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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的历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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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庆祝一番。中国和印度的活力打破了西方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假设。政府似乎可以转变基本体制，促进对市场经济很关键的个体能动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是因为它们不依赖于西方国家，创造了独立的资本，破坏了依附理论，而在威权主义的中国，引入仔细调适后的私人资本、个体决策和市场定价破坏了民主和自由企业关联的假设。无情的革命现在已经席卷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且很可能还会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
迄今为止，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路线比已经放弃了计划经济的俄罗斯和原东欧国家更有说服力。印度充满活力的多党制民主已经进行了60个年头，那时，人民选举出一位领导人是为了重振国家萧条的经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驶进了自由企业的惊涛骇浪，共产党一直牢牢控制着国家之船的舵手位置。美国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客户。如果美国消费者不愿意积欠巨额债务，那么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速度会比现在慢许多。印度和中国坚持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它们不会长时间容忍美国式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也不会默许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和义务教育的不足。这两个国家想实现这些想法任重而道远，因为它们的贫困水平超出了所有西方国家的理解范围，而且经济发展带给它们的是比美国更巨大的贫富差距。
21世纪20年代，世界充满了惊人的变化。17世纪，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20世纪80年代，又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因为世界一半人口的生活区域靠近太平洋，而另一半人口天生具有不断增长的购买力，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必定是为了唤醒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沉睡的巨人而来，让全球都感受到它们的经济实力。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只是回到从前的位置。1820年，中国和印度的收入之和差不多占全球收入的一半；到1950年，这个占比已经减少到了1/10。这种下滑如今毅然决然地停止了。预测到2025年，这两个国家的收入占比将占到富足世界的1/3。中国和印度都是文明古国，在科学、宗教和艺术上都拥有骄人的成就。过去20年中，随着它们的经济增长潜力不断释放，它们在国际会议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第31节
世界贸易组织和它的批评者
中国和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之下，拒绝接受2008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失败非常像尤吉贝拉（YogiBerra）的“似曾相识”。国家谋取特权却忽视了共同关注的问题，这一场景仿佛回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的深渊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说服西方国家放弃了保护性关税，接受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限制。61年后的今天，国家利益的毒蛇又在全球的伊甸园中现身。
1947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当年，23个国家同意定期会晤，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也就是世贸组织前身指导下，共同促进多边贸易协定，推动国际经济发展。最不寻常的或许是这“很多事”削弱了美国的霸权，却增加了中国和印度的力量。世贸组织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呼吁改革，使许多国家不得安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的世贸组织成员一边回避着西方国家谈及自由贸易时的悲凉倾向，一边极力保护国内的利益集团。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十分愤恨世贸大会向玉米、棉花、糖料、大豆和小麦的种植户发放了数十亿美元，使他们避开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不过一些消息值得怀疑，有人指出欧盟对其成员国区域内放牧的牛每头补贴900多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受到了更多的非难，这些政策迫使发展中国家无限制地接受外国投资和外国资本的短期流入，给已经脆弱的经济增加了更多的波动性。：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2003年，在坎昆的谈判回合中，印度和中国与巴西联合，在与欧盟和美国的谈判中转败为胜，它们要求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后来，2008年，印度和中国拒绝了新的多哈协议，与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中国想让自己的纺织品进入美国市场，所以最初赞成自由贸易，但是2001年以后，印度和中国的面前出现了新问题。石油短缺和粮食价格居高不下把对如何养活已经非常贫困的农民群体这个问题推上了前台。这两个国家都希望世贸组织许可它们筑起一道保护性关税的高墙，这样它们的农产品出口就可能激增。对于二战后的自由贸易来说，这听起来非常像是倒退。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看上去也像是团结的破碎。对这个请求的抵抗很强烈，因为大多数分析家认为，立法保护的高墙之后是低效和腐败的天堂。
印度是世贸组织最早的成员国之一。1947年后，世贸组织在最早27个国家的基础上，又有126个国家加入，还有另外24个国家在磋商。中国直到2001年才加入世贸组织。它一直非常想加入世贸组织，它同意消除大部分的贸易壁垒，这笔交易迫使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削减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进入了这个全球俱乐部，它签署了协议，允许外资银行在2006年后进入它的经济领域，但是这个协议设定了很多的前提条件。不过，知识产权仍是即将爆发的争议性问题。盗版是美国和欧洲音乐产业的一块心病，中国也为它的侵权行为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西班牙的事实证明了保护知识产权有多么困难，西班牙是具有良好信誉的世贸组织成员国，但它的DVD和CD的盗版销量占国内总销量的30％。或许我们应该听听历史的意见。1842年，当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Dickens）访问美国时，他沮丧地发现美国书店的书架上摆放的他的作品都是未经授权的版本。
很遗憾，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大输家都是位于世界贸易宇宙底层的国家，这些贫穷的小国极其渴望西方国家停止补贴它们想出口的作物。新协议的支持者希望居高不下的粮食价格可以怂恿西方国家受保护的农业集团撤回它们原本的主张。甚至美国目前当权的民主党2010年，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译者注也接受这种保护言论。发展不会因为多哈回合谈判的失败而停下来。双边贸易协定必将取代多边贸易协定，新回合的会谈也必将开始。当这些发生时，很明显已不再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竞技，而是至少三个竞争集团之间的博弈：第一个集团是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日本；第二个集团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和印度，为了让世界听到它们的诉求，它们正在享受经济发展的乐趣；还有第三个集团，巴西和智利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来自两个老朋友印度和中国的威胁，这两个国家的巨大市场和加速出口再次改变了平等的竞争环境。
第32节
世贸组织是抗议者最喜欢的目标，但是他们时常忽略一个事实，即世贸组织的153个成员国和28个观察员国（俄罗斯也在其中）截至2010年7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有153个，俄罗斯于2011年12月16日被正式接纳，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译者注几乎代表了地球上从中国到列支敦士登的所有国家。世贸组织虽被视为美国的走狗，可它接纳的成员还包括古巴等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不过，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运转的贸易组织还是要符合丛林法则，因为狮子仍是森林之王。凭借大部分的财富、人才和自负，世贸组织中的权势集团总是力图忽略食物链底端的需求。一些人批评世贸组织对农业经济、医药和金融服务行业的跨国公司有巨大影响力。还有人说，世贸组织出于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目的，对于检疫的执行过于谨慎。这种谨慎似乎俯拾皆是，但世贸组织许多削减关税的协议再过20年也不会生效。
欧盟和美370国内部对世贸组织也有诸多批评。劳工组织起劲地抵制与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跨国公司引发的这场向下竞争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把劳工标准纳入了世贸组织未来的协议。这场运动的反对者说，世贸组织不能接受每一个西方人支持的好理由。考虑到劳动力是生产活动的核心，我们似乎很难不重视劳动力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反感这种高度官僚化的国际组织（世贸组织中，仅法国的工作人员就有147名）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国际公司也就是全球化词典中的跨国公司，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委员会和国际条约对国家行为下达指令，世界主义还在替代国际主义。西方国家的活动家希望国际组织打击劳动剥削，保护环境，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企业界却往往认为这些关心很虚伪，是想要限制它们的商品贸易。世贸组织拒绝反对使用可能使海豚陷入困境的金枪鱼网，也拒绝限制激素喂养的牛肉，但是它一直致力于抑制保护性的关税和补贴。商品和信息在全球都能获取的普遍益处很有可能会战胜保护性冲动。现在更是如此，全世界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无论沉浮，它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中国不同世代的巨大变革/中国每一代人经历的巨大变化
代代相传在哪里都很重要，在中国尤其如此。每一代成年人分享的是共同的成长经历。当道德观念、惯例和技术迅速变化时，父母与孩子的世界是分隔的，这在现代社会十分明显。历史学家并不十分关注世代，因为婴儿连续出生，很难说特定的一代何时登场。如果不过多考虑年轻人自我实现的具体观点，他们常常以30年为期来审视其间的变化。在中国，每一个新世代都表现了暴力的特性，这种特性始于1949年，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军队成功地把国民党驱逐到了海峡对岸的台湾，当时台湾还叫做福摩萨福摩萨：16世纪葡萄牙殖民者对中国台湾的称呼。——译者注。这场胜利结束了中国多年的内战，其中还包括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日本侵略和占领满洲的突发事件。
不到七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这是他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计划。他在农村地区组织成立了以差不多5000户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公社。两年之内，7亿人一直生活在26000多个公社里。毛泽东避开了斯大林极力推动的大型重工业部门，他想用公社这样的小单位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他的首要目标很合理：刺激农民就位，提高粮食产出，这样他们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产业工人。毛泽东倡导利用大型电气化工程支持农村生产，为农村工作提供动力。政府也打出了标语：“离开农场去农村。”毛泽东的宏伟计划中最具创新力的（也是最常被讥笑的）是土高炉大炼钢铁，人们为了生产钢铁，把金属炊具和工具全部扔进了土高炉。因为运气不好、天气不好、规划不好等一系列原因，大跃进以灾难性的饥荒收场，死亡人数多达2000万。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带有这个时期明显的印记。
第33节
紧接着，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颠覆了当时中国青年的生活。共产党动员学生加入红卫兵，配合人民解放军铲除教师、前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很可能是他们的父母）队伍中的反动分子。年轻人在全国各地流窜，公然谴责这些人，举行批斗会，导致了数万人自杀。与此同时，以前的商人被送去劳动改造。1968年末，毛泽东号召红卫兵上山下乡。他把这些年轻人改称为“知青”，派遣他们去农村，与农民家庭一起生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词语的转换把数百万狂热的支持毛泽东的年轻人变成了国家的流放者。许多年轻男女在农村一待就是五六年。这些经历给他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难以衡量，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星球上，生活在其他地方的人很少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一样，曾被这样严密地看守过并且肆意地操纵过。。xjqi。
中国的经济改革家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他留下的社会消沉而贫穷，并且纠缠在政党的层层控制之中。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经济受到了政治的制约，为了排除外国对国民消费的影响，他监督并且极力推动工业化。他还主持了人民平均寿命和文化方面的大跃进，这个决策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利。毛泽东去世两年后，邓小平上台，他很快拿出一项计划，为停滞的经济注入了活力。1971年，经历了一场不寻常的乒乓外交之后，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访问。1978年，美国正式承认了这个冷战时的敌人——中国。美国国务院现在声称，美国不愿意看到自己与任何国家的双边关系变质，所以它必须向乒乓球员伸出橄榄枝。邓小平还无可奈何地目击过一次民众对抗。这场学生和共产党官员之间的对峙发生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影响了1989年成长起来的整整一代人。
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来说，373最伟大的塑造者不是天安门广场，而是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方面总会即兴发挥一段复杂的舞蹈。它放松了对经济决策的控制，刺激了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保留了充分的监督，确保13亿人不会饿死，也不会造反。先让脚步向上，再向下，然后释放压力再来一遍。侧移步估计是在检查经济发展的进展如何。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模式化的舞蹈不会被突然跳成危险的自由风格。
“奇迹”是一个宗教词语，是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奇迹是神力和恩典的证据。天主教堂并不褒扬那些不相信奇迹的人。世俗社会挪用了这个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考虑到它的出处——奇迹成为描述经济成功最受欢迎的方式。18世纪早期，法国人把海峡对岸的惊人繁荣称之为英国奇迹。二战结束以后，西欧经济的强劲复苏也被称为奇迹，还有早前迅速跨入资本主义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亚洲四小龙都可以称为奇迹。现在轮到中国发生奇迹了，而且是个壮观的奇迹。
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路途中，很多区域都存在障碍。第一个障碍来自于社会文化，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另一部分人的生活还基本保持原状的观念。平等是共产主义价值的基石，住房安排和粮食配给问题更加巩固了这一现实。然而，中国迅速从一个相对平等的国家变成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这确实令人震惊，它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瑞典、日本、德国、印度、印尼、韩国和美国，但是仍旧低于墨西哥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障碍是，如果普通的中国人放弃了公职，或是不再经营政府的商店和餐馆，转而开办自己的企业，那么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他们放弃了虽然少但是有保障的工资，借用大街小巷的说法就是他们“打破了铁饭碗”。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作出了这样的选择，他们用实际行动鼓励了其他人，主要是年轻人纷纷下海。
第34节
我的故事讲到这里，另一个国家如何飞跃到世界经济的前沿似乎就可以预知了。中国迎难而上，冲破了机会和人才的重重困难。中国的发展几乎就像是一部怪诞小说。你只能用数据说话，而不是尸体，诚然，这个比喻可能有点压抑。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制，共产党领导人也开始服从于市场经济的部分规则。市场经济慢慢地接替了计划经济，展现出它惯常的魔力。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总体经济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这种无与伦比的经济发展可以以其他常用方式重新表述一遍。25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七倍，1989~2004年，它的全球购买力从5。4％提高到12％以上。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中国就从低收入国家变成了土耳其和巴西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实现这些发展的同时，它还得监督着十几亿的国民。
中国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是出让它的中小型国有企业。中国虽然保留了大型国有企业，但是也改变了它们的经营方针。中国共产党把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权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这些经理人可以维护所有者权益，他们的业绩表现也能为自己带来适时的回报。中国的国有重工业企业基本上是为军事需要提供服务。1984年，中国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准国有企业以协议价格出售多余的产出。这些国有企业的经营更加自主了，可是它们的收益却下降了，因为它们用我们所说的利润提高了员工的工资，增加了他们的福利。这些企业背负着冗员和退休养老金的重担，处于明显的劣势。它们没有服务于国家更需要的轻工业和服务业。汽车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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