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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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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沁自咸丰十年九月奉命剿捻,迄今已历四年,能否成功不可知,但不愿他人分功却在情理之中。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助攻南京,气急吐血,即是同样的心理。曾国藩何等样人,岂能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他拖了大半年,都没有实际行动;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只能任其拖延 。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战死,朝命立即改“助剿”为“督剿”,并授权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陈国瑞原是僧格林沁部下,根据最新指示,现在也要听命于曾国藩。军队更换统帅,历来就存在人事、资源诸方面等“整合”难题,而陈国瑞刚刚划归曾国藩指挥,就被其嫡系部队“铭军”灭掉一个营,其不能谨遵命令,甚至负气为难,种种情形,不难揣测。曾国藩要统领各军与捻军作战,则必不能容忍属下有违抗军令、仇视同侪的将领。倘若出现这种将领,要不凿枘不合,弃之不用,如初起兵时的王錱;要不恩威兼施,引为己用,如自胡林翼处接管的鲍超。陈国瑞能战的名声,早已“简在圣心”,没有合适的理由,遽尔弃置,必会引起猜疑,认为曾、李妒贤嫉能,其道不广。而长远之患,则会坐实湘、淮两军都是私人部队、于国有害的传言。所以,如何妥善处置陈国瑞,乃是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务的首要人事难题。 刘、陈对杀之时,曾国藩正从扬州赶赴淮安,闻信稍迟,朝廷已经批示“免其深究”,他也就不能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暗蕴驾驭之术。失去“危机公关”的机会,就只有在例行公事中,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了。六月六日,在陈国瑞请示“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的禀文上,他洋洋洒洒批复了两千多字 。“饷项军火”的正题,着墨不多,而“玉成该镇”的跑题文字倒用了一千六百多字。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批评下属时,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群众意见”暗喻褒贬。曾国藩也不例外,说留心察访,搜集民意,发现“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群众对“该镇”不满,可以称为“劣迹”者,主要是以下数端:一、忘恩负义。黄开榜是陈国瑞义父,陈却“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据黄开榜亲口所言)。二、性好私斗。在袁甲三部,与其他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斗,杀死二提督;在正阳关与盐商斗,在汜水与米商斗。三、扰民虐官。辱骂殴打泗州知州,布政使“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抢掠官府,“合署眷属,跳墙逃避”。四、吸食鸦片。极High之时,喜怒无常,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五、藐视各路将帅,不听调度,动不动就以“我将造反”进行威胁。从公德到私德,贬斥无疑;群众口中的陈国瑞,简直就是个禽兽。当然,批评也要适可而止,于是,曾国藩笔锋一转,开始说“该镇”的好处:一、骁勇绝伦,战略出众。二、至性过人,喜欢听人讲忠臣孝子的故事,喜欢读《孟子》 。三、不好色,不贪财。打仗出色,是公论,也是陈国瑞如此嚣张的根本原因,否则,他早就被废掉了,何必如此苦口。喜欢听忠孝故事,不好色贪财,则是本质不坏,尚可救药。这段材料,先骂后赞,又打又摸,乃是“政委”工作的标准文体;所以如此铺陈,就是为以下的“警告”乃至“处罚”制造气氛。 所谓“警告”,是三条原则。第一,不扰民。第二,不私斗。第三,不梗令。不扰民、不梗令之说,都是大道理,不过泛泛而谈;湘军、淮军将领也不能杜绝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当不得真。不私斗,则联系前不久刘、陈对杀之事,予以针砭。经刘铭传、李鸿章汇报,曾国藩已经知道起因在于抢洋枪,所以说“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不再一味批评,而尽量持平。但是,“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后“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风范;郭子仪祖坟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责,是名臣度量。“该镇”虽被刘铭传“软禁”,但所受侮辱远不及此,务必以韩、郭为榜样,“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初出兵时,曾国藩所部与绿营“私斗”,他忍耻包羞,南下衡阳,固然是修养高,但也跟当时形势有关 ;陈国瑞号称“名将”,一日之间,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纵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责怪刘铭传下手太狠。没有任何补偿,光让他息事宁人,实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陈国瑞看来,刘铭传是曾国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军,即使罪责相当,揆之严于律己之义,也应稍稍重责刘而抚慰陈;但是,对于淮军将领,曾国藩并不像指挥湘军那样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刘铭传名义上归曾国藩节制,其实并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权还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刘、陈争斗后,恐怕曾国藩因此责怪刘铭传,李鸿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责怪之意: “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东偶迟,致受薄惩,又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 省三,刘铭传字。“入东偶迟,致受薄惩”,指此前刘铭传奉旨随曾国藩往山东剿捻,因不愿受僧格林沁节制,故意拖延时间,受到朝旨谴责 。此信用词委婉,意见却很坚定。刘铭传出自李鸿章帐下,李对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国藩若依法办事,则是对他的“苛求”,他必然会闹情绪(“必不自安”),以后的合作也不会愉快(“无以策励将来”)。必须批评的话,也只能由李出面,而不能由曾发难(“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勿加苛求”)。形势、人事,都迥异于统带湘军,所以曾国藩回信,也只能说: “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国藩于季荃细商两次,始定为二批:一宣示,一密告。……旋又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 ; 季荃,李鹤章字,鸿章弟。他当时总理营务处,是曾国藩和淮军将领之间的润滑油。由此信可知,只因为刘铭传“最爱体面”,所以硬生生把拟定的处理意见(“宣示”和“密告”的批文)压下(“一并秘之”),以示“爱惜”“令器”。身为统帅,碰到“骄纵难制”的下属,竟不能直率批评,这样的军队怎么管理的好呢?自己的部将管不好,又怎么让陈国瑞这个客军将领服气呢? 曾国藩自知理亏,陈国瑞绝不会服气,所以苦口婆心讲了一番“歪”道理,还是要采取高压政策,讲几条“硬”道理:“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将八千人裁撤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内,不许与淮军同扎一处。第三,去掉官衔中“钦差”字样,不许自河南粮台以外领取军饷。裁军,是削弱其力量;不许与淮军靠近,是限制活动范围;明确规定饷源,则从经济上加以制约。以上三条,陈国瑞“梗令”的话,则是对抗统帅,必将遭致严厉处罚(调任甚至降级);遵令的话,则实力减弱,掣肘更多,再想嚣张也没了资本。此份批示,看似谆谆善诱,“于该镇有厚望焉”,实则老辣强横,令其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抚、军机大臣及皇太后)看来,却觉得入情入理,仁至义尽,陈总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负曾统帅一片苦心,因此遭受处罚,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陈国瑞有苦说不出,却不甘心受制,于是禀复各款,虽“词气极为谦谨”,但“故作游移”,并“无矢志遵行之语”。只看《三国演义》的陈国瑞,在文本解构上当然斗不过古文大师曾国藩,所以一待回禀,曾国藩就据此密奏,参劾陈国瑞。而参劾的理由,却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阵亡时他“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 。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馀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入京
解题说过,“白云”意指“蔽日”的小人。军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云”,自非曾国藩莫属;其他刘铭传、吴棠之流,则是奇形怪状的各色“白云”。“白云”蔽日,不见长安;昔日的百战名将、青年“大帅” ,今日破产夺官,落魄如此。细说从前,展望未来,怎不恨杀“白云”?怎不恨不杀“白云”?此生若再见“白云”,怎不仗剑而起,揪而杀之?所以,据此逻辑,才会有一段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曾国藩晚入都,湖南、北同乡京官公宴诸会馆。酒酣,国瑞触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剑砍之。曾绕柱而走。阁学陈廷经于曾为同年,而国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夺其剑而罢”; 真有这回事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谁讲的。故事出自吴光耀的《庚戌文钞》。吴光耀是陈国瑞的湖北老乡,掌故专家汪康年说他“于湘人中兴将帅深致不满,而于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则力为表扬……惟此书于所闻见辄为载笔,未尝详细考察,至于诸人履历亦多舛错”;然则此书不单像大部分笔记著作一样,博闻而不阙疑,广识而不核实,其作者还隐持“省籍歧视”,记人叙事,未免掺入主见,不够客观。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证一番,看这个故事是否有失实之嫌。 首先,故事情节就比较可疑。陈国瑞亲历行阵,手刃强敌无数,有心杀人的话,便是十个曾国藩也给他打发了。三十多岁的陈国瑞追杀年近六旬的曾国藩,曾还能“绕柱而走”,莫非《挺经》之效更胜《易筋经》?陈廷经一介书生,竟能于千钧一发时“以身翼蔽”,“夺其剑而罢”,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装成内阁学士的大内高手? 当然,“戏说”是笔记著作的特点,读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历史,大节为要,我们可从“亦多舛错”的“诸人履历”入手,检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说“陈廷经于曾为同年”;同年,盖指同年考取乡试、会试之人。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陈廷经却在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 ,明显不是同年。履历舛错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记忆传闻有误,尚不足妨碍故事整体的可信度,只有从时间、地点及其他旁证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吴光耀说事发地点在湖广会馆,我们可以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逐次核对他在湖广会馆的形迹,看能否发现“刺杀事件”的蛛丝马迹。 曾国藩自咸丰二年离京以后,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这次是调任直隶总督,并奉旨觐见二后皇帝,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离京。一个多月内,他去了两次湖广会馆。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乡在湖广会馆设宴招待他,听戏、饮酒,从下午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走,看不出受惊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广会馆团拜,饮酒、听戏,从四点多呆到九点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没受到惊吓。同治九年九月,调任两江总督,临行进京请训。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间去了一次湖广会馆。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寿,同乡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设宴于湖广会馆。下午三点至馆,七点多回家,回家后还清理文件,并未遭遇突发事件 。此次离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没到北京。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广会馆遇刺,不符事实。 吴光耀是不是记错了地点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记,都没有此类突发事件的记载。曾氏日记于待人、会宴诸事,纪录甚详,此种事件虽不愉快,但是也没必要隐讳。据此,可以认为,曾国藩在京期间遇刺,不符事实。 还不甘心的话,我们再看看在京期间乃至直督任内,他与“当事者”二陈的交往。据日记记载,在京及直督任内,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见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陈小蕃来久谈,陈镇来一谈”;小蕃,陈廷经字。陈镇,即陈国瑞。此时曾国藩正处理天津教案,陈国瑞被法国公使罗淑亚点名抓捕 ,他力辩其不在事中,无须治罪。与二陈的会谈,应该与此有关,陈国瑞这会也绝不可能“酒酣”、“拔剑”。 根据对曾国藩言行踪迹的调查,我们找不到遇刺的痕迹。从陈国瑞在同治八、九年内的行踪,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举。刺杀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未遂,若要论罪,必是死刑;倘若审官徇情、奥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新疆、东北等地,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考察事实,此期间的陈国瑞春风得意,直上青云,怎么也不像受过刑责的样子。所以,“白云可杀”,而终于未杀。人物、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吴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乡,可以结案定拟。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谣诽谤而处身拔舌地狱了。 庆云(国瑞字)虽未追杀“白云”,但是,人在长安,浮云已散,陈国瑞将度过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岁月,足以令其淡忘过往的屈辱,消泯曾经的恩怨。同治七年春,捻军张宗禹突犯直隶、山东,经醇王密荐,陈国瑞赴京,进入神机营,以头等侍卫身份训练旗兵。当时捻势大盛,恭亲王节制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诸军,合围会剿,成效不著。陈国瑞以剿捻起家,一时间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因剿捻不力而退居后勤保障一线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给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传授机宜,就说:“据擒贼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 ;淮军初始,得苏、沪饷源之利,过于倚靠洋枪大炮,养成骄娇之气。与捻军相遇,对攻近战,稍逊一筹,并不仅仅是不习骑战的原因(陈国瑞在僧军,并不统领马队,而是指挥步兵)。来自对手的赞扬最可宝贵,所以曾国藩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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