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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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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那年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接触毛泽东同志并受到他的教育。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4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们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1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在离开家乡赴浏东的路上，王震还有几缕怀乡念故土的心绪的话，那么独立师宣告成立，这种心绪早被喜悦之情冲得无影无踪了。
此刻，王震喜悦的心情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游击队变成了地方红军，鸟枪换了炮，正规的红军生活使王震和他的手下全体官兵乐得合不拢嘴。
二是湘东各大班子中有几个很有水平的“老资格”，如谭思聪、袁德生，他们的大名王震早从毛泽东1929年11月撰写的《井冈山斗争》中就知道。如今，在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这对王震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三是读到了当时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尽管此时中央已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左倾”错误，但这一新的精神尚未传达到湘东。当时，湘东特委仍按李立三的调子，提出了“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震，自然兴奋不已，在他的眼里，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向他招手。
但不久，王震深深的焦虑将独立师成立时的欣喜冲得一干二净。
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不久，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便奉命被调走，接替他的是湘东特委原组织部部长石青。
石青上任第一天，便急匆匆召开总行动委员会。会上，石青满脸被革命热情烧得红扑扑的：“同志们，现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帝国主义腐朽的力量已经不堪一击。世界革命全面胜利如春潮般向我们涌来！
“全中国的革命热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实现，已成了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进攻、进攻、再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毛泽东的‘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土包子的办法，是小孩子做游戏，根本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震刚开始还静心静气地听着，可越听越不是个味，一听到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石青并没觉察出会场气氛的变化，依然热情不减：“为了保证中央的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部署的圆满实现，我们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必须积极配合。现将莲花县5个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组成5个纵队，加上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独立师行动，湘东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率师部由茶陵地方武装配合攻占茶陵；王震、谭家达率独立师第3团由莲花第1、第2纵队配合攻占萍乡、醴陵；莲花第3纵队攻占安福；独立师第1团由莲花第4、第5纵队配合攻击攸县。攻占这些地方后，我们再打到南昌，直下九江，然后，我们就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哈哈，我的那匹大白马，也要尝尝长江水的味道是咸是淡喽！”
“尝你那个鬼！我反对！”王震实在憋不住了，没等石青话音落下，就给了他一声怒喝。
王震质问道：“石青同志，萍乡、醴陵方面国民党驻扎了几个师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刚来，不知道。”石青很是尴尬地回答。
“我们总兵力、武器装备情况你知道吗？”王震追问道。
“这个，这个……”石青脸色异常难看。
“敌不知，我不知，你石青凭什么来作出判断。我告诉你，敌方共有4个师，四五万人。而我们1个团有多少兵力？撑死了不过几百人。不错，我们还有农民赤卫队，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梭镖、镰刀、锤头。就凭这几队人马我们就搞总暴动？！凭良心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一股热情，但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但不管用。让我说，来个会师井冈山，饮马禾水旁，利用朱、毛红军在这里打下的很好的群众基础，得这里的十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巩固并逐步发展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才是正道。现在硬要去拼，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小鸡硬往老虎嘴里塞么？”
“什么？！什么？！”石青终于抓住机会，用手指不停敲着桌面：“好你个王震，把日益壮大的红军比作鸡蛋、小鸡，把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军队比作石头、老虎，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负责。公然对抗中央的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的进攻路线，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你给戴的那么多那么高的空帽子压不倒我王震。一顶我戴着，两顶我拿着，三顶我捧着。”王震坚决给予反击。
但最终，石青的主张仍在会上通过，湘东南总行动委员会作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的决议。
会后，王震握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谭思聪的手说：“将在外，不由帅，古已有之。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毛泽东和朱德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尤其是我和家述同志率领的第3团，单独出击萍乡、醴陵，大有回旋余地！”
6天后的深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委王震、团长谭家述和4个连的连长以及团部的两个参谋，悄悄地摸到敌哨所侦察。回来后，王震对几位连长说：“今天我到一个连队走了走，听见一个战士发牢骚，说什么正规部队了还搞摸哨，像游击队一样偷鸡摸狗，真掉价。请各位连长回去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一个团，敌人数个师；我们的枪多半老掉牙，敌人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我们一些战士连‘偷鸡摸狗’都没干过，敌人基本上是几进几出的‘兵油子’。这次我们是先用‘偷鸡摸狗’的土办法练练兵，然后再拱猪牵牛。”王震一席话把几位连长说得前仰后合。
“另外，各位连长可以向大家宣布，谁摸着好枪归谁使，摸着子弹、手榴弹可奖励！”
“报告政委，摸着驳壳枪怎么办？”二连连长抢着发问。
“干部摸着归自己，战士摸着奖励子弹。”
结果，王震用自己创造发明的一些上不了兵书的土办法，搅得国民党正规军鸡犬不宁。王震连连得手，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食品。
其他几路正如王震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攸县的一路，因攸县城驻有敌19师55旅一个多营以及攸县保安团的守敌，并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加之又有攸水河阻隔，部队强攻一天未果，我死伤300余人。石青亲督的攻打茶陵的一路，攻来攻去，损失干部战士及赤卫队员近200人不说，还险些让敌人包了“饺子”。
各路大军返回后，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口出狂言：“此次总攻不利，完全是谭思聪私下散布消极情绪，王震拒不执行攻打萍、醴计划，只是在萍、醴外围泡蘑菇所致。谭、王二人要负责，要处分他们。”
于是，在此次总进攻受挫总结会上，王震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但在众多反对意见之下，王震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3团政治委员。谭思聪保留了师政治委员，但撤销了师委书记职务。
2．王震指着刘士杰的鼻子说：“如果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
办法让你供出你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溪：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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