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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往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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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安所左巷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明清时期,宫中冤死的太监、宫女,其灵柩大部分就停放在这里。为了镇邪、驱赶晦气,人们就给小巷起了个“吉安”的吉利名字。毛泽东租住在院内正房西侧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屋子里,晚上,八个小伙子挤在一个土炕上,几个人同盖一床棉被,每逢翻身,都要先与两边的人打招呼。
  毛泽东为留法学生筹措经费、为开设留法预备班而四处奔走。但每逢星期天,他和邓中夏等人都会去豆腐池胡同,与杨昌济分析时事、探讨国内外大事,李大钊有时也来参加。杨开慧经常在一边旁听,渐渐地,毛泽东与杨开慧产生了恋情。
  当杨昌济这些人还急急地穿行于窄小的胡同里时,时光的缰绳被他们稳当地拽在手里,当他们隐没在胡同外的世界中时,时光便脱滑出缰绳,在胡同里狂奔踩蹋,把原有规则撂倒在地,如此往复,一棵棵树木,一幢幢宅院,就像花儿一样开了又败,败了再开。
  

杨昌济—欲栽大木柱长天(3)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在北京豆腐池胡同家中病逝,年仅49岁。去世后归葬于长沙县板仓冲。
  临终前,杨昌济写信给留日时的好友章士钊,向其推荐毛泽东与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重二子。”
  杨昌济没有看错毛泽东、蔡和森,毛泽东与蔡和森也没有辜负杨昌济。蔡和森成为建党初期的领袖,毛泽东则成为改天换地的伟大人物。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1)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刚要出门,碰巧遇上他,父子二人说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
  “世界会好吗?”梁济问。
  梁漱溟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在净业湖投水自尽。
  梁济认为一个朝代灭亡,没有人为其殉死,是这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标志!
  一
  梁漱溟,清光绪十九年九月九日(1893年10月18日)生于北京一个世宦之家,祖籍广西桂林,名焕鼎,始字寿铭,后又字肖吾、漱溟,并以漱溟为世人所熟知。远祖曾是元朝宗室,姓“也先铁木耳”,旅居河南汝阳,明朝建立后,因所居为战国时梁地,故改汉姓梁。父亲梁济,字巨川,曾任清内阁侍读,官至四品。梁济身处国家风云激荡的年代,眼见外侮日益激烈,国势日益衰微,因而大力主张事功之学。认为一切学问都要以富国强邦为任,否则就是无用之学。基于这种思想,他痛斥八股、科举之弊,而极力推崇维新派之变革主张。
  也是因为父亲这种不同寻常的远见,梁漱溟的早年教育便注定与同时代的读书人走上不同的路。别家的孩子进私塾大背四书五经时,梁漱溟却在北京第一家中西小学堂里学习ABC和《地球韵言》之类的科目,手头上常翻的课外读物则是《启蒙画报》和《京话日报》。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除了上国文课外,还学习英文和数、理、化各科。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辛亥革命也赶在此时爆发,梁漱溟抛下升学机会,到他早先便已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梁漱溟开始驾着独木舟朝国家的遇难地点出发,他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
  社会不是演出高级剧目的戏园子,各位看客们,并非皆可以穿着光鲜打扮时髦,二郎腿一跷小白眼一翻。这是一个汹涌澎湃的交易场所,时刻会有大量的鲜血和墨汁泼撒于此。无论账目现已亏空多少都得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就像拿破仑在火光冲天的莫斯科,眼看着周围都是狼群一般的铁甲部队,还有比荆条犀利的西伯利亚冷空气,但仍然能高声发布最为雄壮的挑战书,将自身的风度和姿态做到使人毛骨悚然。而作为一个读书人,梁漱溟似乎并不适合承受颠来覆去的无常世事。
  1958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漱溟与国民党政见不合,离开了报社。梁漱溟一开始随父亲倾向于立宪派,不久即投身革命派。但是,辛亥革命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陷入军阀混战的恶性痉挛。梁漱溟开始感到由对一个事物过分集中注意力而产生的烦躁和恶心,他整日醉心研探佛典、佛法,仍觉不够超脱,还两次企图跳水自杀。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这才从自己的精神牢狱里刑满释放。他出佛入儒,将孔子的儒家之道作为一生执著的信仰。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逝者如斯夫!”儒家的本质精神就是一汪接载了道之灵动的水,梁漱溟跃身而入,沉浮其中。
  二
  梁漱溟故居原为其父梁济的书斋,早先的门牌号是小铜井胡同1号。小铜井胡同位于西城区北部,东起西海西沿,西至新街口北大街,因在大铜井东面的缘故,这里自清代起被称作“小铜井”,为正黄旗地界。
  据《燕京访古录》记载,铜井胡同内原有铜制井圈,外方内圆,上刻“大元至顺辛未秋七月赐雅克特穆尔自用”。在小铜井胡同被拆之后,故居改为西海西沿2号。这座老宅已经在这儿服侍了那段历史九十年。
  1952年,总政文工团征地,梁宅的西花园交归总政。作为回报,总政与政协一起将梁宅旧居翻新油饰,并在通往西花园门处增盖了三间西房。现在,除了以前的西花园还是总政文工团的排演场所外,早先的房屋只剩下为人们不知不识的象征性装饰,不知道歇山顶式门楼,是否早已把故人咳血的纸稿扔进了岁月的废纸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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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2)
人们可以看到西北岸的小岛“屏山”及山下的积水潭。山上的绿树丛里有面红墙,那红墙是明初时为了将元代北城墙南移将水引出,由德胜桥注入积水潭,并在入口处积土为山,在山上建起法华寺,又称镇水观音庵。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为汇通祠。
  梁漱溟基本在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汇通祠前,与老友散步叙情。20世纪60年代,因要修地铁站而拆除了汇通祠,现在重建的“汇通祠”也已并改为郭守敬纪念馆。故人尚在的时候在此处远望,西山和清波都可揽入眼睛,同心流交汇。脚下的土山虽不豪然壮气,却象征着什刹海和北、中、南三海的整个水系都自西山而出,归入瀚海。如今,故人的印迹已随流水蒸发干涸。撇下眼下外表光鲜内里干瘪、靠矿泉水冲刷体内污秽的一堆“珍珠”满大街滚,它们心里永远是一粒脏兮兮的沙子而不是一滴干干净净的水珠。
  三
  1917年10月,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并因此认识了蔡元培。梁漱溟接受了蔡元培让他去北大教书的邀请,但此时的梁漱溟说得明明白白:“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梁漱溟的学历并不高,“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同时“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如今社会,人们像泡温泉一般地对纯粹的学问上了瘾,整日腻在知识里不肯出来,而头脑呢?则五花大绑缠上大红绸花,供奉在书架的角落里任其落灰。对于思想,他们像大冬天冲凉水澡一般,飞快地来回蹦跳,就是不愿意安心地待在水龙头下把全身上下的劣质酸腐气洗个干净。满街上跑着、走着、躺着、游荡着,不是一个个生动的人,而是一摞塌了方的,由各种知识剪贴、拼贴而成的二手百科全书。
  梁漱溟不在乎自己没看全孔子的著作却自恃为儒子,也不看重自己虽学问一般却是个纵横捭阖的思想家。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要大家抽题目做文章,看大家的文笔如何。班里其他的学生都是抽到一个题目,写一个肯定前人所肯定、否定前人所否定的普通论文。但“我就喜欢标新立异,提到一个古代的什么人物,或者某一件事情,一般都是称赞这个人,我故意表示我不满意他,就是标新立异。我们的教员老师,有个老的先生,看到我这个文章,叫做‘翻案文章’。人家这样说,你偏那样,很不高兴,批语就批得很坏,说你‘好恶拂人之性,灾必及于自身’,你将会有灾祸,一位老先生这样批。”
  然而这位姓王的先生当时定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他认为的“灾人”,幸运地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连“文革”都被他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而且,从1966年9月21日起,梁漱溟还在手边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用写“交代”的笔,用月余时间,偷偷地写完了四万余字的《儒佛异同论》。接着,又写完了《东方学术概观》。
  进入北大之后,梁漱溟展开对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溟对中国发展的见解使得新儒家哲学在中国产生,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是一条如假包换的地平线,而不是等待将人绊倒的障碍物。且如果没有这种山崩地催的效果,新儒家代表冯友兰又怎会从梁漱溟的学生堆里被震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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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3)
但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之后,他开始剥开了一大把命运塞到他手里的苦果,既是老天给的便无论好歹都丢弃不得,他都得硬着头皮往肚里拾。
  四
  梁漱溟先跑到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结果不到一年,就杀回到北京。1927年5月,梁漱溟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他实已将乡村运动看作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河南村治学院停办。1月,他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三把火烧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像个苦行僧,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然而1937年,日本军队的炮火像大口唾沫,正儿八经地吐到了梁漱溟的“乐土”上,什么美好的田园梦都抵不过他心中的羞耻感。梁漱溟一气之下再次钻进了炮火窟。
  也是在这个时候,梁漱溟同毛泽东展开了一段为世人瞩目的君子之交。
  五
  梁漱溟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文革”时,他虽然没受多少皮肉之苦,但还是被撵出了小铜井胡同1号,于1968年7月,被赶到鼓楼铸钟厂胡同一所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几年。批林批孔时,要他表态,他的态度是“只批林不批孔”,他由此惹火烧身,在以后七个多月的时间里,开了上百场批斗他的大会。梁漱溟在批判间隙,竟然在全国政协礼堂大门口练起了太极拳。当会议主持人让他交代被批判的感想时,他傲然答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979年,梁漱溟迁入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
  1980年,梁漱溟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从20世纪80年代初,梁漱溟以90高龄担任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
  胡耀邦对外国友人说道:“梁漱溟过去不为我们说好话,现在开始说了!”
  肉眼发现不了的事物并不能同“不存在”直接画上等号。人在幼儿时期常常为侦探类的推理片所吸引,主人公的案情往往喜欢在一个密室中发生,这便使人万分的纠结和恐惧。但主人公在如此一个不明不白的环境中被夺去生命的案件,是必然会遭到侦探破解的,必然会在故事的结局处告诉我们其实完全意义上的“密室”是不存在的,必然有一条诡计多端的道路,在某个暂且不为人知的地方蜿蜒屈曲,主人公的命运正是因为它而遭遇最强大的颠覆。
  梁漱溟貌似“密室”的内心一个有一个隐蔽的缺口,使他独立于世外,人们却又看不见他是如何金蝉脱壳的,这个缺口或许是宗教,是他个人的意志力,或许是《论语》,是亡父在天之灵的庇佑。
  在美国学者艾恺同梁漱溟的一次谈话中,俩人聊道:
  梁:“现代化是什么?”
  艾:“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梁:“噢哟!”
  梁漱溟说自己是个乐天派,什么事都不必悲观,对世界“不必悲观,对前途不必悲观,既然事实发展要如此,你悲观有什么用呢?事实要发展,发展总是好的,我认为发展总是好的”。
  

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的(4)
作为一个哲学家,梁漱溟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讨厌哲学,自己却讲了哲学;在学校没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子的哲学;未曾读过大学,后来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一生却致力于乡村工作。
  很多人认为人类绝望的直接导致者是不可躲避的政治高压、无处不在的思想禁锢或是某种固有模式的僵化,其实,真正的绝望是生活无从着手改变的惯有,是以逻辑性合理表达的荒谬。如今“希望”遍地开,就连蚂蚁出洞也得失足踩瘪两株。这些“希望”继而长出铁臂将人格式化,人被温柔地束缚在笼子里,栅栏上头开满了廉价欲望的塑料花,殊不知这假花外头已是一片道德和思想的小坟堆。现在的人们,去哪儿收割梁漱溟所谓“希望”的麦穗呢?
  梁漱溟咂咂嘴:“这个世界会好的。”摆摆手,于1988年6月23日凌晨往生。
  2006年,在梁漱溟去世十八年后,中国的广大农村全部取消农业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正在全国蓬勃兴起,梁漱溟生前天天盼望的农村生活美景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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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老马识途(1)
常年泊靠在未名湖湖心小岛上的汉白玉石舫,出自前清大贪官和〉暮蠡ㄔ埃贝笕嗣挥幸蛭呈呛瞳|的遗物,就把它清理了;博雅塔是北大一个用来供水的水塔,他们竟取照通州古燃灯塔样式,做成了一个景点性建筑,耸立在未名湖畔,这是北大的思想特色。
  如果恰逢碰上下课时间,北大校园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挤成一团,彼此较劲儿、肉搏,黑压压的人群拉长脖子看不到边。只刹那,北大变成了东北的乱炖大锅菜。街道、操场、饭堂、湖畔、商店、邮政所、银行,黑色的人影塞满了各个花花绿绿的缝隙。这是北大的视觉特色,是整个中国的特色。
  人们应该很难记起这位故去多年的老人,早在四十多年前,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的北大校长,就向共和国递交了他的控制人口理论报告,如果当时能采纳他的建议,中国就不会出现一次次生育高峰,就用不着在城市搞劳民伤财的知青上山下乡。
  在若干年后,人们终于回过神来: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
  这个被时代刻意拐过的人,就是曾经住在北大燕南园63号的马寅初。
  一
  燕南园和勺园、淑春园、朗润园、鸣鹤园一样, 也是北大诸多景点中的一景。不过论年纪,她在上述诸园中,只算得上儿孙辈了。尽管这样,燕南园因洪业、翦伯赞、周培源、陈岱孙、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王力、朱光潜、林庚、侯仁之、冰心等人曾在这里居住过,便显得更加不同寻常起来。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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