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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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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企图阻拦溃退的军士，身着短衣，手持利剑，在岸边竖起一面令旗，上面写着：“过旗者斩！”但这时阵中章法已乱，无论湘军还是团练，都一心想着逃命，曾国藩的话在嘈杂声中淹没，他的命令无人服从。兵勇们避开曾大帅手中的剑，从旗杆旁穿绕而过，然后撒腿奔逃。曾国藩气得脑门充血，羞愤难当，仰天长叹，两次跳进湘江，都被亲兵章寿麟救起。
事不过三，湘江不能再跳，曾大帅只好收拾残部，回泊长沙南湖港。
靖港战役，曾国藩苦心经营的五营水师，几乎是湘军水师的一半实力，全部被太平军歼灭。水师营官有的改为统领陆师。四十四岁的水师副右营将领唐训方从此转到陆地作战。
曾国藩心情沮丧，回到长沙水陆洲湘军的大本营。
这时，湖南官场正在为按察史陶恩培荣调山西布政使举办盛大宴会，弹冠相庆。众官僚送陶恩培到江边登舟北上，那个码头离湘军大本营近在咫尺，却无一名官员顺便过来，安慰一下受挫的湘军统帅。
曾国藩历经靖港之败，目睹世态炎凉，不忍受辱，死念再起。
他召集幕友李元度和陈士杰，吩咐后事：代作遗折，与《讨粤匪檄》一起进呈文宗；赶紧送灵柩回家，所得丧仪，除棺材成本和运费外，全部移交粮台。交待完毕，就要自裁。李元度和陈士杰拼命阻止，拉拉扯扯，僵持许久。
左宗棠当时住在长沙，听说曾国藩吃了败仗，攀绳索爬出城墙探望他。到了船上，见曾国藩还穿着湿衣湿裤，浑身污泥，奄奄一息，不禁笑骂道：“何事搞得跟猪崽子一样罗！”
这个玩笑开得恰到好处。曾国藩私自改变军事计划，自取其辱，应该责怪。但斯人憔悴，实在可怜。加上一身尽湿，泥渍斑斑，形状上与小猪有几分神似，一旦被人点破，连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滑稽。左宗棠一语缓和了气氛，让灰心丧气的曾国藩能够破愁成笑，重振精神。
左宗棠正在劝解曾国藩，帐下有人来报：塔齐布收复了湘潭，歼灭太平军一万多人。
这个消息，使曾国藩喜出望外。向死之心，自然松动了。湘军的湘潭大捷，完全抵消了靖港的惨败，让这位湘军统帅挽回了面子。
省会军民松了一口气，局面安定下来。
曾国藩亲身经历了靖港惨败，同时接到湘潭来的捷报，大悲大喜令他感慨万千。随后的几天里，他隐居在长沙南门外的妙高峰寺，闭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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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在靖港的惨败，在长沙的官场里，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那些在危急时措手无策的省城官员们，这时却积极行动起来了。
事情来得突然，大家都在思考如何处置。布政使徐有壬在家里踱着方步，思考对策，直到天明。
清晨，他去见巡抚，请求解散曾国藩的湘军，还指责曾国藩言语十分傲慢。骆秉章摇摇头，对他说：“等等吧。”
骆秉章否决了徐有壬的提议，同时下令城中不再戒严。
骆秉章要等待什么？当然是等待奏折呈上，御笔亲批。如果皇上有意追究曾国藩的罪责，湖南巡抚就无妨落井下石。如果天恩浩荡，不予穷责，他就不妨做个顺水人情，让曾国藩逃过此劫。
骆秉章之所以要等待，也是因为湘军在靖港惨败的同时，还在湘潭打了一个大胜仗。功过是非的评判，实在是难以决断。而且，太平军确实在撤退，长沙确实是解围了，湘军确实保住了省城。
此外，骆秉章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左宗棠，这位师爷有足够的良知，不会让巡抚去挑起一场内讧。
这时安化有黄国旭的会军带领百姓抗粮，骆秉章不好意思烦劳湘军，便命令胡林翼领兵前往镇压。胡林翼抵达安化以后，用计将黄国旭捕获。
4月30日，从湘潭之战中逃出来的太平军，已经乘坐剩下的船只奔向常德。胡林翼率领所部前往常德攻击。
5月4日，太平军全部撤回岳州，然后又从岳州北撤。
清廷任命胡林翼为四川按察使，令他留在湖南办理军务。
湘潭战役和靖港战役，湘军一胜一败，胜得辉煌，败得凄惨。曾国藩本人也必须给清廷一个交代，论一论自己的功过。
思来想去，他决定上奏弹劾自己。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没有弹劾曾国藩，却上奏向文宗表功；曾国藩也在这份奏折上署了个名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54年，咸丰四年（12）
湘军的是非功过，大家把话语权全部上交给了文宗。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权力的巅峰。
曾国藩于5月8日拜发奏折，便等待清廷降罪。长沙有那么多官员等着看他的笑话，他自然不得安生，度日如年。皇帝一天不下旨，他的心就一天无法安定。
二十多天里，曾国藩思想斗争极为激烈。他甚至又起了自裁的念头，拟了一封遗折，陈述内心的惭愧，还向皇上推荐了一批能人。他好歹还能活下去，全赖李元度对他悉心安慰，说些话哄他开心，和他一起骂那些企图暗害他的小人。左宗棠也每天过来陪他闲聊，他才挺过这个初夏，没干出轻生的傻事。
6月3日，谕旨到来。立功人员全部受到嘉奖，对曾国藩的处罚是“即行革职”，“戴罪自效”。
文宗的诏书，对曾国藩言辞温和。皇帝没有严厉指责这位团练大臣，倒是严辞斥责鲍起豹，说他作为湖南驻军的指挥官，却不曾听说他领兵作战，只见他在巡抚的奏报上署了个名，下令即日解除他的官职。清廷给塔齐布加授总兵衔，赏喀屯巴图鲁名号，命他代理湖南提督，遂了曾国藩的心愿。
这道谕旨赏功罚过，是非分明。湘潭战役获胜，指挥作战的塔齐布升官了，代理湖南提督，这是赏功。曾国藩轻出浪战，损兵折将，革职而不剥夺军事指挥权，这是罚过。地方军务负责人鲍起豹在这次省城保卫战中没有派兵出战，也不参与指挥，尸位素餐，立即革职，与指挥作战失利的曾国藩革职而不剥夺指挥权相比，明显分清了罪过的轻重。
文宗并不知道此前长沙城中发生的提督和钦差之间的龃龉风波，仅仅根据提督会衔而未参战的蛛丝马迹，就作出临阵换将的决策，无疑替曾国藩出了一口气。
在长沙城内的官吏看来，这次人事任免出乎意料，肯定是曾国藩在北京活动的结果，所以大为惭愧沮丧。他们想，曾大人在朝中有这么硬的后台，自己是惹不起的，以后还是要跟他和睦相处。
曾国藩经过靖港之战，虽被罢官，但仍握有对湘军的绝对领导权。文宗还替他撵走了官场上的对手。谁说靖港之战失败了？最大的赢家非他莫属。
徐有壬等人此前不仅揶揄曾国藩，还在准备罗列曾国藩的败绩来弹劾湘军，这时见皇帝对曾国藩如此宽厚，赶紧见风使舵，立刻参见曾大人，向他表示祝贺，并且叩头谢罪。
曾国藩有心戏弄一下这些政敌。他说，皇帝有诏，命令他选择司道大员，随营主持军饷供应。徐有壬等人听了，惴惴不安地望着曾国藩，担心被这位大人选中。曾国藩笑了笑，宽慰了他们。
事后，曾国藩对亲近的人说：“这些人胆小如鼠，选在军营里，只会坏我的大事。他们就是主动请求和我同行，我也会坚决地拒绝，何况他们还不乐意？”
于是，曾国藩致力于修造战船，选拔人才，和参谋们一起合谋渡过洞庭湖。
有谋士请曾国藩增兵。曾国藩说：“我的水陆两军，有一万人，兵不算少，可是一遇贼寇，立即崩溃。岳州之败，水师部队只有杨载福一营抵抗；湘潭之战，全靠塔齐布的两营陆师和杨载福的两营水师。从这里可以看出，兵贵精而不贵多。古代诸葛孔明战败祁山以后，还要减兵损食，勤求己过，不是虚言。何况古人用兵，首先要明确功罪赏罚，我却办不到。当今乱世，贤人君子都躲起来了，我以忠义号召大家出山，同屡危亡。诸位书生跟随我，不是图利，所以他们有了过错，我也不忍对他们按律治罪，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诸位将领听了，无不心服。
二十九岁的陈士杰由于力主全军攻打湘潭有功，由丁忧前的七品京官，提升为六品主事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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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湖南提督塔齐布是一员猛将，也是一个肯动脑筋的武官。做人做事，他都会细细掂量。
守卫长沙城的绿营部队，早就对这位连连蹿升的将领刮目相看。曾国藩得罪过绿营，却又提拔绿营的将领，塔齐布作为被提拔者，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保持低调，未曾得罪绿营的将士。
绿营将士们听说湖南的大帅换成了一员卓有战功的猛将，既感到惊奇，又心服口服，认为天子明见万里，明察秋毫。
塔齐布接受将印的那一天，文武官员和士人民众聚集围观，惊叹诧异，就连鲍起豹的随从们也非常惊喜。众人都说皇上知人善任，部队的士气顿时振作起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854年，咸丰四年（13）
其实塔齐布自己最清楚，他之所以能够快速提升，是因为跟定了曾国藩。在这位钦差大臣提携下，仅仅两年光景，他就升为一省大帅，完全是曾国藩一力保举的结果。因此他对这位汉人官员，死心塌地，始终如一，不管他运道如何。
塔齐布表面粗豪，实则心细，管理部队颇有手腕。他执掌提督印之后，遍赏提督标兵，给三千人颁发了军功六品牌。这样一来，军中人人都知道，尽管他们为难过塔军门，但新任提督并不记恨他们，不想与他们为难。标兵们兴高采烈，愿意为新提督效死。
曾国藩被清廷降黜之后，从塔齐布的态度里，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清廷惯例，被朝廷降黜的官员，是无权向朝廷上疏的，皇帝给降黜官员的谕旨，要由大帅传达。具体到曾国藩身上，就是由塔齐布或骆秉章来传达了。曾国藩被剥夺了官衔以后，请求文宗允许他单独上奏，文宗回答：可。然而，清廷发来的上谕，仍然要经由巡抚或提督传达。
清廷的官制，规定提督排名在巡抚之前，曾国藩免了官职，排名又在巡抚之后。但塔齐布没有理会这些尊卑秩序，仍然以部属自居，十分恭谨地听从曾国藩调遣，也不自作主张向清廷奏报什么事情，一切唯曾国藩之命是从。
塔齐布的这种做法，表明了他对于曾国藩的忠诚，也反映了湘军的一种制度。在湘军体系中，大帅之下的将领和军官，尊卑高低，不以在朝廷中的官阶品级来衡量，而只以在湘军中的任职为准。这就是将由帅选、兵归将有的原则。
湘军的结构，是一个自上而下构建的金字塔，类似于政府首脑的组阁。这样组建起来的军队，才可能如湘军大帅所说的那样，上级对待下级，犹如父兄关爱子弟；下级对待上级，犹如子弟孝敬父兄。
湘军是讲究忠诚的。他们所讲的忠诚，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是终于君主和国家，而一旦落到实处，就是指将士之间坦诚相见，彼此关照，决不离弃。惟有这样，这支军队才不会败不相救，更不会互相残杀。
湘军对于兵为将有这个原则的坚守，尤其表现在一支部队会因为将领的缺失而解散。当湘军的一名将领阵亡时，湘军的大帅通常不会再要这支部队。他会另外选择一名将领，让他来组建一支新的部队。大帅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持湘军非同一般的战斗力。
湘军的这个制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湘军虽然为清廷的利益而战，却并不完全是清廷体制内的部队，而是自成体系的。这个体系内实行的制度，并不符合清廷的道统。而清廷容许这样一支军队存在，实在是迫不得已。为了保住政权，保住根本的利益，而不得不对湖南这群带兵的书生做出很大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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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齐布率部离开湖北开回湖南以后，湖北的战事仍在进行。
在这段时间里，襄河的太平军集结部队，向上游推进，于塔齐布率部进攻湘潭的同一天，即4月25日，攻占了安陆，又于5月2日攻占荆门州，向荆州运动。清廷湖北将军官文派副将王国才在龙背桥阻击，将太平军击退。太平军绕道西进，于5月16日攻占宜昌。清军总兵讷钦和宜昌知府吴开阳早就逃走。
在此之前，东湖知县张轩鹏与老乡李光荣约好，让他招募五百名三峡巨盗，保卫川盐的运输通道。四川的勇丁惯于骚扰百姓，劫掠商铺，于是民众哗变，万人聚集，把川勇首领杨五捆绑起来杀掉了。张知县觉得自己惹了大祸，向上级辞职，清廷让巴东知县郑奎龄取而代之。
郑知县官运不佳，5月13日上任，刚过三天，太平军就攻占了东湖，他的治下一片混乱。那几百名四川勇丁，还了强盗的面目，趁机大肆为非作歹，盘踞在石牌峡，将旅客先劫后杀，投入江水，手段十分凶残。
太平军在东湖驻扎了十天，放弃宜昌府城，向东南方向推进。郑奎龄捕杀几十名四川强盗和土匪，居民生活逐渐安定。
5月24日，官文派李光荣带兵攻克与湖南交界的监利。李光荣率部向西推进，于5月28日攻克石首。
这时，从宜昌南下的太平军，经过宜都、枝江和松滋，取道虎渡口，进入湖南。
太平天国国宗石祥祯也于同时在湖北集结了太平军的大部队，攻占湖南的华容，向东南推进一百多里，再次进占岳州，然后分兵向西南推进三百里，进攻洞庭湖西部，于6月11日攻占常德，清廷常德知府景星、副将富勒敦、同知李春暄和武陵知县朱元增战死。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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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太平军分兵攻占常德东南方七十里的龙阳，即现在所说的汉寿。从宜昌进入湖南的太平军，在这里与石祥祯部会合，北上进攻澧县和安乡。
太平军再次进入湖南，曾国藩不得不派兵应对。他派胡林翼、周凤山和李辅朝率领湘军陆师增援常德。时值洞庭湖涨水，湘军无法前往，只得退保益阳。当时湘军水师正在修船，无法前往洞庭西部援救，但太平军水师还是不敢进入湘江。他们在常德驻留十五天，于6月25日放弃常德城，向北撤走。
当时的军情，太平军在湖北和湖南，活动十分频繁。曾国藩急于整编部队，修理船只，以便再次出征。
曾国藩总结前段作战的经验，认为湘军兵员不精，缺乏训练，便把原来的部队淘汰到只剩五千多人，又新募几千名勇丁。他把罗泽南和李续宾从衡州调到长沙率领陆师部队，从广西调来与早期太平军多次交手的知府李孟群，以及他率领的一千名水勇，游击沙镇邦也和李孟群一起赶来。又从广东调来登州镇总兵陈辉龙和他的几艘战船，以及四百名水勇和一百尊火炮。曾国藩还上疏，请求朝廷批准代理提督塔齐布随湘军出征。
从此，罗泽南又回到曾国藩的帐下，塔齐布也继续跟随曾国藩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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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曾国藩从创建湘军的时候开始，直到这次在长沙整顿湘军时为止，很好地贯彻了江忠源和他本人为湘军制定的将由亲选的原则，但对书生带兵、兵归将有的原则，却无法照顾周全。他不拘一格搜罗人才，从塔齐布到彭三元，从杨载福、萧捷三到鲍超，曾国藩选用的这些将领，都不是书生出身，但他们为早期的湘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从四处罗致职业军人的举动，一方面表明他对于书生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另一方面，表明他在当时无法笼络更多有军事潜力的书生。诸如王錱、刘长佑这样一些具有作战经验的读书人，没有带着他们的部队跟随曾国藩出省作战，不是因为曾国藩不愿意要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对曾国藩言听计从。
此外，曾国藩急于创建水师，而书生中暂时缺乏指挥水上作战的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起源于江忠源的湘军体系，从大的框架上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独裁专制的军事系统，其中的人事组合，不仅伴随着战争事件的偶发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生的意气，各人的选择，乡情、私谊和世交，社会关系的亲疏，以及文人之间的好恶成见。
如果要深入地探究湘军的组织建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仅以王錱而言，曾国藩和他是同乡，但曾国藩不喜欢他，他也不买这位团练大臣的账，但左宗棠却很喜欢这个湘乡人，于是湘军就因这些私人喜恶而发生裂变与重组。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湘军便因书生的个性而形成一个山头林立但又彼此关联、相互照应的疏松的大体系。
湘军即将出境作战。曾国藩请求清廷发给空白执照四千张。其中有两千份内捐虚献执照，另两千份是捐监生的执照。有了这两种执照，湘军能够很方便地募捐筹饷，也能培植忠于湘军的社会根基。
由此可见，清廷已经允许湘军结成一个松散的集团。其中有层层依附的军事组织，也有互相声援的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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