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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争辩说，电视最糟糕之处是它那种无孔不入的左翼偏见。另外的人又说，最糟糕的是它使大事件庸俗化，热中于暴露丑闻，它不愿或不能上演那些沉闷单调或错综复杂的节目，或从趣味出发从公开的问题中生发出新闻来。所有这一切都可悲地助长了电视对公众辩论的歪曲。
　　在电视时代，民主国家在同极权主义敌人的斗争中，能否生存下来，可能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电视硬把各种事件纳入家庭琐事连续剧的模式，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用如此巨大的感情力量、面对那么多观众，无非是为了使理性的辩论黯然失色。电视特别愿意扑捉诸如流血的士兵或者挨饿的孩子这类戏剧性的、富于感情的场面。人们经常要在各种不同的痛苦后果中作出艰难的选择。电视把人们的注意力牢牢地集中在一种后果上，这严重地歪曲了辩论，实际上是愚弄了选举。电视以连续剧的语言那样自信地播放伊朗的人质危机，以至人们最终接受以全国挂黄缎带来代替国策。电视对越南战争的一边倒的现象，或许是一个限制我们进行多种抉择的最重大因素，以至使这场战争延长了，并最终被输掉了。
　　除非电视加强责任心，较准确地反映现实，否则不管哪个人，只要他想在今后的年月中负责地进行领导，就会面临非常艰难的时刻。
　　然而，电视确实也给领导人提供了方便，这也许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在危机时刻。电视使领导人直接面向人民，在每个起居室中与他们见面，在不受新闻记者和评论员干扰的情况下，把他的问题向人民提出。他只能偶而这样做，在评论员接过话筒之前，那怕是几分钟，他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自己对形势的看法，说服人们接受必须采取的行动方针。如果电视掌握在能熟练应用它的人手里，那就可能成为一种强有力工具。总统在危机时露面，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戏剧性的场面，这种场面稳定了群众，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时，他必须尽快使观众理解他的讲话，因为一般二十多分钟左右，听众就不大耐烦了。但他确实偶而有那样的机会。
　　宿命论和“大人物”对待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可能各有可取之处而不是全部正确。
　　历史确实有它自己的势头。当执政的“领导人”只知道用沾湿的食指伸向空中试探风向时，历史将不顾他们，继续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但当对未来有明确的见解并有力量来支配国家的领导人掌权时，他们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这时历史犹如荒野中的一系列足迹，这些足迹表示一个人首先到了那里，并引导其他人也跟上来。
　　伟大的领导人激发起激烈的争论。他们赢得了坚定的朋友，也树立了死敌。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看待同一位领导人，各种看法相互矛盾，或千变万化，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领导人总是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他是一个担任公职的人，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在几百万人前露面，也常同他依靠治理国家的少数人打交道。这一小部分人可能看到他作为普通的人的一面，也可能没有看到过；他必须经常尽力在每个细节上做得既对广大群众有说服力，也能为内部这一小部分人所佩服。在与各式各样的选民代表接触时，盟友和政敌可能看到他的不同方面。三个瞎子和一头象的比喻，应用在人们如何观察领导人的方式上是恰当的。每个瞎子都摸到象的一部分，并由此而作出推断。同样，每个批评家、每个评论员、每个政敌、每个盟友都只接触到领导人的一个方面，并据此作出自己的推断。
　　萨达特援引过一句阿拉伯格言，这句格言说：一个统治者如果是公正的，那他很自然地会遭到一半臣民的反对。所有领导人都有反对者，所有人都希望由历史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有些人的名声在离职后增大了，有些人的名声却减小了。在历史的定论中，有时巨人变成侏儒，有时曾被贬为微不足道的小人又成为伟人。哈里·杜鲁门1953年不担任总统时遭人蔑视，但今天，他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领导人。
　　历史的最后定论并不是一下就作出的。它不仅要好几年，甚至要几十年或几代才会出现。领导人很少有生前就能听到这个定论的。赫伯特·胡佛是个例外。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受到过如此激烈的中伤。在朋友众叛亲离、敌人恶毒诽谤的处境中，他终于战胜了逆境。在他的暮年，他比那些低毁者的形象更高大。他的一生说明了戴高乐最喜爱的沙夫克里斯诗句中的一个真理：“只有到了晚上，才能懂得白天多么光辉灿烂”。
　　本书中所有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有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美德和恶习。我们只能猜测历史学家一个世纪后将如何评价他们各自的遗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谁赢得这场世界性的斗争，谁来编写历史。但是这些领导人并没有在战斗中退缩，他们进入了竞技常正如西奥多。罗斯福1910年在巴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批评家无关紧要，那些数落铁腕人物怎样犯错误、实干家应在哪些地方做得更好的人也不值得考虑。荣誉属于这样的人，他真正是在竞技场上，满脸汗水和血污，他勇敢地进行斗争；他犯过错误，一再失误：因为没有错误和缺点就谈不上艰难的尝试；但他真正竭力争取有成效；他了解巨大的热情，懂得伟大的献身精神，献身于一项正义的事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知道最终胜利才是最大的成功；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失败，至少也是敢于正视的失败。因此，他的地位决不能与那些既不知道胜利也不懂得失败的冷漠怯懦的人相提并论。
作者按语
　　本书是我一生中全盛时期的研究和经历的产物。我从阅读、观察专家们的忠告和实践的经验中熟悉领袖们及其领导能力。
　　我任总统时，感到准备一篇重要的讲话是一件非常有效的训练，不仅对如何做出各项政策性决策是个训练，而且对提炼自己的思想也是一个训练。写这本书也一样。在我深入地探究我所熟悉的那些领袖们的生活过程，从他们曾经面临过什么问题和他们是怎样成为领袖人物中，使我更加丰富了对他们的了解。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其中有些是令人惊讶的，这有助于我了解他们有时为什么那样表现，并且使我学到更多有关那些决定我们时代的世界进程的人们的性情。
　　象许多政治家一样，我长期以来是一个历史传记作品的贪婪读者，即使是在白宫的年月里，我也抽出时间来阅读。从那以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本书中所涉及到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是我本人所认识的。我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历而获得对他们的基本的印象，但是，我也从他们的传记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写此书时，我参阅了许多书籍。对那些想要了解这些领袖人物的更全面的生活的读者，我可以推荐的书籍是：由伦道夫·邱吉尔起稿和马丁。吉尔伯特续完的多卷的《温斯顿·邱吉尔》；莫兰勋爵的《邱吉尔》和维奥莱特·卡特的《温斯顿·邱吉尔》；弗兰西·克绍迪著的《邱吉尔和戴高乐》；安德烈·马尔罗著的《被砍伐的橡树林》；布赖思·克罗泽著的《戴高乐》和戴维·舍恩布伦著的《夏尔·戴高乐的三次生命》；威廉·曼彻斯特著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传记《美国的恺撒》；特伦斯·普里蒂著的《康拉德·阿登纳》和保罗·魏玛著的阿登纳的权威传记《康拉德·阿登纳》；爱德华·克兰克肖著的《赫鲁晓夫》；许芥显著的《周思来——中国的卓越的伟人》；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和布赖恩·克罗泽著的《失去了中国的人》。
　　帮助我了解领导才能的除了在本书中概括地加以描述的所有领袖人物之外，还有一大批其他人——尤其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我在他手下担任过八年副总统。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教导了我，对此我甚为感激，正如我也感激许多为本书出过主意和提供过资料的人们。我要对日本医药协会主席武见太郎博士致以特别的感谢。他是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忠实的顾问和密友。
　　他回答了我许多有关吉田的问题，并提供了许多西方通常不知道的细节。
　　还有对本书提供过具体帮助的其他人，我仅特致谢意。尼克松夫人有敏锐的眼光，我依靠她帮助选择照片，和回忆许多事件和人物。与我长期共事的洛伊·冈特所寻找的档案是非常珍贵的。卡伦·梅萨与凯思林·奥康纳和苏珊·马洛一起能干地管理着手稿。
　　新近毕业的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圣地亚哥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泰勒，另一个是哈佛大学的马林·斯特梅基，他们长时间地工作并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研究材料和编辑方面的协助。富兰克林·甘农在加入我那时的白宫班子之前就与伦道夫·邱吉尔一起工作过，他对邱吉尔那一章帮助很大。我在白宫时的写作班子的主任雷蒙德·普赖斯曾为我前一本书《真正的战争》做出了贡献，现在再次相助，作为我的主要编辑顾问和协调人。
　　　　　　　　　　　　　　　　　　　　　　　理直德·尼克松
　　　　　　　　　　　　　　　　　　　　　　　198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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