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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最后十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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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改革思想，完全落在社会上面；至于政府内部的所谓改革，或是种种旨在增强国家权威的改革方案是他不感兴趣的，甚至是反感的。这是鲁迅和胡适们大不同的地方。在鲁迅看来，国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革是两回事，国家的改革是政府官员的事情，而社会的改革则是大众的事情。所谓“中国”，在他的心目中从来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而不是中国政府。正由于他把大众看成为改革的主体，所以在后来的抗日救亡时期，才赞成文学界采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由国家来改造社会，而不是由社会去改造国家，他以为是荒谬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承认中国有所谓“好政府”。他对统治者是不信任的，反对的，何况以屠戮人民为能事的统治者。中国要民主呢？还是要独裁呢？本来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三十年代中期，居然由胡适他们主持的《独立评论》杂志挑起讨论，热热闹闹地持续了两年时间。对于这些御用学者，以及他们的所谓讨论，他是蔑视的。这个孤傲的角斗士，这时惟紧握了他的投枪和匕首，对准独裁政府。在他那里，参与讨论的学者无论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都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政府后院里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谓一丘之貉。
3。民主与独裁
蒋介石政府一面积极剿共，一面清除异己，力图实现一个“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统制局面；然而力不从心，分裂和混乱有增无已。1931年“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唤起国人对政局的不满。在政治界和知识界中，则普遍产生了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要求，希望出现一个统一、廉洁、坚强有力的政府。这时，首创一党制的苏联，以及法西斯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有着迅速的发展，这对中国的精英分子来说是富有吸引力的。蒋介石充分利用了眼前的大好机遇，调整政府机构，如恢复军事委员会，设立军统局等，迅速扩充个人势力，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集权体制推向最高阶段。
知识分子主动向权力靠拢。从1933年开始，中国报刊大量介绍德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除了中国人撰写的文章之外，还翻译了不少有关的德文原著和英文著作。被称为“法西斯主义圣经”的《德国国社党党纲》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都是在这时候被译成中文广泛传播的。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被称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发起的。早在1932年6月，傅斯年在该刊发表了《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说是“曾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还得出“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的结论。稍后，丁文江、翁文灏分别发表文章，都是强调强权政治的。翁文灏呼吁说：“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1933年5月，蒋廷黻发表《知识阶级与政治》，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说：“我们应该积极地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11月发生“福建事变”，一个叫做“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另一个政府的成立，在社会上层人士中间引起了重重忧虑。这时，蒋廷黻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以欧洲历史为例，论证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现在不能有真正的革命，得先经过一段新的专制，把国家建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胡适接连发表了《建国与专制》和《再论建国与专制》两篇文章进行反驳，主张民主宪政。蒋廷黻写了回应文章，坚称“民主宪政不可行”，“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吴景超发表《革命与建国》作为声援，突出强调领袖的重要性。胡适发表《政治统一的途径》，反对蒋廷黻和吴景超的“武力统一论”，重弹国会制度的旧调。政治学家钱端升在1933年间还在赞美魏玛民主，此时却转了一个大弯，表示拥护“集权政府”，认为纳粹主义的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共产主义在苏联的胜利，都“给民主以致命的打击，民主的弱点已暴露无遗”。他在《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一文中说：“独裁是一种最有力的制度”，“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陈之迈也承认，在“当前形势”下，集权政府更加适合，更加有效。丁文江接连撰文，认为民主制度“缓不济急”，需要高效的集权政府以取代之，还进一步指出：“惟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他提出的标准是：“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利用目前的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他还从知识者集团的特定利益出发，说：“新式的独裁如果能够发生，也许还可以保存我们的独立。”一时间，“新式独裁”论在知识界得到热烈的响应。胡适撰文《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再度强调政府内部的民主操作，反对“新式独裁”，说：“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然而，他简直已经为他的朋友所包围，连这样温和的为党国设想的主张，也淹没在一片高唱独裁的嚣声里了。
“领袖独裁制”在国民党学者中拥有更大市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创办的《时代公论》主编杨公达公开呼吁“统一党权”，“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墨索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已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主张由国民党最有力的一派组织“清一色政府”，建立“元首制”。1935年1月，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借文化问题而言政治。宣言打出“现代中国的需要”的幌子，强调“中国本位”，其实是“党本位”。在相关的讨论中，即有人主张“必须实行统制主义”，支持“###”。《汗血月刊》声称：“中国需要独裁，而更需要领袖，有了独裁的中心领袖，然后所有的革命力量可以环绕这个重心而凝结起来，于是党的组织有了中心，革命的力量有了最后的归宿，从此中国便能得到空前的成功。”
在党内，对“领袖独裁制”的鼓吹无疑更为突出。陈立夫、陈果夫创办的《政治评论》月刊倡导“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一个领袖”的口号，力行社被认为是专以拥护蒋介石为党总裁的秘密组织，声称“现在谈复兴中国，谈推进革命，任何说话都是空的，最紧急的任务便是统一党的组织，建立有绝对权威的革命中心领袖。”它发起“中国革命复兴运动”，旨在“强化领导中心，巩固中央政权，促成国家统一”。以黄埔军校学生为核心筹组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大力呼吁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新形式。张学良强调说：“在一个统一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的领导，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他推举蒋介石为“最适当之领袖”，并倡议组织“国家社会党”。周毓英积极推广法西斯主义本土化理论，说“社会需要国家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活泼的国家主义。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西斯蒂便是最前进的社会主义。”国民党###张继则赤裸裸地称蒋介石为“中国的希特勒”。1934年3月，全国有20个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公开敦促蒋介石就任党的总理或总裁。
墨索里尼对希特勒说的“统一与伟大”，是法西斯国家追求的目标，对于中国的众多具有偶像崇拜倾向的人们来说，同样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民主与独裁”论战中，所以出现一边倒的现象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的。像胡汉民这样有影响的老党员出面反对个人独裁，其实也都是为了加强一党独裁，并不否认独裁本身。这样，蒋介石就可以放开手脚，在党内外不断增加个人势力，而且可以以党和政府的名义，肆意对国家实行政治宰制了。1932年3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1938年3月，国民党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央执委会正式向大会提议设置“总裁”，使政党有“稳固之重心”，会议制随之废除，“一元化领袖制”相继确立。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这就是蒋介石所奉行的有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在确保党和领袖独裁的基础上，部分推行“专家治国”路线，使之带上“开明专制”的色彩。1932年11月，蒋介石设立国防计划委员会，由他直接领导。除了秘书长翁文灏，副秘书长钱昌照是一位留学英国的经济学家，整个50人的班子，都是学术界中有影响的人物。1935年底，蒋介石自任行政院长，翁文灏为行政院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独立评论》圈子中的著名人物，几乎全数为蒋介石的“人才内阁”所网罗，如吴鼎昌作实业部长，王世杰任###长，蒋廷黻任政务处长及行政院副手，张嘉璈任铁道部长，蒋作宾任新内政部长，丁文江进入翁文灏当主席的政府委员会里当顾问。随后，连胡适本人也随同这批主张独裁的朋友一起，穿起“朝服”来了。当廷臣和当学者是很不一样的。像宪法学家，北###学教授王世杰博士，曾经在《东方杂志》发表过鼓吹工人有###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一俟担任法制局局长以后，便起草《暂时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不能不为统治阶级辩护了。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比邻而居，免不了串门子，以致成为一家子。
4。“奴才房间的反对派”
英国学者波兰尼说：“即使一个公共权力原来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它也不可能不通过说教来补充它的强制力；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养的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有名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随后，由陈果夫、陈立夫等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旷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战胜利，高潮是1934年至1935年。显然，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要求统率党政军三界的领袖地位，而企图超越其上，进一步成为国###动中的权威。他又称“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建设”，强调“生活军事化”，试图通过法西斯运动的宣传手段，把传统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的纪律与忠诚的混合体传播到城市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汉学家那里，又被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胡适晚年有一封信致蒋介石，在回顾国民党结束大陆统治的历史时，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认为，创立并维持这种现代专制制度与蒋介石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他分析说，“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的、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其实，“###”必然导致领袖独裁，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和品质问题，与少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统治精英的素质也关系不大。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观察，视野则开阔得多。他指出：“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布尔什维化了，转而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党现在可以向传统妥协，确认国家比个人重要，保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里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让位于使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目标，它主张由一个党实行家长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党（像历来的皇帝）置于国家之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拒绝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杀了‘五四’时代露出的这一弱小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民主运动。”
关于五四精神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这样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生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可是，在论战中，当他为民主争辩的时候，着眼点仍然在国家，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实际上脱不掉“训政”的思路。对于独裁，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对“成功”与否没有把握；在他看来，成功的独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中国所“奇缺”的。胡适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一方面崇尚权威主义，前者是理念的，后者才是实践的。这中间肯定存在着种种冲突，对他来说，真可谓“知难，行亦不易”，结果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他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蒋介石几年来“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已者的看法”。他拥护蒋介石的###立场，甚至为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辩护，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他在日记里表示：“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气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对于胡适热衷于上层政治活动，鲁迅在信中向朋友提起过，态度是鄙夷的：“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胡适自己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像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的服从。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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