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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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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在官方对知青婚姻问题政策的转变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而那些管家们亦无意唱反调。知青年龄渐长，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这一事实令人轻易放弃原来的政策。双方取得协调，娶嫁成婚可以鼓励，但重申必须遵守晚婚及计划生育的原则。地方干部有责任帮助结了婚的知青置家＇ 关于知青婚姻状况的调查报告刊登在《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3日。那是当时盛行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极好例证。＇。1976年，在对邓小平的大批判中，又把这类婚姻问题拿出来上纲上线。不过，1974年的鼓励政策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到1977年底，仅有10％的知青结了婚，相应于全中国的同龄人来说，这个比例小得很＇ 见刘小萌，前引，页867。＇。
1974年初是极左派张牙舞爪大肆进攻的时期。但相应的平衡继续在左右摇摆。下半年下乡运动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及学习推广株洲模式。尽管批孔运动仍在进行（该年年底才结束），但政治上还是大力强调“团结”的中心议题。1975年1月召开四届人大，会上特别谈论的主题是团结统一的必要性，此外在周恩来自觉病入膏肓之时，邓小平复出重新上台担任第一副总理。周拼了全力来到会上宣读伟大的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以及科技）的宏伟目标，其实在1964年的三届人大上他已经提过了，后来爆发了文化革命，结果不了了之。重点都放在经济发展上。在这次大会上，整顿恢复了教育部，并任命了温和派的周荣鑫为部长。然而，2月开始，为了响应毛发表的指示，《人民日报》又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社论。＇，毛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决心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与决心“缩小三大差别”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立意将下放农村运动扩展到城镇出身的复员军人以及大学毕业生。
头几批工农兵学员在1973及1974年毕业，尽管有毛1968年的7。21指示（前已提及），他们应该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但他们总体上都避免了回到乡下＇ F。 C。 Teiwes； ？The Assignment of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China； 1974？； China Quarterly； 62，1975年6月，页308…309。＇。1975年新闻媒体也承认：“目前从农村来的学员毕业后多数回不到农村”＇ 《红旗》1975年第五期，页79。＇。极左派试图反对这种奇谈怪论，宣传辽宁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经验。这个学院的大学生，不管是农民还是知青，都保留农村户口，学习结束后一律回到原来的生产队去＇ 同上，页79…82。＇。运动从辽宁开始，然后波及到全国其他地区的大学，极左派在大学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北京大学1975年有776名毕业生，其中84名下了乡，主要是去西藏、青海和新疆。他们之中有一名北京女知青高红十，她就回到了进北大中文系之前在1972年曾经劳动过的延安地区。高红十是赞颂知青的长诗“理想之歌”的四位创作者之一，早为当局所熟悉，所以她就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回乡的模范典型，以及实践毛泽东伟大理想的一个样板＇ 见《人民日报》1975年12月8日及《光明日报》1976年2月5日。“理想之歌”出版了单行本，也在《人民日报》（1976年1月25日）登载过。关于这个问题，见高红十〈 理想之歌 问世前后〉，网址。dacoca。/txyfriends。见Masaaki Iwasa；？文革期间文学的另一面……高红十和她的理想之歌？，此文中文版没有发表过，日语版载于Mimei； 1； 神户； 1982年2月，页95…126。另见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页277…278。＇。当时，清华也有几个大学生去了新疆。1976年2月，446名北京大学生在锣鼓声中出发下了乡。但是，虽然极左派鼓足干劲作出最大的努力，知青大学生回乡的比例在1975…1976年间还是偏低的＇ 1977年，朝阳典型被揭发为“四人帮”的极左行为而废除了。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2日。＇。很多人，特别是邓小平和周荣鑫，都认为培养成了大学生，却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这是浪费。然而对激进派来说，那是一个“缩小三大差别”的有效方法。所以他们要求大学生在工农群众与他们自己之间“划等号”，鼓励他们拒绝“通过大学爬上特权阶层的梯子”＇ 这是26位河北大学生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使用的语句；见刘小萌，前引，页596。＇。有几个应征入伍的知青也要求在服役完毕后回到农村去。
1975年夏，“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没有能阻止吹起一股强劲的“右倾翻案风”。那个时候，邓小平将继承周恩来，已是不言而喻。虽然他推行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但他办事作风更直截了当。在他所提倡并开始实行的改革中占着重要位置的，一是高校直接从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中招收新生（这是直接挑战毛的教育政策），二是让大批知青回城＇ 《人民日报》1976年7月14日第一版。S。 Pepper；？Education and Revolution ： The “Chinese Model” Revised？； Asian Survey； 1978年9月，页870。＇。因此，1974年有603；500名知青返城，而1975年则达到了1；397；900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
自1975年春季始，广东省党委就决定永久结束下乡运动，代之以青年下放两三年的轮换制度。所有已经在农村插队多年的，包括文化革命前下去的，都必须赶快回城。这项政策当年夏天就落实执行，1970年以前下乡的都开始成群结队地回到城里＇ 访谈纪录及J。 Unger，前引，页168…169。＇。这项政策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是彻底性（因为只是把接受了株洲模式之后的总趋势制度化）。究其原因，除了运动在广东省产生的“反常效应”特别严重之外＇ 见本书，页376…382。＇，应该考虑到 “现实派” 在省党委内占据优势，当时第一书记是政治主张与邓小平很接近的赵紫阳。他在文化革命前是陶铸的得力助手，当年陶就曾经试图按轮换方式来组织广东的下乡运动＇ 见本书，页90。关于陶铸和赵紫阳文化革命前在广东的作为，见E。 Vogel； Canton under munism。1972年赵回到广东，从1974年4月到1975年10月任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对激进派及他们的政策，赵已暗中坚决抵制，从他对李一哲事件的态度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见《动向》，1979年2月5日，页19，以及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1981年夏，页5。＇。
知青在政治接班斗争中的作用
1975年底开始，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过还没有跟邓小平联系在一起。矛头对准高等学校招生政策，教育部长周荣鑫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清华大学大字报的主要攻击目标＇ J。 B。 Starr； ？From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to the Premiership of Hua Kuo…feng ：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lour of the Cat？； China Quarterly； 67； 1976年9月，页475…476。＇。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之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矛头直指邓小平。《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与28日先后刊登了两篇经毛授意的针对邓的批判文章＇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第一版及1976年3月28日第一版。虽然没有点出邓的名字，但是3月28日的“白猫黑猫”论就再清楚不过，该论的作者则呼之欲出了。＇。跟着就发生了“四五”事件，北京人民明确表示拥护温和派，反对极左派，连毛本人也未能幸免于被指责＇ 有关这个事件，见Cheng Ying…hsiang & C。 Cadart； Les deux morts de Mao Tsé…toung。＇。4月7日，邓小平被控为这次“反革命事件”的幕后黑手，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人民日报》1976年4月8日第一版。＇。报刊媒体纷纷撰文批邓。由毛决定，华国锋正式成为国家总理。
下乡运动在这场政治危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1976年1月起，极左派就召开了多次知青积极分子大会，揭露有人不是帮助知识青年“扎根”，相反是要他们“拔根”。从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报》搞了一场报刊上的名实相符的运动，在头版同一位置同一栏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组写给毛的信件，他们发誓永远忠实执行伟大领袖有关下乡运动的指示，并揭发“右倾翻案风”＇ 《人民日报》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为对那些翻案者们作出的“切实反击”，这次运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有些大学毕业生，也有中学毕业生，被下放到了边疆地区去。虽然是一些人数有限的组群，但具有象征意义。极左派坚持执行这项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溃之日＇ 《人民日报》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电台广播，刊于SWB，1976年10月14日，页BII/12…14。＇。
从1975年11月“反击右派翻案风”运动开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捕，极左派不断鼓动他们从1973年就费尽心机拉拢的知青模范典型的积极性。张铁生1975年11月29日在《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封信，反击“否定教育革命”的人。这封信被看作是“张铁生的新答卷”，在12月号的《红旗》月刊上转载，并附上清华大学极左派写的另一篇文章。这是极左派向邓小平发起大进攻的信号，而这次进攻的结果就是邓在几个月之后下了台。1976年初张铁生还到北京、山西及辽宁各地去煽风点火＇ 刘小萌，前引，页568…569。＇。柴春泽也积极为极左派摇旗呐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请教的信，从此就开始与其通信。他本是靠一封家信发迹的，现在也如同惯常，无法压抑想把这些信件公诸于众的欲望。他主动将7封回信寄去报馆，部分信件发表了。这些信还编印成小册子，由知青办公室广为散发。柴在信中罗列了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极左口号。他把下乡运动描述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选择，他批判邓小平和“四五”运动，指出与“党内走资派”“还要斗十年、几十个十年，一直斗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 同上，页573…576。＇。朱克家则是在云南省政府内部煽风点火。云南省委在温和派的影响下，曾经斗胆在1975年安派朱同学作为干部回到原来的生产队，让他“下基层锻炼”。1976年2月，朱在公开会议上发起对省委的批判，并支持炮制一部宣扬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干部的话剧＇ 同上，页580…581。＇。至于吴献忠，她在19位知青联合署名的公开信的拟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19位青年是当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们的信7月13日刊登在《辽宁日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标题鲜明：“向 拔根 复辟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猛烈开火”＇ 同上，页558…560。吴是第一个在公开信上签名的。这封信是6月份在由毛远新的暂时替代者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决定要发表的。当时毛远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儿替他那个风烛残年的伯父担当与外界的联系人。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41…142。钟志民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他既不是辽宁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进派铁杆核心的一部分。不过《人民日报》专门给他写了一篇文章，1976年7月17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邓开火的这一边的。＇。集体典型也纷纷投入斗争。其中就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主要头头，他们参加了一场1976年极左派在河南省发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资派”的政治活动。极左派还推出了另一样板：吉林省怀德县。该县占总数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坚决在农村“扎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后6次放弃大学招生或工厂招工的机会＇ 《光明日报》1976年8月30日。＇。一份调查透露北京郊区的知识青年中扎根不走的仅200人，占总数的千分之四＇ 刘小萌，前引，页592。＇，看到这个比例数时，人们不禁对那些知青的豪言壮语产生怀疑。当时的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其实大部分知青向往“拔根”，而不是“扎根”＇ 同上，页593…594。＇。
“四人帮”不得不尽快招兵买马，除了发下党政传统文件之外，企图在知青中召募积极拥戴者，就像他们曾在工会干部以及民兵中的作为一样。其实，他们是想在某种程度上再来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说，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击敌对的那一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跟“知识青年得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一根本原则唱反调。那些极左知青被人怂恿去揭发批判地方农民干部，连普通农民想多挣点儿钱而多开了一小块自留地的自发现象都没有让他们放过。吴献忠指责她所在的生产大队书记是“走资派”，只关心生产，结果导致该大队及属下的生产队干部大换班。她还强迫农民把自己饲养的猪交售给集体，组织农民无偿地大搞没有任何价值的集体工程＇ 同上，页585…586。＇。那个时期的文艺宣传作品充斥着“阶级敌人”如何阴险，如何让农民上了当，“好”干部又如何与之斗争，等等，以此来掩盖存在的矛盾＇ 见《山村新人》。这个六幕剧本在1976年摄制成电影。＇。实际上，这样利用极左知青，导致了多宗下乡知青与农民及地方干部之间的冲突＇ 毛远新亲自点名一个公社是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典型”，在那里社员被批斗，其中47人被打致伤残，3人致死。这个公社有86名知青参加了暴力行动；见刘小萌，前引，页587。＇。当时甚至还出现一个正统典型人物柴春泽，他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说什么比起工人农民，知青更是一无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务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产”＇ 同上，页586。＇。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紧跟极左派、又到处兴风作浪的知青其实为数极少，而且处于孤立状态。这些扎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数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们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视或愤怒。从这一点看，极左派企图像1966年那样利用理想主义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个空。这也说明他们如何错误估计形势，与1970年代中期的社会完全“脱节”。知青们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单纯无知。他们再也不是时刻准备着为某一政治派别的利益作出自我牺牲。那些为数极少仍然坚持的，最终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不用等很久，因为他们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台＇ 见本书，页181…183。＇。
毛泽东最后一道有关“指示”
另一个显示极左派在知青领域内一败涂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数：135万，几乎跟1975年一样那么多＇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反击“拔根派”的运动没有收到任何成效。尽管那些赞成插队一辈子的在那儿吵吵嚷嚷闹翻天，倾向实行轮换制度的在政府内其实占多数。这两种意向针锋相对，的确给国务院知青办公室的负责人出了难题，不知道该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办在长春召开的座谈会上，明显地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所以知青办建议举行第二次全国工作会议来解决问题，还促请尽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在第一次会议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确凿指引＇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36。＇。跟1973年准备开第一次工作会议的过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让事情有了进展＇ 关于这件事，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30…135，及《大事记》，页140…144。＇。1976年1月19日，两位住在陕西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毛和党中央。一位是回乡知青，另一位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信中首先赞扬了中国工业的大发展，然后万分遗憾地询问为什么只能从城市人或城市来的知青中招工，而农民的身份就应该是世袭的。他们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乡了，可是根本没有来过农村，最后满了两年，也没经过贫下中农的推荐，就被招进工厂。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身农村的毕业生就不能当工人。在城市里招农村来的工人不是更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吗？
他们是通过吴桂贤转呈那封信的。这位与他们同省籍的女劳动模范，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届人大上一跃而为国务院副总理＇ 从1973年8月的十大后，吴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由于和“四人帮”的关系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台消失了。＇。2月1日吴向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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