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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可分别请示李先念、李富春、贾拓夫、王首道、薄一波、罗瑞卿、习仲勋解决；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解决。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认为：
　　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虽然报告也表示“1956年的预算，就是按照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5年计划的要求编制的”，但是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
　　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反对冒进（6）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
　　“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我们的预算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争取超收。”“既然认识到不可靠，就应该削减。昨天党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个精神。今天在会上讨论，把数字减下来。”“预算数字一定要削减。”“明知原来的预算完不成，又在报告中列出去，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没有告诉他们实际情况。”“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标。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高潮，推动了工作，迎来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今年的收入不能打得太冒，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
　　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
　　社论侧重指出：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反对冒进（7）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个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批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二五”计划自1955年8月开始编制以来，几经波折，由比较接近客观实际，到超过客观需求居高不下，再经过小修小改，多次折腾，到1956年6月份，国家计委提出经过修改的“二五”计划第二方案仍然不尽人意，财政收支、物资供应等根本无法平衡，最后，整个编制工作不得已陷入困境。
　　时不待人，9月份，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将要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间紧迫，必须尽早定下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要大致准确。为此，第二方案确定2600亿元的财政框框可以推翻。大家要注意三个问题：生产收入、基建开支要平衡；基建投资要有个限制；预算收入不能应付支出，要减只有减国防和基建。
　　4日，在国务院会议讨论以后，周恩来等人又到毛泽东处详细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数字如何定，与计划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在会上对数字的压缩做了耐心的说明。
　　5日，周恩来继续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压缩冒进数字等问题发言，他诚恳地说：
　　第二方案既然是为了贯彻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那么，提出在1962年粮食产量达到5500亿斤就有很大虚假，是很不可靠的。如果把1957年的产量设想为4125亿斤，那就要递增6％才能实现，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两年歉收，以实际计算每年只递增％。虽然合作化后农业生产的积极因素增加了，但消极因素并未减少，水、旱、虫灾总要起作用……
　　周恩来不断地强调：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其他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险的。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是有困难的，应该压下来。
　　会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家计委根据综合平衡，留有余地，继续按精打细算的原则，全力编制二五计划方案，以便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
　　

反对冒进（8）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此时，酷暑已至，毛泽东等人移住北戴河。周恩来不断来往于北戴河和北京之间，反复讨论修改二五计划方案。
　　8月3日至16日期间，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并进一步调整和核实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
　　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抓紧编制。因为在中共八大后，他还将向八届二中全会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周恩来的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报告最后的要求是：全党同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做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原先各部门各地区向国家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243亿元。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经委把投资额压缩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坚决反对再往下压。
　　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曾对秘书范若愚说过：“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
　　为从理论上解决人们的冒进思想，他让范若愚替他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这句话。周恩来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
　　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认为：“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即使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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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冒进（9）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从苏共20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农业发展缓慢，经过39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周恩来接着将反冒进的思想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论述，他说：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制，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主要的是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关系摆得是否恰当。摆得不恰当，经济基础即不巩固。但是，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摆得恰当是不容易的。
　　从我们国家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实际和“要建设，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把原来设想的建设速度放慢，不能算是错误。
　　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的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
　　周恩来在阐述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明确地指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