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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的伟大-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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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台于寿春,以晋王杨广为行台省尚书令。平陈之后,寿春的行台省改为扬州总管,镇于广陵,先后以秦王、晋王主之,总领江淮“四十四州诸军事”。这一切措施,都反映出杨坚是何等希望加强对关东、河北、江淮地区的统治,以适应由长期分裂到统一政权的政治需要。
但是,杨坚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措施,并未能全部解决问题。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局面而造成的种种此疆彼域之分,使的江南与中原的政权有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因此,平陈之后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江南叛乱,而后在杨广即位之始江南的一些心怀不轨的人怂恿汉王杨谅叛乱。虽然叛乱都在最后被扑灭,但说明统一的隋王朝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这便是杨广在迁都诏令中所说的:“况复南服遐院”的政治形势。
还有一个情况,当初汉王扬谅在并州起兵,与杨广争夺帝位。而汉王谅据以反叛的地区,恰恰又是东魏,北齐政权长期统治的地区,各种矛盾,都可能同时诱发。叛乱发生时,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的时候,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所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等语,就是指长安对山东等地鞭长莫及的无奈。
而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就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因而有迁都洛阳,以加强对江南、山东地区统治的必要性。从这一角度着眼,可以知道杨广之迁都洛阳是出于政治、军事上的考虑。
最后,从洛阳整个地理形势来论,北枕黄河,隔河遥峙太行、王屋等山,紧临洛阳城北面,有蜿蜒的邙山为天然屏障;南有伊阙,石壁高峻,中流伊水,再南遥峙熊耳、少室诸山,形势天成;西有淆,函之险,东扼虎牢、黑石等雄关,这些天然的防御对于一个帝都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军事作用。还有洛阳自古被称为“天下之中”,如果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来说,从这里出发,北通燕、并,西走关、陇,东达海、岱,南至江淮,距离大体相等。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建都于地位适中的洛阳,确有各地向中央输送租赋时方便之处,杨广迁都诏令中所说的“贡赋等”,确非虚语。实则,凡是建都洛阳的统治者,都早已认识到洛阳“居天下之中央”,具有“职贡均等”的优点,并非杨广一人主观臆断。因此,杨广迁都洛阳,确是一个“控以三河,固以四塞”的形势要地,无怪乎他会发出”“古何因不都于此”的感叹!
综合所述,可知杨广在迁都诏书中所说关于洛阳的地理特征、经济状况及政治、军事形势等语,无一不符合当时实况。当然还有是杨广在诏书中没有提及的原因,例如杨广一朝他始终在改变“关中本位”的长期北方政权的治国理念,而长安是关中势力的根基之地,杨广通过把帝都迁出关陇势力强大的长安有消弱他们的势力的深层考虑。
因此,杨广的迁都洛阳,确是根据这些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绝不是出于荒淫逸乐的私欲。所以,当他迁都之初,还有“今所营构,务从节俭”的打算。至于他后来在营建洛阳过程中的过分追求壮丽,和醉心于奢侈豪华,固然有他内在的主观因素,但也与宇文恺,阎毗,裴蕴,何稠之辈的曲意逢迎有关。
杨广的营建东都洛阳的诏书下达之后,大隋朝廷就开始为正式的开工做一系列必要的准备。而属于仁寿年号的604年的最后一点时间也在大家匆忙的脚步下悄然溜走,仁寿年的结束意味着一个新的纪元的诞生,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第四十四章 大业元年
公元605年也就是大业元年,杨广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与舞台。正月杨广下诏大赦天下,同时册立妻子萧氏为皇后、长子晋王杨昭为皇太子,而后便迫不及待派出八路官员往帝国的不同的角落巡视民情风俗,并下诏曰: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赈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赒赡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
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蠢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
从杨广的这诏书里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杨广派出臣子前往帝国的不同角落就是希望大隋帝国的子民能在自己的统治下老有所养、孤苦无依的人有所依靠、残疾无力生活的人有所供养、有一技之长的人能得到重用。可以想象,这就像是杨广在属于自己时代的开始对自己和大隋的万民许下的承诺。
可能是三年无事可做的太子生涯,让杨广把自己压抑的太苦,亦或许在这三年里杨广已经把做皇帝的未来都一一构想过了。所以,登上皇位的杨广就以井喷式地发布变成一道道令人目不暇接的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大业元年(605)三月十七日杨广下诏正式开始营建洛阳,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营建洛阳事宜。杨广的诏书一下,大隋帝国的洛阳附近眨眼间近两百万的人员在服役劳作。十八日杨广下诏曰:
“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恇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二十一日,杨广命令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各郡的百姓前后一百余万人,开辟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黄河,又从板渚引黄河水经过荥泽进入汴水,从大梁以东引汴水进入泗水到淮河。又征发淮南的百姓十余万人开凿邗沟从山阳到杨子进崐入长江。三十日,派遣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到江南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准备自己的江南行。
七月十三日杨广再一次下诏曰: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爱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纡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廕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这次杨广的诏书的重点书教育问题,他在诏书提倡教学以文化建设。如果与前不久杨广发布的两次诏书来看,可以发现杨广的诏书的重点先后是民生、刑罚、文教,从他的诏书里透入出他治国的宗旨和理想。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杨广站在玉阶之上用自己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杨广的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同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他们中的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刚坐上龙椅还没有坐暖就接连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未来的。他们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杨广登基后的亢奋,但是他们无法使他冷却下来,于是大隋帝国政治旋律从杨坚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杨坚晚年的时候,群臣上书说林邑(今越南中南部)多奇宝,杨坚本来想派兵攻打的,但是还没有正式决定就去世了。于是在大业元年(605),一登基的杨广就委任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以尚书右丞李纲为司马,经略林邑。这刘昉在仁寿二年(602)的时候,就平定过交趾(越南河内)俚人首领李佛子的叛乱,对林巴方面可谓很熟悉。正月,刘方派钦州刺史宁长真等率步、骑兵万余出越棠(今越南),自己率主力以舟师出比景(今越南南部)。当月,大军至海口。林邑国国王梵志派兵据险抵抗,被刘方率领的强大隋军一下就击退了。三月,刘方军至阇黎江,林邑国的军队据南岸立栅,刘方盛陈旗帜,击鼓而进,林邑**队惧而溃逃。刘方随即指挥部队南渡阇黎江,行三十里,林邑军乘巨象由四面合围。刘方出战不利,便挖掘了许多小坑,坑上用草皮伪装,然后派兵挑战。林邑军不知是计,见刘方军败退,便穷追不舍,象多跌入陷坑,部队阵脚大乱。刘方派兵用弩射大象,象返走逃窜,林邑军溃乱不可收拾,被俘万人。于是刘方率大军反击,济区粟,度六里,战斗多次,全取得胜利。隋军进至大缘江,林邑军据险为栅,又被刘方击破。刘方一直追到马援铜柱南,攻占林邑国都。四月,林邑国国王梵志放弃国都逃入海岛。刘方进入国都,俘获其庙主18人,全都为该庙整修了神像,刻石纪功然后班师还朝。
杨广一登基就是对外征战,对内营建新都、开运河、造龙舟等大规模的项目,这让整个帝国都被杨广灼热的雄心所烤灼着,烤灼得有一点疼痛。大臣们虽然感觉跟不上杨广的工作节奏,但是所有官员都不得不跟随杨广日以继夜地加班。就像黄门侍郎王弘等人的日夜的赶工,终于在五个左右月的时间完成了建造龙舟和各种船只几万艘的艰巨任务。随着他任务的完成,皇帝杨广也就重新踏上巡视天下的步伐。
大业元年(605)八月十五日杨广从洛阳出发,乘坐龙舟带着皇后以及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南下扬州,巡视江南。对于杨广的江南行,几乎都是认为杨广一来是游玩享乐,二来也是向百姓摆威风。这种认为很大部分是根据片面的现象而做出的一种片面结论。仅仅是因为杨广从洛阳到江南的河流是他自己刚刚下令开凿开来的,更重要的是杨广下江南的队伍之庞大是前无古人的。
第四十五章 首次南巡
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龙舟。龙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丈。上重有崐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饰以金玉,下重内侍处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装饰无异。别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玄武、飞羽、青凫、陵波、五楼、道场、玄坛、板、黄篾等数千艘,**、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载内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数千艘,并十二卫兵乘之,并载兵器帐幕,兵士自引,不给夫。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虽然《资治通鉴》一书对于杨广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劣迹”有着夸张放大的习惯,但是也能说明一点就是杨广的巡视排场确实蛮大的。
龙舟船队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规制特别,用工精致,各色船只如舟、航、舫、舸、船、艙、艚等在形制、功用、大小、花色方面均有明显区别。舟和船是古代对水上航运工具的通称,但一般来说,舟乃尊称,船乃俗称。龙舟船队中冠以舟者,都是皇帝、皇后、妃嫔、贵人、美女、夫人乘坐之船;而冠以船者,则为一般官吏士兵所乘,其规制有明显的不同。航,一般指方形的船,或两船相并而行之船。舫,原指竹木筏,后用以称呼船,一般也指两船相并。舸,一般指大船,但后来可用来称呼小船。艙,也是一种大船,杨广船队中的艙是用来装载“羽仪服饰、百民供奉之物”的,则其规制当然不会小。艚,既用来称呼货船,也指一般战船。艨艟又称“蒙冲斗舰”,则是一种典型的战船,其形制外狭而长,用以冲突撞击敌船。舴艋是一种小船,形似蚱蜢之状,也用以作战。杨广为巡游江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制造了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多种类的船只,龙舟凤艏货船战舰,琳琅满目,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制作之速,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上,实属罕见,这也显示当时造船工人的聪明才智和当时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当然,船工劳役之苦,亦可想见。
杨广乘坐的龙舟,规制巨大,豪华至极,堪称水上宫殿。但是绝对没有《大业杂记》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么庞大,甚至豪华。《大业杂记》关于龙舟记载:“其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周以轩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饰以丹粉……”。
其实《资治通鉴》关于这个的记载全都是以《大业杂记》为原本的,只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比编《大业杂记》杜宝更为仔细罢了,也可以认为杜宝没有学好数学。司马光他在看到杜宝记载的这一组数据时便发现了问题:长200尺,相当于现今60米,阔50尺,相当于现今15米,就算没有走廊之类的,总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积,中间两重160间房,平均面积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减掉一些走廊之类的什么多余空间,这样房子就有点小了,不是吗。于是发现问题的司马光在偷笑之余果断地在到《资治通鉴》编纂的时候,把数据改为:长二百丈,房百二十间。他们之间的数据的随意编写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的数据,只能通过想象他们心目中的昏君杨广来想象龙舟的大小,这样他们不同的人造出来的数据都存在着矛盾,而且还相互矛盾。
至于杨广当时龙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据当时杨广南下的河流宽度能推测出一二来。当时杨广南下的专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米宽的样子,如果龙舟要在水面上行动自如的话,那么龙舟的宽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样子。这只能说是前无故人但绝不能说是后后无来者的。
话说杨广南下的队伍在通济渠上,“舳舻相接二万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两岸而行,旌旗蔽野”。杨广命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右武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负责沿途保护船队,河道上千舸竞发,两岸彩旗招展,这一幕与千年前杨广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队伍一样威武雄壮至极。南巡船队和两岸士兵总计有二三十万人,他们像一股洪流滚滚而来,沿新修的运河徐徐东南行,为供给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众苦不堪言,据记载杨广命令“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至辇”,极水陆珍奇,劳民伤财。佳肴丰盛,“**厌饫,将发之际,多弃埋之”,浪费极大,献食从役者每天都在十数万众,以致沿途骚然,农事抛荒,民不得安居。这虽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辞,但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突然出现对当地来说影响肯定是蛮大的。
站在船头的杨广某天突然诗心大发,写下《泛龙舟》描述其巡行船队:
舳胪千里泛归舟,言旋旧镇下扬州。
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
六辔聊停御百丈,暂罢开山歌棹讴。
讵似江东掌间地,独自称言鉴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写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虞世基诗有“泽国翔宸驾,水府泛楼船”诗句,虞世南诗有“安流进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诗句,都是描述巡游队伍的。当时隋君臣上下对巡游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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