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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歇尔法庭”其他的著名案例我们在以后的故事中再讲。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刚刚取得“革命”胜利的杰斐逊政府。意气风发的共和党人将怎样巩固他们得来不易的江山？杰斐逊总统将怎样实践他梦寐以求的共和理想？请看下一个故事：新秩序。

第82章　新秩序（）　
1800年的大选让杰斐逊与共和党登上历史舞台，虽然把它叫作“革命”有点“意淫”的感觉，但它毫无疑问是建国以来最重要的大选。在尘埃落定之前，所有的人都在问三个问题：第一，亚当斯和联邦党会依法放弃权力吗？第二，杰斐逊与共和党能顺利获得权力吗？第三，共和党上台后饶得了联邦党吗？事实上，联邦党控制的国会和各州中确实有人提议通过立法使选举结果无效。共和党的支持者则声称要组织民兵，联邦党敢耍赖，咱就武装夺权！新大陆分分钟都有陷入内战的可能，这还真不是吓唬人。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权力从来没有在两个对手之间和平交接过，“成王败寇”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所有的担心和恐惧都没变成现实。当1801年3月4日来临时，一切似乎已归于平静。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去国会山为新总统主持就职典礼前写信给朋友说：“今天，一个新的政治年代开始了，一个新秩序开始了。”马歇尔对这个“新秩序”充满悲观与失望，因为它不是他的理想。但是，这份和平与安详难道不是一场“革命”吗？

　　　　杰斐逊用诗一般的语言书写了他的就职演说，因为他对“共和”有诗一般的追求。他真诚地相信，在华盛顿和亚当斯的领导下，美国已变成英国的附庸。现在，他要让新大陆重返共和原则。这个看上去焕然一新的共和国被后世称为“弗吉尼亚王朝”。听上去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因为“王朝”里面没有“王”。很多人认为这个“王朝”是从华盛顿开始的，但是，杰斐逊开启了与华盛顿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带领新国家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民主”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一点上说，杰斐逊确实是“弗吉尼亚王朝”的开创者。

　　　　杰斐逊的不同从他的就职典礼就开始了。他摒弃了前两位总统的排场，不穿镶金挂银的衣服，不坐豪华马车，在几个朋友和卫士的陪伴下，步行到国会山。后来，他干脆把总统的专用马车卖掉，出门骑马，只身一人逛街。人们去拜访总统府的时候，来开门的经常是总统本人而不是仆人，搞得大家直愣神儿，还以为看错了。他不在意穿着，不喜欢热闹，没事时经常自己哼着歌，逗逗鸟，拉拉小提琴，做点科学实验。他取消了与民众的见面会和与议员们的正式宴会，改成更放松、随意的交谈和小型晚餐，以亲民的态度代替总统的威严。但是，这位如此接地气的总统可不是省油的灯，他的简约一点也不妨碍他的奢侈。杰斐逊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他可以不修边幅，放低身价，但他吃饭可是要有人专门给他做法国菜的，他的房间要由法国女佣打理。他是“人民的总统”，也是“剁手族”领袖。当初，他从法国回来时，行李居然有86个大箱子，装满昂贵的法式家具、瓷器、银器、书、画、印刷品，还有288瓶法国葡萄酒，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从海外一次性购买过这么多东西。他可不是“代购”哦，全是给自己买的。他的图书馆藏书6500册，超过当时任何一个公共图书馆；他的“城堡”蒙蒂塞洛拆了建、建了拆，无休无止。就这个折腾法，多少钱也不够花。他可以大讲人人平等，但为了还债，他会毫不犹豫地卖掉奴隶，拆散奴隶的家庭；奴隶逃跑时，他会派人追到天涯海角。在所有的“国父”中，杰斐逊恐怕是最败家的。当然，他败的是自己的家。尽管债台高筑，但是他从没贪污过一分钱。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公共事务的尽职尽责毋庸置疑。

　　　　在杰斐逊的美国，自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激发着每个人的热情。人们对公共事务畅所欲言，那种自信和自豪明白无误地告诉你：这是我的国家，这是我的政府，这是我的权利。有一位英国学者是这样描绘新秩序的：“我们再也不能说阳光下一切如旧，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崭新的篇章。这个幅员辽阔的共和国是新的，它的生活是新的，它那如潮水般强大的公众舆论也是新的。”拿破仑曾经问一个刚从美国回去的法国人：“美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这人说：“它是个既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政府。”这正是杰斐逊想要的“无形中的统治”，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就是：治大国若烹小鲜。

　　　　“烹小鲜”需要温和与宽容。1802年新年，杰斐逊应邀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浸礼会教会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阐述了那个著名的“政教分离”的观点。他说：“宗教完全是人和上帝之间的事，人对自己的信仰负责，政府只管人的行为，不管人的思想教会和政府之间应该建一道隔离墙。”这是一百多年前的约翰洛克和罗杰威廉姆斯的回声：教会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政府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野生的世界（世俗）和基督的花园（宗教）之间应该有一道隔离墙（参看008自由之声）。杰斐逊的视野里有信仰的自由，也有世俗的自由。他赦免了所有因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而获罪的人，对联邦党媒体也很有耐心。有一次，一位欧洲的男爵拜访白宫。他在总统办公桌上看到一份联邦党报纸，上面把杰斐逊骂得狗血淋头。他问道：“这种造谣诬蔑的言论怎么能被允许呢？为什么这份报纸不被查封？为什么编辑不受罚或蹲监狱？”杰斐逊说：“把这份报纸装进你口袋里。如果你以后听到有人质疑我们的自由，质疑言论自由的真相，你就给他看看这份报纸，告诉他你是在哪儿看到它的。”

　　　　新总统的低调也改变了另一个先例，那就是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从华盛顿开始，总统每年要向国会宣讲国情咨文，这是宪法的要求，也是联邦政府的“年度大餐”。这一天，所有的国会议员，所有的大法官，所有的内阁成员，都聚集在众议院大厅听总统的演讲，这是一年中唯一的“三权”共聚一堂的时刻。可是，杰斐逊觉得，这场面哪里是国情咨文，简直就是“国王的演讲”嘛。总统看上去跟国王一样一样的，虚荣心爆棚，太没“共和范儿”。于是，他把演讲变成书面报告发给国会，让国会的秘书读给大家听，一切仪式全免。这个传统持续了一百多年，直到1913年威尔逊总统才恢复了演讲。总之，杰斐逊心中的共和国就应该这样平等、自由、随和、浪漫，不受世俗约束，不循旧时之规。

　　　　但是，如果你觉得杰斐逊是个忠厚长者、好好先生，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低调并不意味着他不崇尚权威，他的宽容并不表示他没有底线。比如，当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托马斯麦凯恩写信向总统抱怨说：我们这儿的联邦党报纸闹得太不像话了，我真想整死他们。总统的回答是：挑几个最讨厌的整一下倒也没坏处。但他叮嘱麦凯恩：可别让人知道是我让你这么干的。事实上，杰斐逊是位非常强势的总统，他的强势远远超过亚当斯，有时甚至超过了华盛顿。他是理想主义者，也是现实主义者。当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时，他的意思不是“咱们都是同一个团队的”，而是“你必须加入我的团队”。他决心温和地对待联邦党人，但他的手腕不会软。如果说，华盛顿和亚当斯的统治风格是把国家利益与个人感情分开，那么，杰斐逊把两者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他的爱和恨变成了政府的取与舍，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包容着失败者，但他不想重温过去12年的噩梦——他要让联邦党永世不得翻身。“弗吉尼亚王朝”结束时，联邦党不复存在，但杰斐逊和他的后继者们千算万算却漏算了一件事：联邦党消失之日就是共和党分裂之时，“第一政党体系”的结束意味着“第二政党体系”的开始（今天的美国处于“第六政党体系”）。“一统江湖”只是一个梦。

　　　　杰斐逊之所以能这么顺风顺水地展示他的强势，是因为国会跟他是一伙的。共和党在众议院占绝对多数，在参议院占相对多数。总统以多数党领袖的身份组建政府，这种形式更像英国的议会民主，而不是三权分立。杰斐逊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他一点也不害羞地利用了这个优势。他经常请国会议员们到白宫吃饭、聊天，把他想做的事明里暗里告诉国会。国会对总统的话心领神会，他想干啥咱就帮他搞定啥。“三权”中只有司法权还在联邦党手中，让总统如鲠在喉。他恨1801年司法法案，咱就废除它；他讨厌大法官，咱就弹劾他们。1801年司法法案的废除显示了共和党不可阻挡的权力，他们似乎可以为所欲为。既然如此，弹劾几个大法官还不是小菜一碟？大家都知道，总统最恨的就是他表弟，首席大法官马歇尔。不管马歇尔说什么，杰斐逊都觉得他动机不纯；不管杰斐逊做什么，马歇尔都觉得他居心不良。这俩算是没救了。但直接弹劾马歇尔难度系数太大，不仅因为马歇尔站得稳，行得正，没什么把柄可抓，更因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让马歇尔威望大增。如果就因为马歇尔在判词中说杰斐逊政府不发任命书是违法行为，你就弹劾他，这不成了政治迫害了吗？于是，国会绕了个弯，弹劾大法官塞缪尔奇斯，打算把奇斯干掉后再收拾马歇尔。只要先例一开，后面的事就好办了。说实在的，奇斯确实应该被弹劾，他在判案中经常粗暴无理，在裁决与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相关的案子时违反了司法程序，说他“渎职”不为过。但是，共和党气势汹汹的攻势引起了联邦党的强烈反抗，导致弹劾案在参议院搁浅，史上唯一的一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共和党认为，法院已经受到足够的警告。

　　　　除了国会，杰斐逊还拥有一个全力支持他的内阁。国务卿麦迪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内阁成员，他和杰斐逊的关系我们已经讲过很多了。麦迪逊没有杰斐逊的浪漫，他脑子里全是现实政治的智慧。他对杰斐逊的忠诚从来没打过折扣，杰斐逊对他的依赖也没打过折扣，他们彼此间的信任和爱已经成了习惯。杰斐逊的每一个成就里都有麦迪逊的心血，可以说，没有麦迪逊就没有杰斐逊的今天。此时的麦迪逊比以前更出色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个出色的女人：多莉佩恩麦迪逊。身材矮小、体弱多病的麦迪逊直到43岁的时候，也就是1794年，才与多莉结婚。当时，多莉26岁，前夫在1793年费城的大瘟疫中丧生。她不是美女，却是费城最有风采的女人。她的家庭与联邦政府的要员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高超的社交技巧、活泼灵动的性格、充满活力的热情让她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如鱼得水。麦迪逊娶到多莉算是中大奖了，她的情商配上他的智商简直天下无敌。很多本来不喜欢麦迪逊的人也对他另眼相看，因为他们相信，多莉看中的男人肯定错不了。杰斐逊很为朋友高兴，他像爱女儿一样爱多莉。白宫的内部装饰和摆设就是多莉与设计师一起完成的。杰斐逊是个鳏夫，两个女儿都嫁人了，偌大的白宫没有女主人。一般的社交场合，他女儿玛莎有时可以帮他抵挡一阵子，但很多重要的活动，特别是“三权”最重要的人物、外国使节及其太太出席的宴会、舞会，玛莎就有点怯场了，她毕竟没有政治经验。每当此时，总统就会找国务卿“借老婆”。多莉“代理”女主人游刃有余，把上上下下打理得妥妥帖帖。等八年后她成为总统夫人时，白宫早已是她的“领地”。很多人认为，正是多莉定义了“第一夫人”的地位和职责。

　　　　杰斐逊内阁的第二个重要人物是财政部长阿尔伯特加勒廷。加勒廷是来自瑞士的移民（他不是美国公民），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将为杰斐逊和麦迪逊执掌财政部将近14年，是美国有史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尽管大家公认的“史上最牛”财政部长是汉密尔顿，但加勒廷还是非常能干的，颇有建树。他忠诚地执行了杰斐逊的经济政策，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汉密尔顿的经济秩序，让两个看上去水火不容的治国理念和平共处。不是因为他不想除旧布新，而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杰斐逊刚上台的时候是雄心勃勃地要砸烂一切旧制度的，特别是汉密尔顿的金融体系。想当初，他和麦迪逊费了那么大劲反对联邦政府接管债务，反对征税，反对中央银行，可汉密尔顿还是一件一件地把这些事办成了。杰斐逊永远也忘不了它们带给他的创伤，其中对他伤害最大的是中央银行。汉密尔顿说，中央银行是经济的发动机，杰斐逊说，中央银行是腐败的发动机。当年，对中央银行的争论催生了两大政党，杰斐逊从此与汉密尔顿不共戴天。现在，杰斐逊第一个想干掉的就是中央银行。加勒廷倒是想满足总统的要求，但他知道，这事儿没戏。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得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可能在搞垮银行的同时不搞垮美国经济。中央银行不只是管理财政的机构，它的商业活动已渗透到经济最细微的层面，比如，帮助工商业和农业融资，提供低息贷款，维护政府信用，调节股票市场，管理货币流量，它本身的股票也是金融市场上最受欢迎的投资工具。中央银行的利润让各州羡慕嫉妒恨，它们也纷纷仿效，建立自己的银行。人们对银行的认知不再是杰斐逊说的那个奸诈狡猾的大恶霸，实惠胜过雄辩。财政部长劝总统放弃取缔银行的想法。杰斐逊虽然浪漫，但不傻，在骨感的现实面前，他投降了。他对加勒廷说：算了，别动它了，让它自生自灭吧。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拆旧的易，建新的难，杰斐逊没有自己的替代方案。然而，他这个无可奈何的妥协给了他回报。过不了多久，中央银行将帮他成就他的总统任期中最大的功绩。

　　　　加勒廷虽然不赞同总统对银行的偏见，但他完全赞同“小政府”的主张，偿清国债和减税成为他的主要目标。可是，这两件事是矛盾的好不好？税收少了，拿什么还债？但加勒廷做得算是非常到位了。先说国债。汉密尔顿时期总债务额大约7000万美元。他设立专门账户，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打进去，有计划、有秩序地还债，让美国一跃成为信用最好的国家。但是，他只想削减债务，却没打算完全消除债务。相反，他认为中央政府就应该长期负债，管理国债是调控经济的手段之一，他干的事跟今天美联储的营生没什么两样。可是，他的观点太现代了，脑子正常的人都接受不了。亚当斯执政时曾试图偿还更多的债务，但他太倒霉，碰上“准战争”，钱不够花的，只能再借。到加勒廷接手财政部时，总债务达到8300万美元。加勒廷真不含糊，在杰斐逊八年的任期中，他愣是把债务减到5700万美元。总统说，咱能不能再减点儿？加勒廷说，没看见俺已经吐血了吗？再减咱就死定了。从8300万美元减到5700万美元已经很了不起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一般来说，要还债，就得增税，要不然钱从哪来？加勒廷偏不，他减税。这当然是总统的意思。汉密尔顿为了还债，征收“威士忌税”；亚当斯为了还债，征收土地税。杰斐逊说：我要把这些税统统废除！从此，联邦政府不征国内税，只征海关税。而且，关税也要大大降低。过去，汉密尔顿为了保护美国弱小的工商业，对外国制成品征较高的关税，也就是“保护性关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都是这个路数。这种税对工商业有利，对农业不利，因为它意味着农民要花更高的价钱买农具和其他制成品。杰斐逊的“理想国”是“农业共和国”，高关税当然要不得。于是，“保护性关税”被取消，代替它的是无歧视的低关税，这是他对自由贸易的定义，也是对农业的鼓励。

　　　　你也许会问，都什么年代了？人家英国的“工业革命”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工商业才是世界潮流，总统先生咋抱着农业不放呢？这不是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吗？话不能这么说。杰斐逊没有汉密尔顿的眼光，但他的观点有强大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他受爱戴的原因。新大陆与旧大陆不同。旧大陆人多地少，绝大部分人没有自己的土地；新大陆地广人稀，土地肥沃，75％～90％的人口是农民，90％的自由居民有自己的房子。美国只有5个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费城、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查尔斯顿），最大的城市费城不过7万人，剩下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它本来就是个“农业共和国”，杰斐逊只不过为它戴上理想主义的光环。在他心中，农业不仅是谋生手段，也是共和精神的载体。农民自给自足，不依赖外部世界，特别是，不依赖大银行、大工商业主。独立的经济来源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