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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达于极点，民变就会此起彼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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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时代的国人相貌
鲁迅的《略论中国人的脸》，其中颇有精彩的论断，他说他最初因习惯心理，看不惯西洋人的脸。嫌他们鼻子高，脸色太白，头发黄而眼珠子太淡。但在习惯以后，加以比较，他得出结论，西洋人的脸是：人＋*＝西洋人；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野性仿佛消失了，于是，那公式就是：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那就是中国人。
　　“我们的古人，倒似乎并不放松自己中国人的相貌。周的孟轲就用眸子来判胸中的正不正，汉朝还有《相人》二十四卷……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那似乎是《天方夜谭》或者《安徒生童话》中的插画，现在不很记得清楚了。头上戴着拖花翎的红缨帽，一条辫子在空中飞扬，朝靴的粉底非常之厚。但这些都是满洲人连累我们的……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而已集》）
　　帝王专制时代末期的国人形象，大为不堪。中国人的脑袋停用或误用了两千年，怪现状让人摇头咋舌。雨果曾经以素描笔法勾勒过中国人的头像。那是翘着猪尾巴、眼睛细小、神情委琐的一个不雅的符号，符号的含义就是中国人。时值清代晚期，国人吸食鸦片，游手好闲，懦弱不振，且长期受制于专制高压，早已天良丧尽，做官的只晓得搜刮民间膏脂，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科名微利，民间则怪力乱神，迂腐固陋，盗贼遍野，仿佛畜圈。言语无信，爱钱如命，被列强视为野蛮贱种。所以，在雨果的笔下，就是那一副可耻的形态，这不怪雨果没有恻隐之心，是专制使人陷入沉迷不醒的重疴，连生理的相貌都变到如此可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人（严格而言是汉人）已经有两千年丧失独立思考了，两千年不用脑，两千年集体沉溺于反智、反科学、反逻辑的处境，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会衰弱到如此地步！结果是把女人的天足包裹了一千年，拿指南针来看风水，拿纸张来张罗文字狱，拿火药来吓鬼，拿镇痛药品阿芙蓉（即鸦片）当饭来吃，将暴君的余唾当作全家宝……无力治人，建立不了好制度，也无力治天，克服不了自然灾祸，在形式主义框框中烂活。美国工程师Oliver　Todd在1902年初踏足中国，为中国全力治理河患廿年，成绩空前。他看尽中国的落后慨叹说，“中国人虚掷的机会太多了，这实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会否千百年下来的因循苟且，已经令他们无知无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自传里回顾说，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回到美国后，才发现水灾原来是可以避免的。
　　中国人的面目和精神状态如此不堪，乃以专制肆虐，人民消沉偷安，苟且畏缩，这样的坏根性，根子在于没有宪政的保护。没有宪政为底线、为护身符，做人就难了。在社会中做事，人命时时刻刻受威胁，其贱如鸡犬于是也就卑污苟且，才能生存，像点样子的很快就被各种邪恶势力折磨消退、淘汰、死亡，剩下的往往就是投机的顺民或居心不良的坏种。此事如欲改进，必待宪政的落实，有起码的保护保障，自由精神方能萌生，各人也才可能展其才，遂其志，有言论的自由，有舆论的窗口，有法律的公正，因而也就有生活的希望和信心。这样民气自然由消沉而积极起来，由懦弱而刚强起来，由散漫而团结起来。他们的精神面貌乃至生理相貌，才有机会向壮美、健康、美丽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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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燕揭橥专制祸患（1）
廖燕，一个一生布衣的在野文人，以今言之，则边缘化也。他的视野非常高阔，但他长期被文学史忽略。他嗜书如酒徒之嗜饮，徒步从韶关至广州求借读书；也略有出仕的机会，他自动放弃了；也曾参加反清复明的部队，备尝艰辛，未能大成，仍嗜书不止。
　　旧时文人，不少是好人，他们对生活并无太多要求。假如精神自由一点，社会多少讲究一点游戏规则，倒也无枉一生。但是专制的肆虐，是一种无止境无人性的东西，所以，灌园抱瓮，莳花种菜，甘于淡泊的背后，不免流露一种失路之悲。或在乱世转徙苟活，或在被控制的时间里面消磨，生命的意义打上负数的标记，令人长喟不已。
　　廖燕的墨迹今尚存，观之，但见劲挺中不乏含蓄，有的笔画也相当开张，揖让之间似可触摸到他的孤愤、他的锐眼。真可谓：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身。
　　《性论》首句：“天地一性海也，万物一性具也。天地万物皆见役于性，而莫知其然……”也是漂亮、*、有震撼力的句子。来得很陡，而很抓人。
　　他的不羁，他的狂放，以思想深度为底蕴。为古今腐儒难以望其项背。
　　《管锥编》234页，钱先生在此文中梳理专制之害，从先秦提领至明朝。末尾且发挥说愚民者自欺欺人，最后自将其愚信以为真。专门拈出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那确为历来罕见的奇文——
　　天下可智不可愚，而治天下可愚不可智。使天下皆智而无愚，而天下不胜其乱矣。……夫庸人乌能扰天下哉？扰天下者皆具智勇凶桀卓越之材，使其有材而不得展，则必溃裂四出，小者为盗，大者谋逆，自古已然矣。唯圣人知其然，而唯以术愚之，使天下皆安于吾术，虽极智勇凶桀之辈，皆潜消默夺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后天下相安于无事。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
　　秦始皇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弊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此文透露的信息是，人性如何被奴化、被淡化、被弱化、被非人化、被平面化、被边缘化，在此轨道上长期运行变成一种不自觉的自觉。他们各得其所，完成了对人性的摧毁控制，专制的种种甚至变成了基因，在现代社会间歇性发作，多处形成溃疡难以愈合。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2）
焚书之术生产奴才，以制义取士捆绑性情，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所有这些病症都是一个总病根，那就是专制之病。其甘心被愚，无非是利欲、权欲的作为一种回报，为其操控，自然以愚民为事，但以自愚为前提。上得其轨道之人，权力欲都极强盛，而其本质是不读书的，但对算卦、看风水、驱邪的浅层文化倒情有独钟。他们对古代大学者的思想、学说与历史价值惘然无知。这些官僚仅仅贴着智识者的标签而已，乃识时务的行尸走肉。
　　论文字的组织、驱遣、文气的流贯……廖燕当然不是唯一，但论及识见的深透，直达背景和后台，那就道个多乎哉？不多也。不平之鸣甚多，而挖掘出个人普遍性的人生悲剧，及所造成的深层原因，同时就有文士由衷推崇：议论多发前人所未发。他的见解，确为江山文藻增色多多。
　　他的《高宗杀岳武穆论》，议论也是别开生面。他认为岳飞不是秦桧杀的：“观秦桧答何铸，高宗其欲杀武穆者，实不欲还徽宗与渊圣也……实欲金人杀之而已得安其身于帝位也。”（《廖燕全集》10页）他当时的文友有谓：非具二十分胆识，谁敢如此下笔！可破千古腐儒之见。
　　他对明清鼎革之际的上层变乱，痛心疾首，拆其病象病因，“在庭诸臣，忠奸不一，议论朝更夕改，率无拨乱反正之才，强敌压境，辄一筹莫展。及幸寇退，则骄语富贵，党同伐异，甚至揽权纳贿，无所不至，其习牢不可破……”（《廖燕全集》296页）他的《张浚论》则阐述专制制度的致命陷阱，“从来奸人害正人”、坏人与无限制的君权相结纳，“其恶亦渐肆，其后遂至于穷凶极暴而不可救止……”
　　他笔下的反清复明的志士，处境悲凉，遭遇无形网络，密密匝匝，只有绝望，难以冲决。
　　“古君子往往有以轩冕为桎梏，入山唯恐不深者。此岂其得已者耶？然人生至不得已而隐，已非人情，况并欲泯其名而不使见称于世，则其苦有孰甚于此者……”（《廖燕全集》306页）
　　他的诗歌，写景则悲壮痛切，镶嵌在景句中的悲绪不是摇落，不是斜卧，而是像强劲的海潮一样，激宕汹涌，不依不饶地扑将而来。他的一律诗说：“胸藏五岳隐难平，浊酒堪浇取次倾。满目烟云供异赏，一天星斗寄奇情。”（《廖燕全集》503页）。又说，“满目干戈天局促，长途风雪客凄其。五更马上吟残月，独木桥边访古碑”（《廖燕全集》527页）。和他的各体文字一样，蒙络因清醒的痛苦产生的沮丧。
　　他的眼光，强劲的穿透能力；他的思索，简劲的逻辑推导能力；他的追踪，陡劲的全程打击能力，古典作家中实属少见。自然，他也因此而备显孤独。
　　人总是要寻找发泄的通道出口，*的制度，则在恒定的游戏规则中，尽可使精力释放，“该干吗干吗”，一切有所安顿归依。而不论秦始皇的暴烈、明太祖的毒狡，之后总要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循环不止的是非颠倒错乱，祸乱相寻。
　　廖燕的结论，也是说到底了，无以复加了。作为这一可贵思维的延伸，再走一步，那就到了林则徐、郑观应时代，相当多的一批知识分子，因西风东渐，而透彻反省，向*制度三致意焉。那是士人真正的自觉，他们着眼国家基本制度建设，力图从压迫者手中获得自由。他们的认识来自对专制祸害的刻骨体会，而他们傲岸独立的认识，甚至使很多后来的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3）
廖燕长期为文学史忽略。而此类文学史，数十年如一日，仅于鼎鼎大名者作模棱鉴定，读之使人昏昧不明，尤可恶者，使不明真相之后来青年，以为中国文学仅此而已，其摧颓先贤一至于是。
　　实则那些被忽略的作家，不乏深邃的智慧和思想，乃至经天纬地之文，廖燕最为典型。他之被忽略并非后世批评梳理者吝惜笔墨，实因基础训练所致，及手眼、能力、水平所限，见宝不识，智不及此。令到古人创造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因长期冷落，物质载体如书籍等的朽坏，而永远归诸*云散，这对文化香火的传承，是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管锥编》对此状况，仿佛放出千万只救生的小艇，在茫无际涯的洋面上穿梭施救，将要灭顶者拯起搭救，上得岸来，复加以理董之重塑之，使以新貌面世。
　　像钱锺书这样在时间的隧道里面攻城略地，使淹没的古典作家再现重光，这样的鬼斧神工，无远弗届，这样的一视同仁，“访贫问苦”，裨使野无遗贤，设使古典作家起来投票，恐钱公所得选票，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突兀歧出的史论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著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裹，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弭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清朝在中国大乱、青黄不接之际乘虚而入，在无数百姓的尸体上建立了政权。恶贯满盈而惧怕后人追究，怎么办呢？清朝统治者就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发扬光大。
　　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四年（1647）僧人函可藏书案开始，到1799年乾隆帝死去才退潮，延续到1905年《苏报》案，还不算完。

廖燕揭橥专制祸患（4）
清朝对思想言论者的*，是典型的制度性的*。文字狱的罪恶，几乎贯穿整个清朝统治时期，其高潮历时一百五十余年，跨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占了整个清朝统治的一半还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恶名昭彰，实则清朝文字狱其残酷性远过之。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秦朝也甚短命；而清朝在二百六十多年中仅大型文字狱就制造了一百多起，直接残杀数万人，仅庄廷珑一案，就有数百人遭株连。
　　清朝的文字狱，加剧了国人的奴性和愚昧，极大地毁伤了社会的活力，造成了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愚昧、大停滞乃至大倒退，直接引发了绵延至近现代的百年屈辱、苦难。
　　明朝的知识分子，结盟立社，他们的势力往往足以制约官吏，所以明朝知识分子有相当的威势和声望，明末的知识分子在东南一带经过数十年才逐渐平定，清朝统治方法一方面用吏治来诱惑，一方面恐吓杀害，智识者逐渐退尽明朝的嚣张气概。清朝建立卧碑来压制知识分子，里面规定学者、儒生不能轻易介入官司，军队或民间一切事物不许儒生上书陈言，否则逮捕治罪；儒生不许纠集党人立门结社，不许干涉、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自行刊刻，违者提官治罪……清廷为所欲为，而智识者生存空间愈狭，一般的无知小民更不敢官方理论了。
　　所以清廷摧残知识分子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他们没想到最后灭亡在知识分子手里面。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们。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前人抗清错误。难倒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