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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凤凰1996-2006-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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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你来到采访现场的时候，你觉得你的身份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主持人？
曾子墨：当然是记者，那是毫无疑问的。我是一个调查者，因为我做的是调查类的节目。但我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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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4）
记者：选择做《社会能见度》这样的节目后，可能会比别的人更容易看到社会一些不如意、不公平的方面，您现在是怎样看待中国社会的？
曾子墨：我觉得现在我会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前我可能就觉得中国社会其实就像北京和上海一样，大家生活得越来越好，不能说无忧无虑，至少丰衣足食等等。后来意识到，中国13亿人口，绝大部分不是那样生活的。有不公平也好，各种事情也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做到绝对公平，中国至少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今天至少这些不公平可以被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把它展示出来，在屏幕上给大家看，这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只要看着它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一步一步朝前走，你就会觉得有希望。
今天不好，或者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是说你一直持续了这种状态，那就很可怕了。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比起一两年前来在进步，就很好了。现在这么多矿难，隔一个星期就有一个大的矿难，我觉得矿难非常可怕，非常悲哀，但是现在通过媒体告诉大家矿难在发生，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度在解决，你就会觉得是有希望的，让大家知道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社会能见度》能够存在，做了一年了，还让它继续存在在这个屏幕上，既是来源于我们老板的宽容和理解，同时更多的是来源于中国社会的宽容、理解和进步，能让这个节目存在就是一种进步。
至于对我来说，今天会更有心情去感激生活当中拥有的一切，尤其是去了一些地方看了一些人的生活，对比之后更加有感激之情，过去我可能不会这么感觉，想都不会想。今天我觉得其实人可能是有命的，比如说我当时去了艾滋病村，我就想说，如果你出生在河南的某一个农村里面，无论后天怎么努力，无论天资多么聪明，％其实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也许你在5岁的时候，因为父母卖血感染了艾滋病，你在无形之中也感染了艾滋病，而早期的时候，不像现在，国家花了这么大力气，那你的一生也就此注定了。这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觉得真的命运之中有一种安排。所以今天当你拥有了这种幸运的时候，首先应该特别感激，其次应该尽可能地在身边，至少在你的节目走过的地方，看到能帮的人，就尽量帮一把。我觉得上帝并不是能够救助每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了，你在身边见到的，能做的就做一点，就是这种心情。
记者：你会期待你的节目播出以后，为你的拍摄对象带来什么现实的帮助吗？
曾子墨：我刚才说的是从我个人的角度给予他们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有一点小小的改变。至于节目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不会有。有多大有多小，我觉得可能因节目而异，我不指望一个节目对一个人的生活有多大改变，也不指望一个节目对某一个领域的问题有多大的改变，毕竟像孙志刚这样，因为他一个人而改变了中国整个收容的政策，这是很少见的事情。我还是首先把它呈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然后思考它，就过了。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更高的要求想改变，那个真的不可能。我觉得很难依靠一个节目，依靠一个栏目，依靠一期节目，太难了。
记者：有人说过，做类似《社会能见度》这种社会题材的节目，如果记者没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做不好的，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吗？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担负着某种使命？
曾子墨：我觉得人可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正义感，这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并不会以它为使命，作为我生活的全部。我有时候挺佩服艾滋病的志愿者，他不求物质生活，也不要钱，也不要生活品质，他就是全心全意地做了一些事情，对生活特别满足。我有时候真的特别佩服他们，但我没有那么崇高，也做不到，我也曾经遇到过那种记者，帮助我们的平面媒体的记者，他把自己当做包青天一样，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可能我觉得我做不到那一点，可能我没有那么崇高，或者我没有那么伟大，也没有那么强的使命感。我所想的就是，既然有了这个平台，凤凰给了我这个机会，要我做《社会能见度》这个节目，我就一定把它做好，就是说做得尽量让自己，让大家满意，仅此而已。如果背负着那种太强烈的使命感，人会活得特别累，那样的话人很难长久地做一个事情，否则你的愤怒，你的使命，会把自己压垮。
我的工作和生活分得挺开的，像我这样的工作，好多人问我你老看这样的事情，会不会使你的人生观变得特别灰色，我从来不会，我真的不会，我一直都会觉得工作就是工作，它不过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它肯定不是全部，我不能因为这一部分影响了我其他的正常的个人生活，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分得开，别让工作当中的事情影响了自己的心情。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工作当中看到了一些事情的话，才会更感激今天的事情，才会更加珍惜它，更加感激它。
为什么我以前在投资银行做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做了四年多就做不下去了？因为那是大学出来第一份工作，所以特别全身心地投入，不能说把它当做生活的全部，但是至少是生活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工作，除了工作以外很少有其他的东西。在那种情况下，高负荷，高压力，你自己的心态也比较好强，一定要做得比别人好。有一天你发现做不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爆发了，根本就是像腻了一样，或者是疲了，再也不想碰它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细水长流一点比较好。
曾子墨（5）
记者：凤凰十周年了，你最想对凤凰说些什么？
曾子墨：我很感谢凤凰能够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在这几年做一件我喜欢的事情，并且通过做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变得丰富了很多。我也希望用了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有经验的人，惹了那么多麻烦，我们老板和凤凰不会后悔，不会遗憾。就是这样。
姜又兮（1）
公元二00一
口述人：姜又兮
凤凰卫视北京节目中心制片人
口述时间：2005年8月25日
口述地点：北京凤凰会馆
我到凤凰来简直太有戏剧性了
记者：你是怎么加盟的凤凰？
姜又兮：我到凤凰来简直太有戏剧性了，可以编到电视剧里了。我那时候从部队转业，在部队里头我学的是俄语，而且我的俄语非常好，在部队里我就开始做电视。那时候我看到凤凰网有招聘英语记者的一栏，其实我英语不怎么样，但我还是给他们发了一份简历。当时我并没抱多大希望，可能是我简历还可以吧，我很快就接到凤凰的一个电话，说我们这儿有一个题目，你愿不愿意做？我说可以，对方当时就说，现在要为你订飞机票，你现在马上把身份证号给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我都没有见过他们一面，就问我要身份证号。
我过来以后，樊庆元给了我一份特别简单的材料，就说我们要去做这么一个东西，那时候是2001年，当时曾荫权还是香港的财长，他带着香港的一个富豪团来国内考察，主要是要投资西部，我们要做一个72分钟的专题。当时72分钟的《周末大放送》是凤凰最大的一档纪录片，而且那时候时间非常仓促，总共就我和樊庆元两个人，香港那边过来一个人，他做新闻，我们做专题，因为那个活动一开始向活动方报的记者名字不是我们，所以整个行程有一些核心的部分我们进入不了，很多时候只能打外围。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陕西西安，有些记者会我们不能参加，省长书记会见什么的我们都去不了，我们俩就坐在路边，说“这怎么办？72分钟，都去不了，拍什么呀？”我记得当时拣到一张废报纸，看到上面有一个小豆腐块，我说：“哎，本地有一家电厂是香港投资的，要不去那得了，咱也去不了会场，咱就去那儿得了！”就们去找一些港资注入的做得还不错的企业，对他们进行采访。这个片子最后做成了一个走马观花似的东西。这是我做的第一个片子。
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和摄像走了一整条长安街，一路走一路拍沿途的建筑
姜又兮：第一个片子，片子本身没有什么更多说的了，在那以前我从来没有做过片子，所以出来的东西并不是现在最满意的。我的第二个片子反响比较大，名字叫《揭秘国家大剧院》。当时国家大剧院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话题，那是2001年，建造方案刚刚通过，由此引发的争议非常非常厉害，有多名院士上书要求一定要撤销这个东西，以至于这个方案最后要通过政治局最小范围的讨论来通过。当时潘力就对我说：“现在网上说的也挺多的，你看看吧。”我了解了一下，做了一个拍摄方案，就决定做了。
那时候特别费劲，虽然外面争议那么多，但大剧院认为你们再争，再骂我们，我们不说话，是最保险的，所以他们宁可不接受采访。我记得我当时光是攻关，天天跟他们死磕这事，给他们打电话，就这样，我跟他们磕了差不多一个月。后来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说好吧，你们来拍吧。
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有多名院士上书，在这多名院士中有很多是非常有名气的，在建筑界很有名气。我觉得最难把握的就是立场，你不能说我就是支持哪一个，因为这个工程已经在建了，都已经是既成的事实，它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在里头，但是既然有这么多人反对，反对的人肯定也有其合理性在里头，我们的立场特别难把握。我觉得特别痛苦，磨了很长时间，我觉得特别难把握这个分寸。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点，我觉得真的是实打实做了那么多采访以后，听了那么多人的话以后，我最后才找到一个立场。
首先我把所有的观点都摆出来，反对它的，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我绝对不会去丑化它；支持它的，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我也要把他的合理性表达出来，但是最终我们要有自己的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的立场最终落在哪儿呢？当时我采访设计师安德努，他说，一个建筑，在你没有真正置身于其中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建筑是有生命的，不是说存在于图上，或者盖在哪儿就完了，整个建筑的完成，需要很多东西的参与，需要阳光、空气、风、里面活动的人，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这才是一个建筑的完成，只有它盖在那儿了，阳光照进来，风吹过来，你坐在里头，你在这里头走，这才是一个建筑的完成，那个时候你才能怎样、怎样，他那段话说得非常的巧妙，最后我们结在这上头，等于说把两边的话都说了，我们并不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东西。
结果后来这个片子做出来以后，反响特别好。他们说当天晚上可能是一播完，余秋雨就打电话过来给郭志成，还是给院长，评价我们做得不错。
因为第一个节目是行动性的，比较粗糙，而且我在那之前根本没有任何经验就做了，这个节目才算是我在凤凰真正做的第一个节目。当时清华大学有个教授还跟我说“哎哟，这个片子在我们建筑界反响特别大”，因为这个片子里探讨了很多建筑和传统，建筑样式的发展，传统和发展，中西的关系等等。甚至我记得在大夏天最热的时候，我和摄像从长安街的中央电视台开始走，一直走了一整条长安街，一路走一路拍沿途的建筑，凡是有代表性的我们全拍了。当时我就说，整个长安街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到现在，整个中国建筑史的缩影，中央台是80年代典型的火柴盒，旁边的军博就是59年十大建筑，人民大会堂是十大建筑，国贸，还有王府井门口的新天地，各个时期的我们都有了，但是就这么拍下来，你的确有这个感觉，就是国家大剧院应该代表一个更新的、更有时代感的一个东西，而且在我对这些建筑师，这些专家的采访中，他们的思辩其实也引发了我很多很多的思考，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好，好在哪儿，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好，不好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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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又兮（2）
我觉得做这个片子对我来说，就是学会了怎么梳理一个复杂的问题，怎样真正的在自己深入了解事件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这是那个片子给我最大的帮助。直到现在我还觉得一个好的节目最重要肯定是内容第一位，我们一直都强调故事性啊，讲得好听，但是再怎么好听，我觉得最最重要的，闪光的东西，应该是在梳理了所有的东西之后，你有一个对它的立场和评价，最后要提炼、提升出一种东西。
刘春老跟我说：“你太理性了，能不能多一点女性化的感性？”
记者：在你做片子的时候，你是做之前就想好要的是什么还是边做边摸索？
姜又兮：我觉得这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你永远都不知道最后出来的是什么，但是这是一个做片子的技巧问题，包括后来做《凤凰大视野》，那么大的节目，之前一定有充分的准备和一个想法、方向，不能因为纪录片是永远不知道最后是什么，所以我就不管了，我进去就开始拍，这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要做非常丰富的工作，大量的案头工作之后，说我这个片子大概要这个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往往最后出来的片子，绝对不是你最初想要的，其实是在做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在调整，也许在做的过程中，你会突然找到一个“啊，我觉得这个点非常好”，我就要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了。在前期拍完了，我觉得我应该这样来做片子，但是在后期编辑的时候，因为大量的思考是你在台子上磨磨磨，剪的过程中进行的，你把素材不断地搬来搬去，筛一遍，把粗的去掉，再筛，最后留下的是最好最精华的部分，然后你把精华的东西反复地来回调整，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一个你第二次思考的过程，其实最后的结论，最后的立场，最后你把握的那个分寸，是在后期的过程里完成的，它是一直在变的，所以我说不到最后片子播出，你永远不知道最后你会做出一个什么东西来。甚至有时候，包括在做关于越南的片子的时候，我记得都做了那么长时间了，到最后合成的前两天，我突然想到这个片子的点应该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就上台了，咔咔咔，把整个结构再调一遍！
所以我觉得纪录片的魅力也在这儿，就是不一样的准备会拍出来不一样的观点、视角，会使你关注不一样的东西，在前期拍出来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同样的这堆素材，我给不同的人去剪，又会剪出来截然不同的东西。贯穿着我自己的思考，我关注什么，我看重什么，我认为这个东西里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也是一个挺个性化的东西，所以刘春老跟我说：“你太理性了，你能不能多一点女性化的感性？”可能是因为我一开始接的片子都是这种，像《揭秘国家大剧院》，也许换一个编导来做，也许他更愿意去做设计师的故事，或者关注这个建筑会怎么建造起来，但是我关注的是这里头的文化冲突，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所以我去做这个。结果我选择了这个点，它就注定了里头充满了思辩色彩。
你要站在一个高度上，看他的人生，跌下来，起来，跌下来，起来，把这个人生起伏里的无奈、感慨，这种人生的感悟做出来……
记者：你很幸运，在刚进凤凰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态度。做完这两期节目之后你又做了什么？
姜又兮：从进凤凰到现在，我做专题是做得最多的，《揭秘国家大剧院》完了之后我做了《山水可染》，是讲画家李可染的。完了之后《鲁豫有约》开播了，我做了庄则栋那期，那本来是准备他们第二期做的，但是因为非常敏感，所以推后播出了。当时我记得老板非常慎重，我在编的时候，正好老板过来，他就专门调看了素材，调看了一段庄则栋谈到他跟江青关系的，现在好像咱们的尺度放开了，但是那时候2001年底，播出是2002年初播的，老板特别慎重，他专门看了那段素材，后来在正片里那段只用了很少很少的一部分，那个片子反响非常好。
其实你说我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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