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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政传信录:战天京-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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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作者在充分了解正史的基础上，大量利用书信、奏折、笔记等史料，抱“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鲜活再现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晚清军政名人。本书体例融正史、史学论文、演义、评书、历史小说为一体，不仅富有故事性，而且言必有据、杜绝“戏说”，这把《战天京》与大多数虚构的历史小说和枯燥的史学论文区分开来。差可比拟的或许只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但是本书更为生动有趣，并且摒弃了先入为主的“大历史观”。不管是对历史小说感兴趣的读者，还是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这都将是一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序言：史笔、诗笔、画笔
读史是有益的，却未必有味，读小说是有味的，却不一定有益。 所以，愿意并能够读完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千万人中难遇其一，终身在小说世界里徜徉的人，也许更少。 这不是读者的责任。真正有责任感和有才华的作家，永远都不会苛求读者，而只会随时接受读者的检验。因为，阅读上的有益而有味，使读者合情合理的追求，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如此。 作为一名惯于苛求的读者，我刚刚完成对一部作品的检验，同时，也享受了一次精神上的朵颐之快。 《战天京》从内容上看，无异于一部晚清军政档案，却很难在体例上定位，它几乎融合了中国文化写作中所有的体例。这是一个大胆而高明的创意，因为，一种文体带给作者的自由程度越高，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就会越强烈。因此，《战天京》带给我们的，时而是宏大的历史摄像，时而是精密的逻辑分析，时而是谐谑的调侃，时而是苍凉的咏叹…… 体例的卓尔不凡，已成夺人的先声，而史料的翔实则使人眼服心服。很难想象，作者收集、整理并使用这些史料，要花多少心血！最见才情功力的是，所有史料的运用，都是为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种具体的观点而设，旁征博引而又剪裁得当，加上作者俏伎而中肯的评译，那些原本可能枯燥的资料，便成了色香味俱全的肴点。这个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似无先例。 《战天京》在语言的风格与质量上，亦有其独具的优势。凝练而优雅的文言语精当而活泼的语体文相糅合，使全书流淌出一种流水行云般的语言韵味，时尚语言与经典语言的有机结合，常使人产生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联想。语言到这种境界，与功力相关，亦当与天赋有关。用董桥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造诣。 本书的男主角分别是曾、李、左，他们组成了晚清军政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三人行，一个多世纪以来，对此三人的评说，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本书作者对此三人的评述，颇不乏慧心妙笔，远非那些学究或学霸们所能企及。 史笔见其真，诗笔见其美，画笔见其巧。 有此三笔，可以传世矣。 符笑汀 2003年岁暮草于长沙西园
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十年砍柴）
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首次在天涯网站煮酒论史连载后，立刻引起了“千军万马来追牛”的奇观。许多网友一天数次上网，看是否有新的文字上传，一些心急的甚至口出怨言，怨伯牛勾起馋虫后，却“上菜”太慢。 而今伯牛的全文付梓，关注咸同之世，乃至关注清史的朋友再不用忍受望眼欲穿的煎熬，大可捧书从容咀嚼。伯牛的这本书在网上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半世纪前的那段往事，不仅没有湮没于尘埃中，反而激活了那么多年轻人的历史兴趣？因为对一段历史的关注，显然不能仅仅以好奇能解释的。 看完全书，我眼前立刻浮现出童年时在湘中老家的一幕场景，尽管经过了“破四旧”“文革”等大风暴，但湘中的穷乡僻壤中依然保存一些“不合时宜”的习俗，其中有过年时必定给堂屋正中祖宗牌位两边用大红纸写一种叫“家仙”的对联。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就是湖南农村人生的终极意义，即使是不识几个字的爷爷，也能给我准确解释这份对联的内容。后来年岁渐长，见识渐宽，我回味这副对联时，更能理解几个世纪来湖南的社会结构实质上一种典型的耕读社会，读书耕田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事情，而通过耕读最高的人生目的就是谋国忠，事亲孝。 湘军在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后，为保家卫乡也趁势而起，谁承想这支主要由书生加农民构成的民兵队伍竟然成就了那么一番伟业，不仅保住三湘，肃清东南，且最后湘军遍天下，督抚中出自湘军者占大半。湘军将士的成功生动地解释了那副对联。 书生和农民在职业上不是泾渭分明，他们在心理结构上是同一的，农民读书明理便可以入阁拜相，读书无出路者照样可以当农民。伯牛全书以曾国藩、左宗棠这湘军双子星座的交往为主轴，缓缓地展开了咸同之世的宫廷、官场、战场。无论是科场顺利，38岁就有卿贰之贵的曾，还是前半生蹭蹬蹉跎，欲以耕读山野了却余生的左，他们本质上就是个农民。洪杨势炽后，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出山，是为了卫乡，卫明教，实际上就是保卫耕读文化及这种文化带来的秩序。 曾氏练勇之初，重用书生和农民，决非偶然，是他要保卫耕读文化的使命感使然。湘军以及他的兄弟部队淮军打出了一个虚假的“同治中兴”，这个中兴是耕读文化的回光返照，湘军也便成了耕读文化最后的守护者。 中国一直是个农耕社会，耕读传家不仅为湖南人推崇，只是湖南人将耕读至上的价值观发挥到极至，直到今天外人评价湖南人还是：“湖南人会读书，会作田，能打仗，就是不会经商。”太平军的骨干是炭工加群氓，因此他们对儒家所代表的耕读秩序没有天然的敬畏，接受那种被书生和农民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洋教”很自然，这种耶稣的中国儿孙们要赶走孔子，那么在耕读文化最发达的湖南，也自然会遇到最大的阻力。 湘军的成功可看成耕读这种内敛性文化保护自己尊严最后的努力，湘军的失败亦可看成这种文化在世界大势面前的脆弱和悲凉。湘军能胜太平天国，使不能再延续的耕读文化似乎找到了虚幻的安慰，可甲午中日一战，魏光焘等后期湘军将领带兵去辽东，大败而归。湘军的神话彻底破灭了，耕读文化的梦也破灭了。于是以魏光焘、刘坤一等湘军后期代表人物在痛苦中反思，但真正将这种反思深入下去的是湘军的后裔们，于是我们在后来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看到了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等许多湘人的身影。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辏г说摹断婢尽罚汕锵壬仁窃笸缂婧糜眩质撬嗨澄鞅觯嗍堵煜拢掏佬矶啻笫滤记咨砭虼怂男鹗龅比挥腥ㄍ裕贝鍪氛咄幸淮笕毕荩褪恰爸辉瞪碓诖松街小保岩杂凶萆畹难酃狻３ど巢抛犹坪泼魅肀尽对芬怀觯偈甭逖糁焦螅暇故切∷担郧榻诙鞘肥等∈ぁ！断婢尽烦鍪篮笠话俣嗄辏颐嵌杂谙婢难芯刻笥谝馐缎翁牧α浚凸坌圆还弧６栽⒆蟆⒗畹钠兰弁呦蛄郊皇侵行嗣肌⒌赖驴＃褪钦蜓古┟衿鹨宓墓糇邮郑┒┣杼踉嫉穆艄簟＠吩谡蔚拇笫窒拢褚煌畔鹌つ啾煌胬赐嫒ァ！ ∠匀唬�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
化干戈为玉帛的文体和事实（夏筱雅）
“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秉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 谭伯牛在《战天京。白云可杀不可留》中这样调侃清名将陈国瑞和刘铭传之间的一场传奇般的火拼。读到这里，不禁敬佩，这些名动一时的将军，果有过人之处，武能征战破敌，文能刀笔官司，且进可用状似平实文风攻敌，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当然，清代以至历代军中皆有幕僚文书，极有可能奏折手秉都并非二人亲力亲为，但是，仍可看出叙述方法，即使对于武夫也是性命攸关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立言载道都要靠适当的文字，能够彰显增色自然是好，虽说不能因辞害意，至少不能辞不答意。为有效起见，文体成为规范文字的一种简便的圭臬。 至于治史，特别讲究叙述体例，“名正则言顺”，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圣的春秋笔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当遵守一经创建即已沿袭成规的体例，才不失为严谨大度的正史巨著。别传固然在取材方面灵动活泼，尽得遗闻佚事之便，但是，征信的要求还是基本的。谭伯牛先生的《战天京》，以传信录为副题，征引了大量往来公文、奏折、谕旨和信函，不仅兼顾志状述传略记言录等别传体例，而且征引处随手别裁，文言白话，旧章新词，无不妥帖，若符合契，行云流水中法度严谨，六经注我时浑然天成。 咸同年间多战事，如开篇提到的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不知几何，以二十万字篇幅描摹状写以曾李左为代表的军政要员之间千丝万缕的家国恩仇，如果没有如椽巨笔，确难调度停当。 汉语极具表达张力，既可丰富隐晦，亦可轻灵显白，前者常常是隔着一层窗纱，一旦点破就无比亲近，后者则像剥葱，一清二白间，也许就别有滋味，伯牛论史兼具两种功夫，遑论细节上的万千气象，直笔刻画者有，亦不乏曲笔皴描。 史实寥廓开朗处，堂堂皇皇，幽暗隐秘处，微微茫茫，做到这样地步，已属不易，然终究在描摹状写之列，文体和事实本无违逆，若于隐微处开出强悍辞章，张扬显著，在开阔中凸现曲水流觞，臧否议论，则更为难得。于论史者，要达到文体与事实最终化干戈为玉帛的要求，固需奇技妙语，造成强烈创作反差，这样出来的史，于读者，更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跟随论者殷勤寻觅后，终于找到雪肤花貌的佳人的惊喜。
复兴传统历史写作以及关于战争的讨论（高超群）
历史有什么用处？研究历史的人常常被问及这样一个使人恼火的问题。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即便是那些已经成名成家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说清楚。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史家布洛赫投身于反抗纳粹的抵抗运动，或许心有所感吧，他再用枪拯救祖国的自由的同时，写了一本小书，题目就叫“为历史学辩护”，不过，布洛赫的辩护并不很具有说服力，因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历史学家。至少直到1980年代我们在大学求学的时候依然如此，那时，白发苍苍的教授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来向我们这些“新兵”解释，这个即将吞噬我们的青春和智力的工作是多么值得从事。 其实一旦历史学被限定为对过去发生的一切的纯粹客观记录，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意图予以坚决拒绝，历史学就再也逃避不了类似的追问。一些等而下之的历史编撰者和研究者们，就在“客观”、“真实”的辩护和口实之下，排比罗列现成的史料，再缀以几句事后诸葛亮式的诠释，来构造自己的历史学，以为这样的日积月累就可以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这种剪刀…浆糊历史学被柯林武德戏称为前培根式的历史学，不过，以这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史书，居然成了现代史书的标准版本。为了逃脱工具性的奴役，被视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学付出的代价也足够惨重，即背叛了它对文明的担当。这种只能生存于专业小行会里的历史学因而也就被学以致用的读者们抛弃了，心怀不满的读者自然有理由质问历史的用处何在。 在古代，历史学不仅没有遭到这样的诘难，历史学家还常常被奉为智慧的象征。诸如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之类的格言大家都能耳熟能详。在但丁的《神曲》中，罗马史家塔西佗被描写成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国的传统中，众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它可以知兴衰，可以“资治”。“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连皇帝乃至暴君也要对史家礼让三分，大饥荒期间，刘少奇也曾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被写入史书的恐惧。 在现代，历史被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史书的撰写与古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被认定为是一个不断进步和演变的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蕴藏着一些神秘的客观规律。为了保证在探求这个规律时，史家是客观和科学的，“人”逐渐被逐出了历史的伟大运动。这当然是现代学科发展进步的结局。可是历史记载的内容和精神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传记体的史书常常记述人的自然德性，如勇敢、荣誉、智能、功业等，在审视帝国的庞大身躯的时候，史家总是怀着对天道敬而远之的清醒，“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岂有苍苍不可问之天哉”，王夫之说的更干脆：“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天者，理也；其命，理之流行者也。……夫国家之治乱存亡，亦如此而已矣。”，他们心如古井，秉笔书写帝国的庄严神圣、治乱兴衰，判明善恶美丑，记录君王、臣子、工匠、走卒、巨盗、刺客等言行事迹。由是我们得知古老的风俗、律令和制度是如何浸润于民族的血液之中，我们也才能够体会到：那“耕种土地的贫农，其血管中有着好几个时代的血液，这样，他正像和‘牛’是兄弟一样，和我们也是兄弟。” 古代和现代历史撰写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历史编撰者身份的变化，黑格尔对此有很精辟的说明：现代的历史家多是头脑单纯的编年史家，他们绝不参加积极的公共生活，相反地，古代的历史家却是积极参加公共生活的。这种身份的差异对于历史的撰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古代的人对历史的看法从根本上与现代有着很大的分别。古人曾说：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这个说法或许偏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世界的实情。正如识者所见：“在古代世界里，如果把一种文明比作一个政体，撰写政治史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一国文明理出来一个秩序，换言之，就是为一国文明立法。那么，撰写政治史的传统可谓是这个政体的宪法。其实，大凡政治史撰家似乎都具有为民族立法乃至为万民立法的意图。”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那些默默搜寻、注释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作家曾经是基督教最害怕的敌人，因为“他们在对古代典籍不动声色的爬疏和研究中延续着古代世界的生命﹐从而培植了能够抵制乃至颠覆基督教文明秩序的最坚韧的力量。”而在这些典籍当中最鲜活、最有力的武器就是记载着他们高贵祖先嘉言懿行的那些异教史书。布克哈特在其杰作《意大利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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