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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也许会认为，一位较晚进入议会政治生活的领袖会觉得枯燥乏味的竞选运动令人烦恼，甚至今人感到屈身于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日本首相之前是一位职业外交家的吉田茂就是这样。但是阿登纳却不是这样。在1960年春天，关于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他给了我一些精明的战略性的忠告，并问我是否喜欢竞选。我对他说，我感到这是一种折磨。我说，一次竞选之后，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在太平洋服役之后的感觉，我不会留恋它，我也不想再经历一遍。他不同意我这种看法并使我感到意外地说：“我喜欢竞选，我喜欢能为我所信仰的事业去奋斗，与爱非议的人去辩论，去还击他们。”
　　在此意义上说，他不像他的伟大的朋友戴高乐。阿登纳喜欢个人间在政治斗争上的短兵相接；他喜欢与他的政敌一起参加竞眩戴高乐几乎是断然拒绝这样做的。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戴高乐这位法国人是内向的。而这位德国人，阿登纳是外向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成功的，但是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不同。
　　在1949年战后德国第一次选举前的几个星期里，这位七十三岁的阿登纳在游历各地做政治演说中证明他是异乎寻常的能干和精力旺盛。他有着年轻人的持久性，并就选民关心的问题与选民保持接触的惊人的诀窍。他的受挫的对手们，社会民主党人，在战后曾期待着立刻成为西德的执政党，只能乞灵于严厉的人身攻击，但他几乎未作任何反应。在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了七百三十六万张选票，比社会民主党多得四十万张。通过一次投票，新联邦议院选举阿登纳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
　　作为一名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地限制。在处理与盟国和政府中的对手时，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识和他的顽强的、钢铁般的忍耐力。在谈判和辩论中，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是在一开始就去压倒他们，而是先听别人要说什么。当他最后讲话时，他用他冒险家的直觉回避对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够取得胜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难以对付的秘诀就是基干事实，要有道理和作好准备。他全面地研究了议事日程上的每个专题。他很少闪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对对方的论据作出回答。英国高级专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说过阿登纳：“总是迅速地察觉对方防御上的任何薄弱环节，然后把他的矛头向着那里刺去。”
　　然而，除了运用逻辑这个冷武器外，他还有别的武器。当内阁会议遇到困难时，他有时会将辩论中断片刻，把一瓶葡萄酒传递一圈。在几怀酒和友好的闲聊之后，他再重新开会。那时，反对派实际上就不太坚决了。
　　阿登纳是一位名酒鉴赏家。他不仅喜欢他的家乡莱茵地区，而且也喜欢莱茵葡萄园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时在午餐会上他会摆上一瓶莱茵葡萄酒或莫塞尔葡萄酒和一瓶波尔多白葡萄酒，但是他会把法国酒全部留给客人。约翰·麦克洛伊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会上，他预备了他认为是一种他从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搞到的德国餐桌上的名酒时，他发现阿登纳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这位总理送来的一盒“伯恩卡斯特尔多克托”酒，一种莫塞尔酒，一种世界最佳名酒。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酒，有时，我在白宫的国宴上也用它。
　　阿登纳最大的资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岁的高龄，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经告诉我，一位最优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够坐得比别人更长的人。”如有必要，他愿意把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他耐心地坐着，直到一个接一个的昏昏欲睡的对手们同意他的观点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领导人一样，阿登纳在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竞争者。如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尽管他有着使人毫无怀疑的友好和随和的风度，在高尔夫球场上和桥牌桌上却是一名凶猛的对手，阿登纳最喜爱意大利的草地滚木球，但他从不让人。麦克洛伊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年轻时是一名国际水平的网球运动员。他发现阿登纳是一名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他告诉我，阿登纳打草地滚木球时，技术娴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时，他也决心要赢得胜利。他是不会同意俗话说“重要的不在于胜负，而在于风格。”阿登纳玩得公正，但是他总是为了赢过对方。
　　他的政治风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尔，阿登纳也是一名卓越的议员。在1949年联邦议院会议上，他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计划，表现出了他的另一种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与幽默引而不发的能力。
　　作为十六年中德国第一次合法选举的获胜者所作的实际上是就职演说的时刻应该是严肃和庄重的。阿登纳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德国人是否已经学会如何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在他的讲话中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对手们开始向他当众诸问。人们会认为一位像阿登纳那样真正自负的人会对会场气氛受到破坏表示气愤，认为像他那样无幽默感的人也许会十分冷淡地对话难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击败了他们。当一名叫海因茨·伦纳的共产党议员讥讽地叫喊说，阿登纳的有关苏联部分的讲话是由“一名专家起草的”。阿登纳停了片刻后说，“赫尔·伦纳，你是一个爱妒忌的人广这句话博得了满场喝彩。
　　阿登纳的运用高压战术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领使他赢得了冷酷无情的名声，而他对此似乎并无反感。一次，有人指责他横暴地对待反对派时，他有节制地反击说：“这不全对。”阿登纳和另一名前轴心国的战后领袖、日本的吉田产生了强烈的相互敬慕之情。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俩人都是坚定地献身于民主这一事实促成的，而每人实际上都有一种一人说了算的嗜好。
　　不象有些人，阿登纳对报界向来是抱容忍的态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并且拒绝承担把一个坏问题作出好回答这种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他对一位记者大声喊道：“我会为此给你在外交业务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纳当总理十四年中，盟军占领期延续了六年之久。
　　他经常对我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四位杰出的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卢修斯·克莱，约翰·麦克洛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决不会取得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愿与盟国妥协，如果当这种妥协允许德国独立、经济恢复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得到进一步的保证的话。
　　象吉田一样，阿登纳知道与盟国间的合作距顺从相去甚远，虽然当他有时被某些特别不耐烦的德国人的刺耳的话所激慈时，他会说：“那么，他们认为是谁输掉了这场战争？”1949年，当他任总理前，在瑞士的伯尔尼向一个国际小组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一系列占领政策进行了尖刻的抨击。他也说过德国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处未用民族主义一词。
　　在这次讲话后，许多批评家，包括同盟国首都的报纸生气地指出，同盟国面对着一个顽固不化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但是阿登纳与了解他的军事管制者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而他在同胞们中的声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对于德国人是巨大的鼓舞，他们亟不可待地要使他们的民族尊严得到恢复。
　　1953年4月的一个阴暗的、下着雨的早晨，我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上第一次见到阿登纳。他来华盛顿是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会谈。杜勒斯和我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在机场迎接。
　　由于两方面原因使这位总理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来有过一位德国总理访问过美国。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阿登纳就是第一个德国官方的来访者。这次访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八年。阿登纳在美国受到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广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会表明不管希特勒还是纳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缓和。
　　美国支持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并不坚定。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建议，美国应该拒绝参加欧洲防务，如果我们与阿登纳的会谈是徒劳的或是不友好的话，那么这种孤立主义就会得到进一步抬头。在安德鲁斯机场的小型而又沉闷的仪式将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发源地。
　　当我最初看到阿登纳从他的坐机里出来时，他的六英尺二英寸（1．88米）的巨大骨架，他的生硬的、笔直的姿态，轮廓鲜明的，猜不透的面容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些男子的面容自然而然地表露出他们的感情。而象阿登纳那样的人有着自制、完全不露声色的表情。在政治活动和国际关系方面，如果一个当事人从研究他人的表情中能够准确地猜到人们正在想什么和有什么感觉的话，则他会大为受益。阿登纳的表情是淡薄的，几乎是禁欲主义的自我控制，丝毫不流露自己的喜怒哀乐。
　　在我的欢迎词中我想要表明的主要之点是阿登纳的访问，标志着我们两国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得到再生而不是诞生。由于这两次世界大战，正步走、民族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普鲁土一纳粹已经成为美国民间传说的一部分；人们普遍认为，“德国鬼子要么揍你，要么向你下跪。”然而，我却知道德国和德美关系还有另一侧面。尼克松夫人的母亲生于德国。我自己的母亲在大学专修德语，一向高度赞扬德国大学的造诣和水平。在杜克法律学校里，我从朗·富勒教授那里知道，德国学者们对发展西方法律原则方面具有深刻的影响。
　　在欢迎阿登纳时，我想引起人们对早期的回忆并提醒美国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曾经帮助过建设我们的家园。我告诉阿登纳，距离他在华盛顿期间下榻的布来尔宾馆只有几步远处，矗立着一尊普鲁士军官弗里德里奇·威廉·冯·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他在福杰山谷与乔治·华盛顿一道服役，他接管训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成绩卓著。
　　我说，美国人民决不会忘记冯·施托伊本和数百万德国人对我们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
　　阿登纳在答谢讲话中，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刚才提到了巴龙。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对你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你赞扬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而没有提到最近几十年的事。”经他授权的传记作者后来写道，他显然被这次欢迎所感动。第二天他在冯·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
　　阿登纳通过一生中最根本的教训制定出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他是在对德国的忠诚和对法国的本能的喜爱并存的这种政治、文化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谋求法、德恢复友好关系，以便利用两国之间的悠久的和睦亲善作为东西方对抗的当今世界的一个战略楔子。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虔诚的热爱自由的天主教徒，他谋求国家之间和社会利益集团——政府，商业和劳工——之间的伙伴关系，这样能够防止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对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暴政。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热爱自由，并把它看成是人类精神生存的必需，所以他准备为保卫他自己的和其他自由社会免受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威胁而战斗。
　　他的思想既不复杂也不原始，他是健全的和全面的，他具有作为一个伟大领袖人物所需要的把目标统一起来的能力。目标的统一和良好的观念当然并不总是一致的。我接触过一些领导人，他们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理想。我遇到过另外一些领导人，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就连如何达到他们的理想的最模糊的概念都没有。阿登纳是罕见的领导人之一，他的实际的政治才能和他的理想是一致的。在把他的深切的宗教信仰转变成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基础方面，他可谓是一名罕见的炼丹大师。
　　阿登纳懂得民主的基础扎根于犹大——基督的伦理道德学中。事实上，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最使他耽心的是，人们可能会被迫把他们的精神本身奉献到唯物主义的祭坛上去。但是他并不是一名现代的十字军参加者，出来改变非基督世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基督政府最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能学他的、以他自己喜欢的方式向上帝诉说他的愿望。
　　阿登纳的基督政治把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视为他们的最高准则，同时，把创造西德经济奇迹的任务也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直觉足以代替技术诀窍。他对经济懂得不多，并不参加起草特殊的财政货币政策，他把这些琐碎工作都交给了他的精明强干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去处理。而艾哈德是根据阿登纳的“分权原则”执行的。十二年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已使这位总理清楚地认识到把权力过多地集中于公众或集中于个人手中的危险性。他既反对国有化工业和垄断企业，也反对罢工和不公平的管理制度。
　　1951年，在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的一次历史性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协议，即允许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这种伙伴关系使得西德三十年没有重大的劳工骚动。
　　由于这个协议和艾哈德的精明的经济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纳说服盟国不要大量地拆除德国工业，使西德赢得了近三十年的惊人的经济增长。今天，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于美国，它的工业产量是战前未分裂时的大德国的一倍半。
　　正是由于阿登纳的伙伴观念给西德带来了繁荣，也有助于给西欧带来和平和经济联合。阿登纳对战后的景象曾描写道：“以我之见，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向它的人民保证，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为他们赢得一个安全可靠的未来。”
　　阿登纳和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大部分欧洲的钢铁和煤炭生产置于联合控制下的国际权威组织。在法国的卓越的经济学家琼·莫尼特的指导下，这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导致了欧洲共同市场的诞生。然而，他的由每个国家各派军队组成一支欧洲军的理想由于法国议会对德国人长期不信任，拒绝考虑，而告破灭。但是阿登纳克服了他的最初的失望，在邱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的帮助下，他设法使西德于1954年加入了北约组织，并于1955年从同盟国的控制下赢得了彻底的独立。阿登纳和夏尔·戴高乐通过成功的互访，并于1963年签订了友好条约，从而两人重修于好。
　　有时，人们把阿登纳和沙勒曼相比较，沙勒曼这位超群人物，通过个人的力量和信念在八世纪末和九世纪初短暂地把欧洲统一在一个基督帝国之下。这个比较在许多方面是贴切的。
　　沙勒曼和阿登纳两人都身材魁梧。虽然两人都有深刻的信念，但是都享受优裕的生活。两人都以实干家而不是伟大的思想家著称，每人都被同样的理想所吸引，并且都具有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手段和能力。
　　沙勒曼帝国在九世纪由他的三个孙子瓜分了。从那时起，法国和德国，这个分裂后的帝国的最大的两部分，就定期地卷入敌对行动。阿登纳在野的年月里，当他仔细研究和思考后，他愈来愈感到有信心，那就是团结在信奉基督教义的周围并在各国友好的政府的领导下，欧洲人民能够再次联合在一起。战后，他首先考虑的是建立一个反对苏联专制政府的自由欧洲联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的理想有着阴暗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德国人认为，阿登纳对于重新统一已经分裂的日耳曼民族并无真正的兴趣。当阿登纳面向着西欧时，他们则看到他背朝着东德的一千七百万同胞。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
　　阿登纳出生在莱茵地区，那里是中世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中央王国”的一部分。许多莱茵人生来就有一种内含的矛盾心理：他们都是德国人，同时又有点法国血统。他的某些批评家指责说，与其说他亲德国，不如说他亲莱茵，或者甚至更亲法国。他的心的确总是留在莱茵土地上，他也一点没有象普鲁士军队对待法国人的那种反感，然而他的爱国主义从未有过半点值得怀疑。
　　约翰·麦克洛伊是这位总理的挚友，他仰慕阿登纳。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他引用了歌德的一句话来描写阿登纳：“哎呀，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中，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欧洲。一个灵魂热爱祖国，另外一个为它的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插曲所击退。阿登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