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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情报局局长梅厄·阿米特是摩萨德的第三任局长。
　　阿米特原名梅厄·斯芦茨基，1926年出生于巴勒斯坦太巴列一个来自俄国的犹太移民家庭。
　　阿米特早年曾在加加利地区的阿洛尼姆集体农庄工作，后加入犹太地下军哈加纳，曾奉命打入替英国托管当局效命的警察预备队刺探情报。1944年，阿米特已升为哈加纳的一名连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人生涯。
　　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他与周围阿拉伯各国间的各种战争就从未停息过。在50年代，阿米特曾在步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这位年仅20出头的年轻军官生性好战，且勇敢过人，他不愿呆在后方，总是要求到前线去带兵打仗。而在前线的每次战争中，他又总是身先士卒。只要是进攻战斗，阿米特就会把手一挥，大喊一声“跟我来”，便不顾一切地第一个冲上去。
　　当时的以色列军队士气极高，像阿米特这样的勇敢军官也为数不少。之后，为了激励士气，“跟我来”便被确立为以色列军队的基层分队的战斗信条，阿米特也就成了“跟我来”原则的创始人之一。
　　阿米特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并很快成了当时的以军参谋长摩西·达扬将军的好友。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开始前，他被达扬选作随从参谋。之后，阿米特出任西奈战场南部军区司令。1958年，他在进行跳伞训练时受伤，后到美国修养。作为一名军官，阿米特并不满足于匹夫之勇，他利用在美国修养的时间，获得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并同美国情报机构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1960年，阿米特杯任命为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的军情处长，1962年又接替哈伊姆·赫尔佐格将军，成为阿曼第六任局长。
　　在担任军事情报局局长期间，阿米特曾努力设法缓解军事情报局与摩萨德之间的争斗。他上任伊始就公开提出：“在保卫犹太人的工作中，各情报组织不应该互相敌视，而应该密切合作。”然而，他与哈雷尔对情报工作的看法上观点相异，思维方法格格不入。两大情报机构间的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加升级。
　　阿米特刚出任摩萨德局长时，仍兼任军事情报局局长一职，这就为他解决这两个情报机构的合作问题提供了机会。在此期间，阿米特把阿曼负责海外行动的“131部队”并入摩萨德，与摩萨德两个比较小的行动机构合并为“行动处”，从而使摩萨德海外行动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阿米特认为，原始材料及对它的系统性分析，必须代替对人的直觉的依靠，为此他把军事情报局早已采用的计算机先进技术引进了摩萨德。但同时强调人的因素的重要性，他说：谍报工作“一种智力斗争，技术运用及其他方面的改进，只对人的思维劳动起辅助作用”；以色列使用的是“人与机器的组合体。在这种组合体中，人是决定的因素，情报界更是如此”。
　　阿米特将摩萨德的海外任务扩大到更大的领域。在他任内，摩萨德的“政治行动与联络处”几乎变成了以色列的秘密外交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胜过外交部。当时，与那些尚未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外交联络的不是以外交官员，而是摩萨德驻该国的特工。这一现象被人们称之为以色列的“准外交”活动。摩萨德首任局长罗文·希洛当年提出的“外围战略”，在阿米特任期内得到了实现，非洲的摩洛哥、肯尼亚、扎伊尔、利比里亚和加纳都与摩萨德建立起了良好的情报合作关系。摩萨德的特工还以以色列农业、工业和商业专家、顾问的身份打入到非洲十几个国家。之后，摩萨德又抓住各种机会，与亚洲的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建立起了友好合作关系。
　　阿米特本想将这一“准外交”活动引向深处，但却未能如愿。
　　1966年，一位与埃及高层官员相识的外国犹太商人捎给阿米特一个口信：纳赛尔总统的副手哈金·阿玛尔陆军元帅愿意在开罗同他举行秘密谈判。阿米特对此极感兴趣，但他向艾希科尔总理提出时，却遭到了再度出山的伊塞·哈雷尔的否决。哈雷尔向犹豫不决的艾希科尔总理解释说，开罗会谈建议很可能是个圈套。他提醒以色列总理，如果阿米特被捕或受审，他就可能在对方的威逼下供出以色列的重要机密。于是，艾希科尔总理最终放弃了这次和谈的机会。几十年后，阿米特仍然为此感到万分的遗憾，认为如果他当初秘密飞往开罗，1967年6月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也许就能避免。当时，以色列同埃及和叙利亚的边境上局势极为紧张，阿米特既然被迫放弃了和谈尝试，便只好将摩萨德的“准外交”活动转向战争。
　　

摩萨德的首脑们（7）
1967年5月下旬，埃、叙大军压境，阿以战争迫在眉睫。但以色列军队立即进入了紧急状态后，阿拉伯联军却按兵不动。作为小国的以色列久耗不起，欲主动发起进攻以早日结束这种尴尬局面，但又担心苏联的干涉，于是阿米特秘密前往美国寻求支持和谅解。华盛顿为战争大开绿灯，做出了无言的承诺。于是，以色列于1967年6月5日主动开战，仅用了6天时间便占领了整个西奈半岛。战争开始后，摩萨德还致信约旦侯赛因国王，企图离间约旦与埃及。
　　当然，“六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有赖于摩萨德成功的“准外交”活动，还有赖于它所提供的有关埃及空军的精确情报。摩萨德向军方建议，对埃及进行空袭的最佳时间是早晨7时45分。因此此时飞行员正在进行早餐，空防松懈，值班人员正在进行交接班，地勤人员正把飞机拖向跑道。于是，以色列战斗机带着炸弹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目标清单，于7时45分准时飞达埃及11个机场及雷达站的上空，在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奠定了整个战争胜利的基础——埃及空军在地面就被炸毁殆尽。与此同时，叙利亚和约旦军队也受到了类似的致命打击。
　　阿米特在局长任期内，还针对这一时期刚刚露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为摩萨德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后来当阿米特退休时，大多数西方情报机构的首脑都致信给他，高度赞扬了阿米特的情报局局长生涯，认为他成功地遏制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并为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了有效防范的典范。
　　“六日战争”前的“准外交”活动为摩萨德以及阿米特赢得了无比的荣耀，但另一次“准外交”活动的参与，却让阿米特最终丢掉了摩萨德局长的宝座。
　　1968年3月，摩西·达扬想秘密访问伊朗，与伊朗国王进行一次私下的会谈。鉴于摩萨德负责与伊朗方面的关系，于是达扬找阿米特替他作出安排，并要求阿米特对其行踪严格保密。阿米特局长满足了这位国防部长的要求，但却将“密”保到了以色列总理的头上。艾希科尔总理发现此事后怒不可遏。尽管他极为欣赏阿米特的情报才能，并认为阿米特丝毫不逊色于前任伊塞·哈雷尔，但还是没有让他连任摩萨德局长。
　　　　力量蕴藏在弱点之中的兹维·扎米尔
　　1968年夏季，以色利情报界爆出了冷门：战绩斐然的情报专家梅厄·阿米特，未能像其前任的哈雷尔那样连任局长，而毫无情报工作经历的兹维·扎米尔将军，却接替他成为摩萨德第四任局长。
　　兹维·扎米尔1925年出生在波兰。出生7个月后，他便随同父母迁居巴勒斯坦。1942年，17岁的扎米尔参加了帕尔马赫冲锋队。1946年，他在奉命为沙伊德一次偷运军火行动放风时被英国警察逮捕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继续在犹太军事组织工作。在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中，他指挥一格旅团，承担了打开通往耶路撒冷通道的任务。
　　1950年，兹维·扎米尔成为高级军官进修班的教员。1953年，他又到英国高级军官学校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步兵学校校长。1956年，他在国防部训练司令部担任高级军官，苏伊士运河战争期间曾在西奈战场任某旅旅长。1957年、扎米尔离职去希伯莱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学位，学业完成后被晋升为准将，并主持训练司令部的工作。1962年，他担任了南方司令部的领导职务，成为以军独挡一面的前线指挥官。在此期间，他曾几度身入加沙地带所谓“恐怖分子老窝”进行侦查。1966年7月，扎米尔又被任命为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武官。
　　扎米尔虽然没有情报工作经历，但在艾希科尔看来，扎米尔的力量却恰恰蕴藏在他的弱点之中。在过去的20年里，摩萨德一直是由自命不凡的间谍大师当家，无论是伊塞·哈雷尔还是梅厄·阿米特，都是说活算数的超级强人。这些行家里手在情报工作方面的高效率固然可去，但当这种高效率影响到政治家们的决策时，他们宁可挑选一个更为听话的人来担任情报总管。摩萨德首脑毕竟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当家，他们不过是为政治家们执行任务的工具，而工具就必须用起来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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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德的首脑们（8）
从外表看，扎米尔秃脑门、招风耳，身材修长，几乎有点干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他可能患有胃溃疡或胃下垂之类的疾病。他不苟言笑、离群索居，据熟悉他的朋友说，他“在家时总是独自呆在地下室里”。总之，扎米尔谈不上魅力，是以军中缺少风采、毫无情趣的人物之一。
　　在就任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一职期间，扎米尔负责从英国购买军火的所有事务。同英国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使扎米尔受到了绅士风度的熏陶，以致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俨然透露出一种英国上议院勋爵们所特有的那种潇洒风度。他这种衣冠整洁、服饰讲究的气质，与穿着随便、不休边幅的以色列特工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会显得格外招眼。但扎米尔却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即使率领特工队行进在40度高温的内格夫沙漠中时，这种风度也不减分毫。
　　兹维·扎米尔就任摩萨德局长时，恰值法国刚刚宣布了对以色利实行武器禁运令，因此摆在新局长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能否为“纺织厂”（这是以色列迪莫纳核反应堆的对外名称）搞到铀。这可关系到以色列核武器研制成败的大问题。
　　因此，在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为武官扎米尔举行的离任告别宴会上，当年轻的肯特公爵问起扎米尔将有何高就时，扎米尔以其特有的幽默回答说：“我将进入纺织工业。”
　　扎米尔上任后，立刻从阿米特手中接过了搞铀工作。早在哈雷尔下台前夕，这一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为以色列制造原子弹搞铀的工作，在经历了摩萨德前后三任局长之手后，最终在扎米尔手中完成。扎米尔在担任摩萨德首脑时的最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冲破了法国人的武器禁运，使“舍尔斯贝格”运铀货轮“改变航向”，200吨氧化铀矿石被偷运到以色列。此外，窃取法国“幻影”歼击轰炸机蓝图的任务，也是在他手中最后完成的。
　　另外、扎米尔在摩萨德局长任上还有两项引起世界瞩目的功绩：一是成功地实施了将5艘导弹快艇，从法国海港里偷出并运回到以色列的“诺亚方舟”行动；另一项则是遍寻世界，将“黑九月”恐怖分子斩尽杀绝的报复行动。
　　　　自豪的将军局长伊扎克·霍菲
　　1974年，兹维·扎米尔5年摩萨德局长任期届满后，便无声无息地退出了以色列最大的情报机构。刚刚出任总理不久的伊扎克·拉宾挑选了自己的一位老熟人——伊扎克·霍菲少将出任摩萨德局长。
　　新总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在证明他极力回避“赎罪日战争”的阴影。在一年前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由于军事情报部门的麻痹大意而使得以色列在埃及、叙利亚等国的突然进攻面前被打得措手不及，从而丢尽了情报部门的脸面。因此拉宾总理决心挑选一次与这次奇耻大辱毫无关系的人，来出任新的摩萨德局长。
　　霍菲是以色列高级将领中唯一的在战争爆发起前，极力敦促其上司注意叙利亚部队调动的将军。他当时正担任北部军区的司令，在预感到战争局将爆发后，曾请求增援他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但是这一请求却未受到理睬。
　　战争爆发后，突遭袭击的以军在初期陷入了被动，但霍菲将军及其手下的部队打得异常英勇。他们顽强地阻止住了叙利亚军队的凶猛进攻，并很快就收复了谢赫山和戈兰高地，甚至打到了叙利亚境内。因此，在这次让以色列人丢尽了脸面的战争中，霍菲变成了少数能为其行动感到自豪的人。
　　霍菲建国前也曾加入过帕尔马冲锋队，并且参加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作为一名伞兵指挥官，霍菲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之前，参与了以色列在西奈和加沙地带的几次冒险行动。当时的空降旅旅长就是后来当上了以色列国放部长的阿米尔·沙龙将军。
　　1965年，霍菲在西奈半岛当过空联部队副司令。之后，他作为一名制定计划的高级官员，参加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准备工作。1968年，霍菲晋升为准将，随后又晋升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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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萨德的首脑们（9）
1974年7月，脸圆体胖的霍菲离开了部队，只有少数知道他是到摩萨德当局长去了。由于摩萨德局长的任命及行踪从不见诸报端，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从此便销声匿迹了。严格地讲，霍菲并不是搞情报工作的天才，但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却对他非常的尊敬，这主要是出于对他在工作中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勤勉和认真态度的敬佩。
　　伊扎克·霍菲在任摩萨德局长期间，最重要的成绩之一就是协助政府成功地开展了秘密外交活动。
　　阿米特为摩萨德开创的“第二外交部”的传统，一直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拉宾就赋予了摩萨德一项新的任务；协调他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秘密会晤及其他官方接触。这些都是以色列外交政策中最敏感、最机密的一面。
　　1975年3月，摩萨德安排侯赛因国王和拉宾总理，在两国边境线上尘土飞扬的阿拉瓦平原进行了会晤。双方会谈的情景都被摩萨德用隐藏的摄像机和窃听器录了下来。有关这次秘密会晤的录像带、录音带及文字材料，到现在还被锁在以色列政府的档案馆内。
　　随后，摩萨德又受令安排了拉宾总理秘密出访摩洛哥。1976年，以色列总理乔装打扮，头戴假发，取道巴黎飞抵拉巴特。拉宾总理请求哈桑二世国王设法说服埃及总统萨达特坐到谈判桌边来。
　　虽然这次出访没有立即产生效果，但是以色利和摩洛哥之间的秘密合作却得到了发展。摩萨德取得了与中央情报局同等的权利：他们的特工可以在国王的领土上自由行动，其中包括与可能有用的阿拉伯人来往、建立无线电侦收站以对北非各国的行动进行电子侦察。而摩萨德所给予的要求是，就摩洛哥国内安全事务，向国防部及其高级官员提出建议。
　　霍菲还继续执行着以色列传统的“外围战略”，但有一点已变的更加清楚：以色列需要与阿拉伯国家本身发展关系。不久，摩萨德与约旦秘密警察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双方交换有关共同敌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绝密情报。此后，摩萨德曾多次向其传递了巴解组织企图刺杀侯赛因及其内阁部长的阴谋计划。
　　1977年5月，梅纳赫姆·贝京出任以色列总理后，工党中政客们都把“利库德集团”（当然包括贝京本人）看作是一个“会把阿拉伯人吞掉”的恶魔，一个会挑起以色列与其邻邦之间可怕冲突的战争贩子。但贝京却让人们相信：他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就在他上任几个星期后，一项试图与以色列最大敌人埃及和解的计划便开始实施。贝京一心想实现其前任一年前访问摩洛哥时未能实现的目标。
　　作为该计划的第一个步骤，摩萨德局长霍菲、副局长戴维·金奇被称为和平使者派往摩洛哥。在伊弗兰宫中，霍菲见到了与世隔绝的哈桑二世，并使国王同意作为东道主，促使一次埃及与以色列人之间的罕见的会晤。
　　就在当天，埃及副总统哈桑·托哈米和情报局局长迈勒·哈桑·阿里将军，应哈桑国王之邀来到了摩洛哥。在伊弗兰王宫，摩萨德首脑与埃及副总统进行了秘密会晤。由于此次行动是极为机密的，就连身为埃及情报局长的阿里将军也被拒之门外。阿里当时差点给气疯了。回到埃及后，阿里向萨达特大肆抱怨托哈米故弄玄虚，没想到埃及总统却大笑起来。据阿里后来回忆说，他从来没见过总统这样大笑过，而且直到这时候萨达特才对情报局长讲出了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
　　霍菲的摩洛哥之行，摩萨德的一份秘密报告出现在贝京总理的办公桌上，贝京阅后吓了一条跳。报告指出，1977年4月，卡扎菲同在利比亚首都的苏联克格勃特工达成一项协议：利比亚将向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