且也是来自信息战的突然袭击，是国家和军队的“中枢神经”“面对面”的打击，甚至一时无法知道对手是谁，威胁来自何方，战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
《信息战》出版后的10多年，我始终关注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并由此为突破口对传统的经典的战争理论提出质疑，制造了许多全新的学术观点，并在国内各大报刊发表过许多文章，最早见诸报刊的一篇文章是发表在1993年4月5日《杭州日报》上的《刷新我们的思维关于战争新概念、新特征与沈伟光的对话》，对战争＝暴力＝政治的公式进行挑战。这篇由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极具才华的美女记者采编而成的战略话题，今天来看仍是非常贴近时势。只可惜，《杭州日报》的军事版面一度撤下，这位军事记者只能改做其他版面，否则，《我已出发》、《伊战随军日记》这样的书应该出自她的笔下，早于吕丘露薇、隗静成为《美军中的凤凰》的主人公。
这些关于战争的新概念、新特征还有许多，但出炉的过程大多富有戏剧性。
我刚调到北京工作那几年，经常与李炳彦老师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一般是我提出问题，然后展开讨论，很随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1996年3月5日，李老师很早就来到我刚分的新居，位于积水潭桥南的大七条胡同的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宿舍。那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战争的政治性因战争的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趋向多元化”的问题。我们从早晨8点谈到第二天的3点，最后达成的共识是：
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战争是血与火的拼搏，信息战的战场是无形的信息空间。战争不仅仅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也不仅仅表现为交战双方军队的对抗。国家可能不再是战争的惟一发起者，因为在信息时代，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已把军队乃至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军队和社会肌体的各个部分的组合运转，都要依靠芯片；军事设备和民用设施联系紧密，相互兼容。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系统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越先进，越微型化，破坏它所需的电磁能量就越小。在未来网络化世界里，每个芯片都是一种潜在的武器，每台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作战单元，一位平民百姓可能编制出实施信息战的计划，并付诸实施。从而对“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使用暴力手段解决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的战争本质提出了挑战。战争不仅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也成为非政治群体、甚至个人谋取利益，显示其存在的一种手段。企业、宗教团体、恐怖组织、部落游击队、贩毒集团及其他犯罪团伙，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因此，对于任何一场战争的政治属性，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后才能认识其本质。
我们的谈话要点由《解放军报》记者张峰整理成一篇1万多字的对话录：《社会网络化趋势与国家安全观军事谋略学专家李炳彦与信息战理论专家沈伟光对话录》，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当年《国防大学学报》第7期的首页上，当年8月6日的《解放军报》以显著版面予以摘转、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予以转载，编辑这篇文章的张慧女士当年还因此荣立三等功。
由政治的战争到非政治的战争，学术上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这种非政治的战争的敌人是谁？通过对当代战争的分析，我认为，信息战的崛起，使战争的打击目标发生了变化：
农业时代的战争，摧毁的是敌国的军队；工业时代，战争双方不仅都力图击垮敌国的军队，而且要摧毁对方进行战争的军事潜力。信息时代，国家间的战争，攻击的首要目标是联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设施和整个社会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利用新奇的信息技术，多渠道、多形式地对敌方军用与民用计算机网络和通信系统进行快速、隐蔽和毁灭性的破坏，使敌方军队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士气瓦解……海湾战争之所以说是信息战的雏形，或者说是部分地体现了“第三次浪潮”的战争，不在于使用了大量的信息武器，而在于作战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精确制导武器，美国人在越战中就使用了，几次中东战争、英阿马岛战争都大量使用了，但对作战目标的选择没有摆脱传统的军事观念。海湾战争的一个很大变化是多国部队作战目标的选择与以往大不相同，是以信息武器打击对方的信息系统为主。信息时代，战争的目的正在发生有史以来质的巨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正在变为“保全自己，控制敌人”。消灭和摧毁敌方正在被瘫痪和控制对方所取代。
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它的意义已超出军事学术的范畴，可以上升到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认识：减小战争的破坏性，改变战争的暴力性。而“保全自己，控制敌人”的观点，最早是我发表在1996年4月4日《科技日报》的文章《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中，6月23日我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信息战》一文中再次出现。当时的提法是“保护”自己，“保全”的说法是2003年3月21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学中才得以修正的。
还有一些观点是：
信息时代，战争性质的区分也在发生变化，战争的性质带有多元的色彩。
信息时代，战争方式趋于“文明”。
信息时代，实施战争的手段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种崭新的作战手段——信息攻击。
信息时代，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
信息时代，使战争准备、实施的界限日趋模糊。
信息战已经使战争从单纯的军事领域迅速扩大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波及到“军政商民”。
除了战争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争论，21世纪前后还出现了战争的暴力性与非暴力性之争。
非暴力性相对于武力战彻底暴力性而言，传统战争暴力性包含着非暴力性成份；软性化相对于硬打击而言，硬打击不排斥软性化手段，只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的暴力性展示得更为充分，以信息战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战争的非暴力性日显突出。我提出：揭示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趋势，不是否定、排斥战争的暴力性和硬打击；也不是说战争趋向非暴力性与软性化，未来战争就不暴烈、不残酷、不破坏了，战争可以是一场成人游戏了。恰恰相反，战争的暴烈性、残酷性和破坏性照样体现在这种非暴力性、软性化的新战争形态之中，人的因素照样是第一，仍然需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早有警觉，做到心中有数，两手准备。
在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问题上，我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的，而且是作为信息战的理论基础的。20年来，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战争目标由领土扩张、经济侵略转为信息掠夺，由主要针对物质因素转移到主要针对精神因素，争夺制信息权，谋求“精神胜利”和不战而胜，成为信息时代最显著特点。
二、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质的变化，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战争的威慑属性日益显著，信息取代人而充斥于战场上，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关于信息威慑，我在1985年写《信息战》时就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的，我作的定义是：一方以信息造成的声势及产生的威力威慑另一方，其作用在于给对方以心理杀伤，使其造成错觉和巨大的思想、心理压力，目的是加强遏制能力，最终迫使对手慑服。我认为，信息威慑是一个国家基本的军事战略，呼吁国家建立以信息威慑为主体的军事战略。
三、战争形态由有形演变到无形，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
四、战争在经历了低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暴力制胜时代后，正在进入高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即以信息战为标志的不流血的战争。
我的上述观点有的被人们所接受，大部分是不为人所认同的，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性是战争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争的内涵要深厚得多，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未知的。
前辈是福
对战争的政治性与暴力性问题的思考，是我在战争研究过程中，由理性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国宣布裁军一百万。对于中央的战略决策，许多军人是想不通的。但是想不通也得执行命令，尤其我们成都军区，既要搞好精简整编，还要打好仗戍好边，任务非常重，有些同志刚从前线下来就被通知转业或复员。我已在成都军区任傅全有司令员的专职秘书。当时成都军区政委是万海峰，是位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副司令有廖锡龙、张太恒，参谋长是陶伯钧。
那段时期，傅司令频繁来往于成都与麻立坡的军区前线指挥部。他经常告诫高级将领们：“战争中，指挥员的失误要拿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他还专程到麻立坡的烈士陵园扫墓，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他鸣枪示意，宣泄心中的愤怒。从他的言行和神情中我能感悟，他正试图改变“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历史古训。
可能除了傅全有总长，没有哪位军人比我参战时间更长的，我先是在陆军第一军作训处当参谋，部队回防后我调任他的专职秘书，继续在那里参战，那时通讯不发达，家里还以为我光荣了，那场边境战争的整个过程我都经历了。也就是那场战争，使我对战争有了感性的认识，尤其是傅全有将军的言传身教更使我对战争的认识有了新的高度。
我们小时候，长辈们老给我们讲旧社会，让我们忆苦饭，怎么都不理解，尤其是现在，吃糠咽菜有什么不好，我们现在还要减肥。其实，这种好日子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点级别的领导干部最高待遇是到某地集中起来增肥，吃几天红烧肉。同样，没有经历过战争人的，对战争的残酷性是怎么都无法理解的。
傅全有司令员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要到战地医院慰问前线下来的伤员，隔一断时间要到陵园去悼念牺牲的烈士。那种场景令我震惊。一个人只要到了那种环境，思想突然得到净化，生死可以置之度外。那时每人有两个包，一个装日常生活用品的旅行包，一个是用来放遗书遗物的白色小包袱，每个人必须把遗书写好，领导要检查，这叫生死置之度外。尤其是临战训练期间，因为大家心理没有底，气氛特别紧张，我们有两位干部到前线看地形，听到爆炸声就喊“有敌情”，跳下车就往路边洞里钻，头钻进去了屁股厥在外面，后来才知道是部队在修工事，这件事一直被当作笑料。真上了前线也就那么回事了。虽然我们在首长身边，但同样很危险，我们的指挥部都在敌方加农炮的射程内（27公里），如果战争升级，必然是敌人打击的首要目标。第一次上前线，是搭一位领导的北京吉普车，在平时坐这种车，领导一般喜欢坐前排副驾驶的位置上。我按惯例请领导坐前排，可他就是不动，其他同志却推我坐到前排。战区的山路很陡，车很颠，而后排座颠得更厉害，我坐在那里感到很别扭，心里很过意不去，内心更钦佩这位领导了。过了交址城，有一个三道湾，同志们称它为生死线，行驶的车辆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真像一个移动靶场，我们许多车辆被炸毁在这条生死线上。车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让我坐前排是让我挡子弹呀。在战场上呆久了，才感到这种想法的幼稚。战争中每个人都有他的定位，将军与士兵在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战争的生与死所带来的后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关系战争控制的度。
当时作战，部队还强调目视指挥，各级指挥员都必须深入前线勘察地形，了解敌情。傅全有军长是往前线跑得最多的高级将领，很怪，只要他的车一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下，前线就异常的平静。据说，对方战区的司令武立中将，是50年代傅全有在南京军事学院上学时的同学。我很好奇的问，是不是他特别关照您？傅军长告诉我，子弹不长眼睛，对谁都一样。现在敌人是怕我们，战争的主动权控制在我们手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战争能够控制的说法。
从那时起，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战争的过程能够控制，为什么不把这种残酷的战争也控制住！谁想到，这样一个念头，却已耗掉了我20年的岁月。
其实我是比较幸运的。我能抓到这样一个课题，为人类控制战争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能够死而无憾。
控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这个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就梦寐以求的。今天，我们人类几乎只要动动嘴就可以满足一切最高级最充足的欲望，同时战争的破坏力也进入只要开开口可以将地球瞬间毁灭的境地。原因就是我们在战争控制的思路上出了问题，我们至今仍在走着弯路，陷入两个极端。一种是非战即和，彻底消灭战争，甚至幻想以和平躲避战争，实在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另一种是企图以战制战，以无限增大战争破坏力演义战争，像核战争，赢得短暂和平，这实际上是饮鸩止渴，是一种恐怖和平。
战争是残酷的，20世纪全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亿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每年因战争死亡的人数高达1000万，每分钟死亡人数为19人。战争中，可能死亡是一种偶然，但活下来更是一种偶然，是一个奇迹。上下五千年，世界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已高达36．4亿人，超过今天地球人类一半还多，难道要等到我们人类都死光了，战争这部机器才能停滞下来吗？
人类文明史已经反复证明，“以战制战”和“非战即和”这两条道路都是走不通的，我们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或者说是中间道路。
今天，我们还很难想象人类社会没有战争是什么样的景象：原始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的，最终一定会消亡；战争只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再回到原始社会是不可能了，到战争最终的消亡似乎还很遥远（对世界上现存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经济作用下并未出现衰败，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阶段）。难道我们只能战战兢兢面对战争威胁？或者是不遗余力地调动所有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地破坏，不断地“创造”，“乐此不疲”？如果我们要靠这种破坏来刺激来推动创造精神和文明进程的话，那最终消亡的不是战争，而是人类！
因此，我们应该在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找到新的出口，在当今世界战争舞台上投放一些新的力量，设计一些更为理想的战争形式，来释放那些随时可能迸发的战争破坏力。也就是说，在战争形态无法铲除的今天，我们如何采取有效的形式和方式，使积蓄的战争能量通过一定的渠道和场所释放出来，努力减小战争对人类的破坏程度。
这一切，触动了我学术创新的神经，激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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