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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已是泪流满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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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妈妈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妈妈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然而姥姥把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拿出来，我一下子就傻了——和那样的精工巧制相比，我的作品实在乏善可陈。
十五六岁时又给妈妈织了一件毛背心，是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织成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她穿着，心里便有种莫名的欣喜。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早已长大成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妈妈总是很喜欢听我们讲，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记忆都有偏差，生活，就象是《罗生门》，每人眼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总要吵成一片。
妈妈是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四五届管理系的毕业生，当时的管理系，只有寥寥几个女生。妈妈的英文很好，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英文作业，那种花体字的英文细如发丝，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妈妈写一笔好字，留下墨宝不多，却件件珍奇。妈妈写了六十年的日记，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写，那样工整的蝇头小楷，现在的人，怕是怎样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了。
告别的那一天，我们电视剧中心的领导去了，送了三个花圈，他们说，你妈妈的相貌好慈祥啊！妈妈的遗象在微笑着，音容宛在。最后的时刻，从美国赶来的姐姐握住妈妈的手，唱了一支小时候妈妈教给我们的歌：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风吹来，蝶飞来，将花儿采，倘若惹得诗人爱，那么更开怀！
我们一起加入最后的合唱，柔和低缓的歌声中，母亲的灵魂驾鹤西行了……
徐小斌，著名作家、编剧、画家，北京人。出版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德龄公主》等作品，另有《徐小斌文集》五卷本行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
梁晓声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
总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去。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那就是“大活”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冒酷暑，顶严寒，为的是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大抵是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拒在“国营”体制以外的人。
按今天的说法，是些当年“自谋生路”的人。有“玻璃匠”的年代，城市百姓的日子普遍都过得很拮据，也便特别仔细。不论窗玻璃裂碎了，还是相框玻璃或镜子裂碎了，那大块儿的，是舍不得扔的。专等玻璃匠来了，给切割一番，拼对一番。要知道，那是连破了一只瓷盆都舍不得扔专等锔匠来了给锔上的穷困年代啊！
玻璃匠开始切割玻璃时，每每都吸引不少好奇的孩子围观。孩子们的好奇心，主要是由玻璃匠那一把玻璃刀引起的。玻璃刀本身当然不是玻璃的，刀看去都是样子差不了哪儿去的刃具，像临帖的毛笔，刀头一般长方而扁，其上固定着极小的一粒钻石。玻璃刀之所以能切割玻璃，完全靠那一粒钻石。没有了那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一把新的刀便一钱不值了。玻璃匠也就只得改行，除非他再买一把玻璃刀。而从前一把玻璃刀一百几十元，相当于一辆新自行车的价格。对于靠镶玻璃养家糊口的人，谈何容易！并且，也极难买到。
因为在从前，在中国，钻石本身太稀缺了。所以从前中国的玻璃匠们，用的几乎全是从前的也即解放前的玻璃刀，大抵是外国货。解放前的中国还造不出玻璃刀来。将一粒小之又小的钻石固定在铜的或钢的刀头上，是一种特殊的工艺。
可想而知，玻璃匠们是多么爱惜他们的玻璃刀！与侠客对自己兵器的爱惜程度相比，也是不算夸张的。每一位玻璃匠都一定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套子，像从前的中学女生总为自己心爱的钢笔织一个笔套一样。有的玻璃匠，甚至为他们的玻璃刀做了双层的套子。
一层保护刀头，另一层连刀身都套进去，再用一条链子系在内衣兜里，像系着一块宝贵的怀表似的。当他们从套中抽出玻璃刀，好奇的孩子们就将一双双眼睛瞪大了。玻璃刀贴着尺在玻璃上轻轻一划，随之出现一道纹，再经玻璃匠的双手有把握地一掰，玻璃就沿纹齐整地分开了，在孩子们看来那是不可思议的……
我的一位中年朋友的父亲，便是从前年代的一名玻璃匠，他的父亲有一把德国造的玻璃刀。那把玻璃刀上的钻石，比许多玻璃刀上的钻石都大，约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它对于他的父亲和他一家，意味着什么不必细说。
有次我这位朋友在我家里望着我父亲的遗像，聊起了自己曾是玻璃匠的父亲，聊起了他父亲那一把视如宝物的玻璃刀。我听他娓娓道来，心中感慨万千！
他说他父亲一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他十岁那一年，他母亲去世了，从此他父亲的脾气就更不好了。而他是长子，下面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一发脾气，他就首先成了出气筒。年纪小小的他，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冷漠。他认为他的父亲一点儿也不关爱他和弟弟妹妹。他暗想，自己因而也有理由不爱父亲。他承认，少年时的他，心里竟有点儿恨自己的父亲……
有一年夏季，他父亲回老家上办理他祖父的丧事。父亲临走，指着一个小木匣严厉地说：“谁也不许动那里边的东西！”——他知道父亲的话主要是说给他听的。同时猜到，父亲的玻璃刀放在那个小木匣里了。但他也毕竟是个孩子啊！别的孩子感兴趣的东西，他也免不了会对之产生好奇心呀！何况那东西是自己家里的，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普普通通的小木匣里！于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天他打开了那小木匣，父亲的玻璃刀果然在内。但他只是将玻璃刀从双层的绒布套子里抽出来欣赏一番，比划几下而已。他以为他的好奇心会就此满足，却没有。
第二天他又将玻璃刀拿在手中，好奇心更大了，找到块碎玻璃试着在上边划了一下，一掰，碎玻璃分为两半，他就觉得更好玩了。以后的几天里，他也成了一名小玻璃匠，用东捡西拾的碎玻璃，为同学们切割出了一些玻璃的直尺和二角尺，大受欢迎。然而最后一次，那把玻璃刀没能从玻璃上划出纹来，仔细一看，刀头上的钻石不见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毛了，手也被玻璃割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使用不得法，刀头上那粒小之又小的钻石，是会被弄掉的。他完全搞不清楚是什么时候掉的，可能掉在哪儿了。就算清楚，又哪里会找得到呢？就算找到了，凭他，又如何安到刀头上去呢？他对我说，那是他人生中所面临的第一次重大事件。甚至，是惟一的一次重大事件。以后他所面临过的某些烦恼之事的性质，都不及当年那一件事严峻。他当时可以说是吓傻了……
由于恐惧，那一天夜里，他想出了一个卑劣的办法——第二天他向同学借了一把小镊子，将一小块碎玻璃在石块上仔仔细细捣得粉碎，夹起半个芝麻粒儿那么小的一个玻璃碴儿，用胶水黏在玻璃刀的刀头上了。那一年是1972年，他十四岁……
三十余年后，在我家里，想到他的父亲时，他一边回忆一边对我说：“当年，我并不觉得我的办法卑劣。甚至，还觉得挺高明。我希望父亲发现玻璃刀上的钻石粒儿掉了时，以为是他自己使用不慎弄掉的。那么小的东西，一旦掉了，满地哪儿去找呢？既找不到，哪怕怀疑是我搞坏的，也没有什么根据，只能是怀疑啊！”
他的父亲回到家里后，吃饭时见他手上缠着布条，问他手指怎么了？他搪塞地回答，生火时不小心被烫了一下。父亲没再多问他什么。
翌日，父亲一早背着玻璃箱出门挣钱去。才一个多小时后就回来了，脸上阴云密布。他和他的弟弟妹妹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口。然而父亲并没问玻璃刀的事，只不过仰躺在床，闷声不响地接连吸烟……
下午，父亲将他和弟弟妹妹叫到跟前，依然阴沉着脸但却语调平静地说： “镶玻璃这种营生是越来越不好干了。哪儿哪儿都停产，连玻璃厂都不生产玻璃了。玻璃匠买不到玻璃，给人家镶什么呢？我要把那玻璃箱连同剩下的几块玻璃都卖了。我以后不做玻璃匠了，我得另找一种活儿挣钱养活你们……”他的父亲说完，真的背起玻璃箱出门卖去了……
以后，他的父亲就不再是一个靠手艺挣钱的男人了，而是一个靠力气挣钱养活自己儿女的男人了。他说，以后他的父亲做过临时搬运工，做过临时仓库看守员；做过公共浴堂的临时搓澡人，居然还放弃一个中年男人的自尊，正正式式地拜师为徒，在公共浴堂里学过修脚……
而且，他父亲的暴脾气，不知为什么竟一天天变好了，不管在外边受了多大委屈和欺辱，再也没回到家里冲他和弟弟妹妹宣泄过。那当父亲的，对于自己的儿女们，也很懂得问饥问寒地关爱着了。这一点一直是他和弟弟妹妹们心中的一个谜，虽然都不免奇怪，却并没有哪一个当面问过他们的父亲。
到了我的朋友三十四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因积劳成疾，才六十多岁就患了绝症。在医院，在曾做过玻璃匠的父亲的生命之烛快燃尽的日子里，我的朋友对他的父亲孝敬倍增。那时，他们父子的关系已变得非常深厚了。一天，趁父亲精神还可以，儿子终于向父亲承认，二十几年前，父亲那一把宝贵的玻璃刀是自己弄坏的，也坦白了自己当时那一种卑劣的想法……
不料他父亲说：“当年我就断定是你小子弄坏的！”
儿子惊讶了：“为什么，父亲？难道你从地上找到了……那么小那么小的东西啊，怎么可能呢？”
他的老父亲微微一笑，语调幽默地说：“你以为你那种法子高明啊？你以为你爸就那么容易骗呀？你又哪里会知道，我每次给人家割玻璃时，总是习惯用大拇指抹抹刀头。 那天，我一抹，你黏在刀头上的玻璃碴子扎进我大拇指肚里去了。我只得把揣进自己兜里的五角钱又掏出来退给人家了。我当时那种难堪的样子就别提了，那么些大人孩子围着我看呢！儿子你就不想想，你那么做，不是等于要成心当众出你爸的洋相吗？”
儿子愣了愣，低声又问：“那你，当年怎么没暴打我一顿？”他那老父亲注视着他，目光一时变得极为温柔，语调缓慢地说：“当年，我是那么想来着。恨不得几步就走回家里，见着你，掀翻就打。可走着走着，似平有谁在我耳边对我说，你这个当爸的男人啊，你怪谁呢？你的儿子弄坏了你的东西不敢对你说，还不是因为你平日对他太凶吗？你如果平日使他感到你对于他是最可亲爱的一个人，他至于那么做吗？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那么做是容易的吗？换成大人也不容易啊！不信你回家试试，看你自己把玻璃捣得那么碎，再把那么小那么小的玻璃碴黏在金属上容易不容易？你儿子的做法，是怕你怕的呀！……我走着走着，就流泪了。那一天，是我当父亲以来，第一次知道心疼孩子。以前呢，我的心都被穷日子累糙了，顾不上关怀自己的孩子们了……”
“那，爸你也不是因为镶玻璃的活儿不好干了才……”
“唉，儿子你这话问的！这还用问吗？”
我的朋友，一个三十四岁的儿子，伏在他老父亲身上，无声地哭了。
几天后，那父亲在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守护之下，安详而逝……
我的朋友对我讲述完了，我和他不约而同地吸起烟来，长久无话。
那时，夕照洒进屋里，洒了一地，洒了一墙。我老父亲的遗像，沐浴着夕照，他在对我微笑。他也曾是一位脾气很大的父亲，也曾使我们当儿女的都很惧怕。可是从某一年开始，他忽然似的判若两人，变成了一位连性情温良的父亲。
我望着父亲的遗像，陷入默默的回忆——在我们几个儿女和我们的父亲之间，想必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吧？那究竟是一件什么事呢？——可我却没有我的朋友那么幸运，至今也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了，将永远是一个谜了……
梁晓声，著名作家。代表作有《雪城》、《年轮》、《政协委员》等。
何立伟 心底秘密无人知
单杠
我小学刚毕业，“文革”来了，四处罢课闹革命。我们院子里六七个细伢子没事干，不读书就是快活，好比天天过节。又精力旺盛到极点，不是上街抢传单，就是在院子里打弹子，砸跪碑，拿弹弓射街对面电线杆上的路灯泡。又或者，拿粉笔在墙上画男女身体有关部位，写若干欲与人家祖上发展不恰当关系的污言秽语。整日嘻嘻哈哈，少年不识愁滋味。其实我们院子里住的皆是地方上有点头脸的干部，山雨欲来风满楼，日子也阴晴不定。
一群细伢子里总有个为头的，我们的头比我大两三岁，我们叫他平哥。一日，平哥跟我们讲，哎，街上的小痞子经常朝我们院子里甩瓦片、射石头，我们要做好跟他们打架的准备来，从现在起，我们锻炼身体，要练出一身肌肉来！从那日起，我们便开始举哑铃，做俯卧撑。若哪个懈怠，平哥就摆出要跟哪个的母亲做点事的架势，于是人人发愤，个个争强，在黑汗水流里观察胸脯上手臂上有不有叫做“肌肉”的东西鹅蛋一样长出来。又一日，平哥率我们穿过几条街，在夜色里潜入一家街办工厂，偷了根两米来长的钢管，回到院子里，把它一头戳进围墙里，一头拿马钉固定在一棵梧桐树上，于是成了一架单杠。平哥长得高，投篮似的一跃就够得着，而我们其他几个细伢子个头矮，要搭个凳子才能攀得住。
每天又开始练单杠。平哥当教练，穿件海军衫，站在单杠下，把我们的身体像拨闹钟一样，朝前一拨，一个前翻，朝后一拨，一个后翻。我们成了猴子。眼前一晃是泥巴，一晃是云朵。地转天旋。
开始是苦事，后来渐成乐趣，这样练了两三个月，捏拳弯手臂，果是看见了“鹅蛋”。练了身体，也壮了胆子，遂跟街上的小痞子们打了几架，兵家常事，互有输赢。到后来彼此见了，龇牙笑一回，反倒平安无事。和平皆是通过战争实现的。
风声日紧一日，标语刷到院子里墙上四处皆是。墨写的父母们的名字上，无不打了红叉，如同宣判死刑的布告。少年亦慢慢悟到了愁滋味。有两个细伢子的父亲是南下干部，被揪出去斗了两场，回家叹口大气，逃到北方老家去了。三毛的妈妈是教育局的局长，本地干部，没老家可逃，终日被弄得披头散发，一语不发。那一夜晓得第二日又要被揪斗，就拿一根从苏联带回来的长围巾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这是我们院子里头一回死人，物伤其类，悲戚甚大，却又不能举丧，因三毛妈妈的死，被定为“畏罪自杀”。
我们不再有快活了。三毛在一夜之间，成了沉默的人，时常两眼怔怔地望着梧桐叶之间破碎的天空，泪水涌下来。三毛的一个姐姐抗美，抚着弟弟的脑壳，亦无言语，只虚虚地望着前头。岁月还很长，望不望得见头？
过了些日子，有个冬日的早上我醒得早，到楼下厕所里撒完尿，就跑到单杠下头，把树桩边的四方凳子摆过来，站在上头，一个人耍起了单杠。一会儿就玩得筋疲力尽，跳下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抬头望到了抗美姐姐，她也是早起，一个人站在门前木栏旁。我站起，拍拍手，见她望着我，就冲她一笑。她那时已从悲痛中恢复过来，比三毛远远要坚强。她亦是回我一个平静的微笑，轻声说：“小子，你玩得蛮好了。”
抗美很漂亮，短发，圆脸，唇红齿白，穿件水红的棉袄，是使平哥心跳得狂乱的妹子。我见她表扬，便很得意，故意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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