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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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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尔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时，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注。他说，对我们来讲，谈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来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压倒优势的集中”的理论使他担心。
当我告诉他，我刚刚读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四个月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了解。接着，他令人吃惊地直言不讳：“罗斯福总统病倒，杜鲁门总统突然就职时，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再次不顾人群而转向我说：“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病了，并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时，他应该使自己的副手及时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离白宫很近了。我说，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国接受他的建议，对南欧“软腹部”地区发动一场进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诺曼底发起这场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他说：“也许会轻而易举地得到维也纳。”
邱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健康状况中披露，邱吉尔有时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场，凡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感到他有病痛。对于重大事件，他总是不知怎么地能够打起精神处理好。
尽管在整个访问期间，正式会谈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尔对为他举行的冗长的、有时我认为是乏味的宴会似乎总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一类少有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们喜欢闲聊似乎就象喜欢谈论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由于他有午睡的习惯，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保持这种习惯，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擞。
在白宫的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尔似乎难以切开肉时帮他一把。她关切他说，白宫的刀子不很锋利。席间，杜勒斯用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时，尼克松夫人间邱吉尔是否喜欢品尝一杯，他说不喜欢，接着又说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点半喝第一怀威士忌，而晚上则喜欢喝一怀香槟。
宴会上，邱吉尔的话题是他过去的经历。尽管在谈话中，他没让别人插话，但从不显得粗鲁无礼。就象麦克阿瑟一样，邱吉尔滔滔不绝的独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为主讲人而不让任何别人插进来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尼克松夫人后来告诉我，邱吉尔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时，他使艾森豪威尔夫人听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机会去观察我们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男子宴会上。由于外交礼仪，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没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分的美国客人。
大约十五分钟后，邱吉尔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每一个客人致意并站着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里斯·威尔逊打算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讲述一件事情时，邱吉尔特意地向一张椅子走去并坐了下来。我也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并且说：“我觉得坐下来比站着要好一些。”
在宴会中，我问他三天繁重的会谈日程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除了几次“临时眩晕”外，他觉得这次会谈比其他会谈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一经接触你们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国家，我似乎总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复生气。”
后来话题转到假期计划。他说他将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说：我总是坐飞机旅行，因为我晕船。他用一种严峻而又引人发笑的眼光凝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当你岁数再大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晕了。”当时我是四十一岁。
邱吉尔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历史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反应和观察常常通过故事形式进行叙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后果》和《东方阵线》，前者描述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后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后的两年内写成的。在这两本书中邱吉尔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这两部多卷的历史著作中，邱吉尔充分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内战的兴趣总是与日俱增，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评述道，依他之见、罗伯特·依·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把李为了与南部站在一起，拒绝指挥合众国军队后，骑着战马横渡波托马克河这一难忘的景象记录下来，织到挂毯中或画在画幅上。
他说，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终于来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指出，他的军官们把他们的马匹作为私人财产并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此时邱吉尔环顾一下听得入了迷的人们，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生活在贫穷和战争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
我问到关于他与接斯大林班的苏联领导人之间进行会谈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有一个实力政策，决不能以软弱的地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对我说，他期待着访问苏联，但他不会作出任何束缚美国的许诺。
他指出除了战时的联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确信美国人民会信赖我这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又是一个反共战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对共产党的事和麦卡锡所作的一样多。”还没等我说话，他咧着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说：“当然了，那是个私下声明，我决不同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邱吉尔向我表示他对激进的喜欢挑起争论的安奈林·比万的不光彩的诡辩术十分不满。1947年，比万作为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说保守党员“比寄生虫还不如”。这些话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尴尬。我自然感到，比万的话虽然既不文雅又不聪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语言方面，邱吉尔本人也是罕见的。
在指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缺少政治上的坚忍性时，邱吉尔曾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我还是孩提时，父母把我带到一个有名的巴纳姆的大马戏院，那里有畸人怪物的展览，但是展览目录单上我最想看的是一个被称为“无骨的怪物”。我父母认为，这种情景对我的幼小心灵来说也许会太让人厌恶和太伤风败俗了，而我为了看这个坐在财政大臣交椅上的“无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驮着瓷碗柜的公牛”。
英国议会里的第一个女议员阿斯特曾经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话，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药。”邱吉尔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赖特·克莱门特·阿特利在议会讲演完毕，邱吉尔说道：“他是一个有许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谦虚的人。”
乔治·肖伯纳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带上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回了一张便条：“我正忙于开幕式，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票时，我会在第二个晚上来的。”
邱吉尔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万时，他曾经说过，“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惩罚：战时最能胡说的人已成了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败者。”
在使用狠毒语言攻击别人方面，邱吉尔一定给予别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样多。
邱吉尔在男子宴会上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在谈到英国原子能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人给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烟，没结过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活动中的彼得·潘。”晚年放弃了打马球后，画画成了他的爱好。他的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似乎释放出了他的被压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经说的：“若不是为了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
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口述机时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笑意说：“我更喜欢口述给一个漂亮的秘书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知觉的机器。”他接着说，他有两个“非常美丽的”秘书。
许多年后，美苏于1972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也同意邱吉尔喜爱秘书甚干机器。然后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说：“除此以外，当你晚上醒来并想做点笔记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邱吉尔讨厌没有文明的物质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上一个锡制的浴盆去前线。禁酒期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每次讲演前他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不久，白宫的一个年长的男管家告诉我一件事。邱吉尔访问期间，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于皇后卧室内。那个房间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在邱吉尔的另一次访问中，罗斯福坚持他的客人应该住在林肯卧室，这样他的客人可以说他在林肯床上睡过觉。林肯卧室装饰单调，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简朴风格，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
晚上，邱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这个管家说他看见邱吉尔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踏着脚尖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进了皇后卧室。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邱吉尔也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让邱吉尔选择皇后卧室或是林肯卧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留在林肯卧室。
邱吉尔也是品尝美酒的行家。最近我访问了法国拉菲特·罗思蔡尔德大葡萄种植园，许多人认为那里生产法国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邱吉尔曾参观过该种植园，他们为了他，特意打开了一瓶1870年拉菲特·罗思蔡尔德生产的酒，那一年是十九世纪葡萄最大丰收的年份。饭后邱吉尔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1870年对法国武器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对法国酿酒业恰是极好的一年。”
邱吉尔在华盛顿逗留的三天中，我对他的观察常使我回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那是1936年，在我来到东部法律学校之后，他那时已经成为非常显要的和引起人们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英国必须重新武装，民主政体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我知道，今天如协和式飞机晚起飞二十分钟，人们就会不耐烦。但是在三十年代，坐远洋定期客轮到欧洲最快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所认得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人中谁也不喜欢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去消灭希特勒。
我猜想他那滑稽的外表、无法容忍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夸张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即使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邱吉尔是一个好斗的牛蛇。他的讲话似乎过分渲染和夸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情我们所熟悉的内维尔·张伯伦的避免战争的决心，也钦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骂时的容忍和不失尊严。我能够记得当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英国时大家所感到的轻松，他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欧洲崩溃了，邱吉尔以他的光彩夺目的个性和戏剧性的雄辩才能顷刻间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邱吉尔善于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说：“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关心美国。因为他知道它是“民主宝库”，只有我们的支持——最好的是我们的干预——才有可能拯救英国。从气质上说，他特别适合充当这种角色，因为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就出生在美国的布鲁克林。他甚至用某些夸张的语言骄傲地宣称——杰罗姆家族还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统。
他于1874年出生在伯来尼宫，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在他幼年时，他父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爱他们，崇拜他们。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倾注于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伦道夫勋爵是一个有才华的而又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从事冒险事业并以失败告终。他以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政府的一项政策的抗议，而他原以为首相会拒绝他的辞职。但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内阁。正好由于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埋头他自己的事务外，伦道夫勋爵对他的儿子很少关心，视他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因为他增加了经济已经济拮据的家庭开支。
政治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学校里的功课。他早就渴望与他父亲讨论有关的政治事件和当代的名人。可是伦道夫勋爵使他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破灭。温斯顿后来写道：“如果我作出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马上就生气，一次我曾建议说，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一些信件，他对我冷若冰霜。”伦道夫勋爵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也结束了他俩之间任何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
温斯顿写道，他母亲“就象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总有一段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一个轻浮的美人，结婚对她喜欢献媚和与男人交往方面没产生什么约束力。尽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辨别力，然而她的私通为人尽知。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谓“新科学”的心理生物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例如，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书中，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认为：崇拜自己父亲的伍德罗，威尔逊却下意识地憎恨他的父亲，这种敌意使他与在对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现出刚愎自用。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个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将常常提供一条线索，那是普通常识，我也同意。
对邱吉尔来说，虽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剥夺，但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他的父亲感到极为骄傲并维护他死后的名声和保卫了伦道夫为之而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活着看到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她利用与有权势的人的广泛联系来促进她儿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温斯顿的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妈妈，并且完全依赖他。
就象爱因斯坦一样，邱吉尔在早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的学生。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说过：“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过哈罗公学考试，他只能通过次一等的学校的考试。”在中国或苏联，他不会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或是工业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访问中，一位中国教育家自豪地对我说，在中国所有的儿童都免费受初等教育，他接着说，当他们初中毕业后，要参加一次全面考试，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考试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去工作。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邱吉尔们。”
一位有洞察力的学者会发觉邱吉尔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群众性的测验所能知道的。在英语方面，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这些科目成绩较差，把他的平均成绩拉到标准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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