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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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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华盛顿当这个统帅只是一个“象征”。1794年，华盛顿已经62岁了，他没精力也没兴趣事必躬亲。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总要有人具体策划和指挥，最合理的人选是战争部长诺克斯。可是，诺克斯好像让猪油蒙了心，在这种关键时刻居然向总统请假回家，因为他有个房地产生意要处理。更奇怪的是，总统居然准了他的假。那么，战争部由谁来管？当然是万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军人出身，打仗内行，从后勤供应到调兵遣将全是他一手张罗，小到每一套军装大到行军路线都由他拍板。来向总统汇报战备情况的人都发现，总统其实离他们“很远”，他只是问问大概情况，具体事情都由汉密尔顿处理。这两人之间的默契天衣无缝，华盛顿乐得当“甩手掌柜”，汉密尔顿恨不得管天下所有的事。华盛顿好像已经习惯了依赖这位昔日的助理，他需要做的就是把毫无保留的信任交给汉密尔顿。
9月1日，华盛顿派出个三人小组去与叛乱者做最后的谈判，要求他们放下武器，但谈判破裂了。9月25日，华盛顿发出最后通牒，给叛乱者最后一次悔过的机会。在所有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9月30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启程前往宾夕法尼亚西部。他们穿着旧时的军装，仿佛又回到战争年代，回到那个让他们形影不离、生死相依的军营，也回到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年轻的华盛顿每次听到子弹呼啸的声音就有一种快感，上了战场就是一副找死的架势；年轻的汉密尔顿一听打仗就高兴得翻跟头，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不知道世上有“害怕”二字。这爷俩算是对了脾气。然而，他们很清楚，此次出征与往日不同，因为这一次他们面对的是自己的人民。他们希望，只要炫耀一下武力就足以让叛乱者投降，流血是最后的选择。
10月1日，华盛顿检阅联邦军队，他高大挺拔的身影让战士们又看到了当年的总司令。华盛顿故意把摊子铺得很大，耀武扬威，好像带了无数的“天兵天将”，气势汹汹地向前推进。他就想吓唬吓唬人。果然，叛乱者一看那架势就傻了。他们没想到政府会动真格的，更没想到总统会亲自来。别说打，腿儿都软了。这边军队刚出动，那边立刻作鸟兽散，六千多人瞬间只剩下几百人，除了投降还能干吗？华盛顿一看这形势，马上把军队和一切善后事宜交给汉密尔顿和弗吉尼亚州州长亨利李，他自己则打道回府，于10月底回到费城。
一场叛乱就这样平息，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平安无事，只有六七个领头的被抓起来，其中两个被判死刑。又到了那个似曾相识的时刻。宪法赋予总统赦免重罪的权力，但对华盛顿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行使生杀大权了。1780年，英国军官约翰安德里被大陆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所有的大陆军将领都为他求情，希望总司令赦免他，但华盛顿不为所动。安德里从容赴死。很多军官，包括汉密尔顿，都埋怨华盛顿冷酷无情。1782年，为了报复英军处死大陆军被俘军官的做法，华盛顿从英军战俘中随机挑出一个军官，准备处死他。明明是罪及无辜，但谁求情也没用。幸好这位看似普通的英国军官是个有背景的人，他母亲去求英国议员，议员求首相，首相求英王，英王求法国国王，法国国王让驻美公使求邦联议会，邦联议会来找华盛顿，这才算保住那军官的一条命。所以，大家都觉得华盛顿是铁石心肠，死板又固执。这一次，谁也没指望总统会发善心。但是，就在行刑的前一天，华盛顿赦免了这两个叛乱首领。他认为，叛乱者已经得到了足够的教训，他不想再引起不必要的仇恨。华盛顿用他的政治智慧实现了他从一开始就渴望达成的目标：不流血的和平。西部的农民也没有完全输掉他们的抗争。1801年，杰斐逊入主白宫后，“威士忌税”终于被废除了。
“威士忌叛乱”结束了，但它引起的反思却长远深刻。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除内战外，联邦军队基本上只对外，不对内，这次是极少的例外之一。虽然华盛顿的做法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正面的评价，但人们对在国内事务中动用军队仍然讳莫如深。当人民的政府把枪口对准人民时，到底是制度错了还是人民错了？同时，这次叛乱也把另一个议题摆到联邦政府面前：我们是否应该建一支常备（陆）军？连最保守的麦迪逊也不得不承认，光靠民兵不能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但是，常备军会不会带来军事独裁？美国人还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很多年，但至少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了，他们开始在对独裁的恐惧和对安全的担忧之间寻找平衡点。为了合众国的统一，为了新大陆的和平，他们愿意承担失去自由的风险吗？
1794年12月1日，汉密尔顿回到费城。就在同一天，他告诉总统，他打算在1795年1月底辞去财政部长之职。这个消息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威士忌叛乱”让汉密尔顿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一个人掌管财政部和战争部，杰斐逊又早已被他踢开，总统在内政、外交、军事上都严重依赖他的判断力，整个行政权几乎他一人说了算。尽管共和党不停地攻击他，但没有人能跟他一争短长。然而，他决定放弃。他说，我已经做了我应该做的，现在，我要退休啦！这一年，他39岁。
汉密尔顿的离去也许有很多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他厌倦了政治漩涡，多年的争斗让他树敌无数。他觉得，在他为美国奉献了这么多之后，人民并不感激他，甚至不接受他。有人说因为财政部长工资太低，他无法承担生活的重负。也有人说，在他出去平叛期间，妻子伊莉莎因担心过度而流产，他很内疚，决心回归家庭。不管哪种原因，汉密尔顿就这样匆匆忙忙地走了，就像他匆匆忙忙地来。当初，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就从西印度群岛上的小店员变成大陆军总司令的首席助理，以地地道道的“外来户”身份走进美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后来，他用五年的时间创造和诠释了美国宪法，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共和国。再后来，他用五年的时间设计了美国的金融制度和经济体系，定义了联邦政府的职权。当美国是个烂摊子时，别人看到的是灾难，他看到的是机会：是他个人的机会，也是一个民族的机会；是重建新大陆经济的机会，也是塑造联邦政府的机会；是规划现在的机会，也是创造未来的机会。换任何一个人当财政部长，美国都会在农业社会徘徊很多年。汉密尔顿把新大陆带进现代工商业的大门，他超人的天才、超前的眼光、超强的意志让这个新国家在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就一步迈进了现代社会。他的经济政策和理论催生了与“英国学派”相抗衡的“美国学派”，也对世界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日本和韩国走向现代时，它们就借鉴了汉密尔顿的金融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自己的制度。
合众国最初的十年毫无疑问是“汉密尔顿的共和国”。一位学者说：“如果华盛顿是美国之父，麦迪逊是宪法之父，那么，汉密尔顿就是美国政府之父。”然而，他也是最充满争议的人物，这可能和后来共和党当政一直贬低他有关。他的强势、直率、桀骜不驯和超前意识为他的敌人留下数不清的把柄，就像一位历史学家说的那样：“他是我们最有才华、最有魅力也最危险的国父。”
华盛顿伤心地看着他的财政部长离去，就像他多年前看着他的帐前助理离去一样。他在接受汉密尔顿辞职的信中说：“在我与你一起经历的所有事件中，你从没让我失望过。你的才华、人品和忠诚让我坚信我对你的信任没有错。我真诚地祝福你的退休生活富裕美满。”尽管华盛顿很含蓄，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对汉密尔顿的感情有多深。共和党人甚至造谣说，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私生子，要不然总统不可能这么“溺爱”他。奇怪的是，华盛顿对其他朋友都能直白地表达友情，甚至连“我爱你”“我想你”这种肉麻话都说得出口。偏偏在与他最亲近的汉密尔顿面前，他的温情却总是欲说还休。也许汉密尔顿太独立，也许华盛顿太小心，他们都无法靠彼此更近。要强一辈子的汉密尔顿在华盛顿去世之后才承认：“他是我的保护神，是我一切的根本。”
在汉密尔顿辞职后不久，诺克斯也辞去战争部长一职。到此为止，华盛顿的第一届“史上最牛”内阁全部离职。一年前，杰斐逊辞职后，华盛顿任命总检察长伦道夫为第二任国务卿。现在，他选择汉密尔顿的朋友兼副手奥利弗沃尔科特接替汉密尔顿，由蒂莫西皮克林接任战争部长。伦道夫的才智跟杰斐逊不是一个档次的，沃尔科特是个执行者，不是创造者。华盛顿的第二届内阁比第一届差了不是一星半点，但这正是他需要的。他厌倦了党派之争，他现在需要的是能忠诚地执行他的各项政策的人，而不是钩心斗角的天才。他的新内阁也许缺乏创造力，但他不需要创造力了，他只需要执行力。银行有了，铸币厂有了，海关有了，税收有了，美国成为信用最好的国家，欧洲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新大陆，金融市场日益繁荣，工业革命的曙光已然来临。他还需要创造吗？不，他只想让一切在汉密尔顿打好的框架内运行，如此而已。所有的内阁成员都是联邦党人或温和派，华盛顿甚至不想再保持党派的平衡。他只想安安稳稳地度过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两年。
然而，他的最后两年注定不可能平静。内乱刚平，外患又起。失去了最得力助手的华盛顿将如何面对新的挑战？他将怎样孤独地领导着美国在英、法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请看下一个故事：杰伊条约。
第73章 《杰伊条约》（）
自从美国宣布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美法和美英之间的纠纷就没断过。法国很受伤，说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忘了当年我怎么帮你的了？想跟我撇清关系没那么容易！我天天跟你闹，叫你不得安宁！英国说，什么中立不中立的？我没听见。我就拦你的商船，劫你的财物，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下惨了，本想两边都不得罪，结果两边都没落好。不管美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不可能与两家同时修好，也不可能跟两家同时开打。英法势不两立，亲英还是亲法，这是个问题。
到1794年，美国与英、法的矛盾似乎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在法国，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进入高潮，以每月处决900个嫌疑犯的速度清除着异己。华盛顿总统虽然一直向法国表达良好的祝愿，希望它尽快结束暴乱，走向和平与繁荣，但他实际上已经对这个盟友彻底失去耐心。他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折腾法，法国再过八辈子也不是英国的对手。美英贸易的巨大利益让华盛顿的外交眼光不可避免地转向英国，但是，英国又哪里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呢？
此时的美英两国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从1793年6月起，英国宣布，皇家海军将拦截所有开往法国港口的商船，不能让中立国打着中立的旗号资助英国的敌人。到1794年7月，英国已扣押了250艘美国船。不仅扣船，还扣人，船上的美国水手被迫加入英国海军或为英军服务。为这事儿，美国人群情激愤，嚷嚷着要与英国血战到底。再加上，美英还有一笔没算清的历史账：
第一，1783年的巴黎和约签订后，英国并没有如约撤离西北边境五大湖区的几个军事要塞，严重阻碍了美国人西进的步伐。当然，这不能全怪英国。根据巴黎和约，美国政府应“建议”各州保护保王党人的财产，并保证不再继续侵占他们的财产。可是，各州根本不听，照样胡来。英国说，你不履约，我也不履约，就占着地儿不走了。
第二，在西部当“钉子户”的英军大力支持印第安人部落打击白人移民，让白人移民难以安身。
第三，独立战争后，英国向美国关闭西印度群岛，使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受到很大损失。
第四，美国和英属加拿大的边界线在西北部和东北部有争议，冲突不断。
第五，战前，美国民间欠了英国商人和银行很多钱。虽然巴黎和约规定战前的债务应该偿还，但很多美国人破产或耍赖，不还了，美国法庭又不认真审理。英国商人把借条塞给英国政府，英国政府拿着借条来找美国政府讨债。美国政府说，这钱又不是我借的，民间借贷关我啥事，我为什么要还？
第六，独立战争中，南方很多奴隶逃离种植园加入英军。战争结束后，他们跟着英军去了英国或加拿大。南方的奴隶主们要求英国赔偿他们的损失，因为奴隶被看作他们的财产。在谈判巴黎和约时，因为三位美方代表（富兰克林、亚当斯、杰伊）都是北方人兼废奴主义者，对南方这个要求不上心。他们跟英国提了一下，人家没答应，他们也没坚持。南方一直耿耿于怀，这也是以南方为基础的共和党反英的原因之一。
总之，美英闹别扭主要是因为巴黎和约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双方都有错，美国违约在先。如今，新仇旧恨攒一块儿了，可不是要打仗吗？
虽然大家喊得凶，但国会和总统都知道，现在跟英国打就是找死。还是先谈吧，谈不成再打。5月，国会决定派一位特使去伦敦，彻底解决这些纠纷。联邦党议员提名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此时他还没辞职），共和党说：不行！汉密尔顿是铁杆“英粉”或“美奸”，让他去，他肯定得把美国给卖了还要叫咱帮他数钱！华盛顿当然信得过汉密尔顿，但他不能不考虑共和党的诉求。既然汉密尔顿目标太大，联邦党又提了第二个人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共和党说：还是不行！麦迪逊悄悄在总统耳边嘀咕：杰伊跟英国人穿一条裤子！华盛顿烦死了：你们有完没完？扯皮是吧？咱别谈了，你们干脆推荐个将军上战场跟英国打仗行不行？可是，牢骚归牢骚，华盛顿还是与共和党做了个交易：他任命杰伊为谈判特使，同时，召回亲英的驻法公使、联邦党人古弗纳莫里斯，由亲法的共和党人门罗接替他。大家这才算是消停了。
纽约人杰伊倒真算是个合适的人选。他当过大陆会议主席，后来出任驻西班牙特使，是巴黎和约的谈判代表之一，回国后担任邦联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本来，华盛顿心中第一任国务卿是他，但他不想当国务卿，而是去了最高法院。即便如此，每次遇到大的外交决策时，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会征求他的意见。这次总统挑中他一点也不奇怪，除了他的经验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外交观点与华盛顿的高度一致，把这事儿交给他华盛顿最放心。但是，有一个问题。杰伊身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却成了总统的特使，这司法权和行政权不是混到一块儿了吗？三权分立怎样维持？华盛顿和杰伊都清楚，这个任命不符合他们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着的宪法原则，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顾不了那么多了。幸好那时候的联邦政府还处于“摸索”阶段，大家并不完全明白宪法的含义，违宪的事儿天天有，不差这一件。在今天，这种任命是绝对不会发生的，除非杰伊辞去大法官之职。
1794年5月12日，杰伊在一片祝福声中离开纽约。他手里拿着两份指示，一份是汉密尔顿写的，一份是华盛顿写的，这些指示就是美国的谈判底线。汉密尔顿的指示很具体，事实上，他是整个谈判的总设计师，他的计划得到总统和杰伊本人的赞同。华盛顿的指示就强调了一点：英军必须全部撤离美国领土。就像汉密尔顿对英国驻美公使表达的那样：总统热切地期盼和平，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尊严为代价。然而，“尊严”在每个人的心中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伊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将面对什么样的风波。
谈判旷日持久且步履艰难，因为美国几乎没有筹码。杰伊唯一能拿来“要挟”英国的东西就是：如果英国不知收敛，美国就要与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一起组成“武装中立”联盟，以武力维护自己中立国的权利。英国一听，哼，别逗了！你那点家底我还不知道，你拿什么“武装”？还是老实点吧！两国从春谈到夏，从夏谈到冬，直到1795年2月，一份带着杰伊签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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