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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鹏专栏集:佛祖在一号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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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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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楚门的世界》是部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丫这么居心叵测，到底想干什么呢？
由此你可以了解，在吾等生活过的那个中国古代，当小孩是一件殊为不易之事。你简直要面对无穷多的凶恶的对手。其时我身高不过三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左手一个铁圈儿，右手一根冰棍，加上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过4件武器，在那条野蛮而无爱的街道上，谁也打不过呀！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从小就了解到，倘若世界是假的，那还真不好混。
世界的确可能是假的，因为有的人只有在虚假中才会如鱼得水。18世纪的俄罗斯就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虚假世界，其建造者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这位公爵不仅是战功卓著的陆军元帅，而且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聪颖过人，七窍玲珑，用我爷爷的话讲，“十个猴儿都不换”。有一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波将金公爵干了一件颇有创意的事情：下令把自己治下的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这种事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可外国人没什么见识，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统称为“波将金村”。
好国家都没什么太精彩的故事，历史终结，生活平淡，只好无事生非，比如美国媒体就曾经为了一个从古巴偷渡来的男孩埃连的前途而大动干戈，在我们看来，这算什么新闻？不够好的国家却充溢着恶搞的天分。怎么恶搞呢？造假是基本的一条。我看恶搞生活的基本范式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穿着一双“阿迪王”，拿着一只“HIPHONE”，畅游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村”。
这类事我们熟。冬天的树不够绿，那就喷点儿绿漆。全国各大学“创卫”，几十万师生就都出去扫大街。《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领导去灾区老乡家里做客，还炒了一个回锅肉，那电视画面够温暖的，可是私底下问问，这家一共9口人，谁跟谁都不认识。
老布什总统曾在中美建交前夕担任驻华联络室主任，有一回陪基辛格参观苏州，他们在马路上既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行人，等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园林里，却看见一群群幸福的儿童在游戏、欢歌和舞蹈。老布什在*中就说，我看出来了，这是个“波将金村”。他儿子小布什也当了总统，又打阿富汗又打伊拉克的，宣称这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媒体很不高兴，说你这都是政绩工程，跟狗屎GDP差不离，说得天花乱坠也是个“波将金村”。
按照逻辑推演，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背后必然有个机制，或者动力场，或者任何可以解释其根由之物。为什么我小时候害怕虚假的世界，如今还要害怕？这里面必然有点儿什么是出了毛病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一个能够开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的现代国家被一个农民和一张年画搞得七荤八素，这可太神了。可是我也没见哪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雄心，比如把它写成一本书，虽然这本书里会凝聚着时代的秘密。问题是，在中国，几乎每个故事都凝聚着时代的秘密。我们的秘密泛滥成灾，年复一年，人们就钝感了。在过去，当年轻一代感到迷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如今一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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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风吹散了热爱
我如但丁所说，“已至人生的中途”，有时却仍是个迷惘的人。在生活中失去的事物当中，那些小的我还算清楚，比如爱情。如今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爱情是不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爱情是中世纪骑士的发明，其实近乎臆想。在我生活的年代中，大约有5年，人们相信爱情是个真事儿，在那种爱的范式中，物质是非常次要的，痛苦则是至为甜蜜的。在那之前和在那之后，人们都要现实得多。那个时代就像磷火偶然一闪，很快就消失了，对此我并无真正的惋惜。可是，那些在生活中失去的，或者说缺少的重要的东西，都是些什么呢？我并不总是知道。
我想我们都在遗忘中生活。早上我脑袋空空地起床，晚上我脑袋空空地上床。也许你不是这样，那么我祝你始终有此错觉。每个月的薪水会打到我的工资卡上，然后被划入另一张银行卡，这张卡会自动按时还贷。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便捷，不过我可不愿意像惠特曼歌唱美国一样歌唱我们这个时代。
生活已经向我演示了它充满奇迹。我的表姐从一个辍学女孩变成了亿万富婆，我的堂哥则从一个英俊医生变成了卡车司机，而他本来是她少女时代的偶像。在同一个家族当中，人们的地位浮浮沉沉，没个一定。早先我看过自己的家谱，在年少虚荣的时候，我曾像别人一样希望自己出生于一个值得夸耀的家族，可是我找到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名字，我的祖先甚至连有钱纳妾的都很少。如今，我过着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我有一台随身携带的小机器，可以用它来跟千里之外的人说话。别人也可以通过它随时让我变得沮丧，这在以前可是需要咒语才能达到的。我们拥有祖先们十辈人也不可能拥有的物质和他们在东北的寒冷土地上所说的“娘们”。我们靠一种证明自己比别人强的愿望活着。我们还可以喝到千里之外的一头牛的奶，虽然时机掌握不好的话就会有尿尿不畅之虞。乏味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就像滑水运动员穿过惊涛骇浪，过的是一种闪亮的生活。是的，它闪亮，闪亮：无情又美丽的闪亮。
在这个国家，经过经济飞驰的30年，好像有无数的曾经遥不可及梦想都已经实现。我们的父辈曾经致力于“车子化”，就是给运输工具都安上轮子。在电子游戏《帝国时代》里，轮子也被看作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但那是青铜时代的事儿。我们这个时代，本质上说则致力于现代化。每当我去上海出差时，都会忍不住暗自惊叹，那些摩天大楼可真高啊。现代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在100年前曾经说：一座水电站代表了最高级的美！这么说，如今的中国比哪儿都美。
可是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人们似乎都缺少点儿什么东西。在早前的某个幽暗的日子里，我家买了一台苏联产的电子管电视机，圆角的。当天晚上我们看的是《马背摇篮》，八路军战士庇佑着孩子们，穿过了坏人的枪火。电影演完了，它已经热得像个炉子。后来我在这台电视机上看了不少电视剧，有一年看了一个香港的，看完了也就忘了。可是二十多年后，我却常常想起这个电视剧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未怕罡风吹散了热爱。我偶尔会想：真的好像是有一阵莫名所以的晚风，已经悄悄地吹散了我们莫名所以的热爱。我也不记得消散的是什么，但是我记起了有什么东西消散了。
我想起了当年看那电视剧时窗外的沉沉暮色。在不远处，受到污染的黑色的河水正在汩汩流入稻田，到了秋天人们就将收获乌黑的稻米。硅酸盐厂的工人们散了工，带着他们沉重的尘肺，慢吞吞地走在去喝散啤酒的路上。那时我曾感觉到空虚，却无法形诸言语，现在我已经足够成熟，明了那空虚从何而来：我是一个少年，有很多梦想，可是在日复一日的光阴中却无所依托。我们匮乏一种令人心安的事物，有时人们叫它信念，有时则称之为人类之爱。那时我们在街边的暮色里，现在我们在一间把自己打扮成东南亚或者西班牙风格的酒吧里，孤独是永远不变的。
如今我倒是想打磨一下自己莫扎特般的音乐天赋，等哪天不再五音不全了，就去朗声K歌那么半句。对我这种神性全无、人性尚存的家伙来说，这一句已胜过了古今全部的圣咏。问题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窠臼之中：你有深挚心声，却不能婉转歌唱，生活中的仅仅因为微小就被看做没所谓的无奈概莫如是。
不能免于恐惧
《书城》杂志曾有句广告语：“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幸亏还有好文章可读。”要是搁在更早以前的年代，这个论调就该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对时代不满，而且要加上一句严正宣告：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注定抵挡不住无产阶级的铁锤。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铁锤也不含糊，这杂志果然没坚持多久就换了东家。有一回我遇到彭伦，得知他和同伴接手了这本杂志，我悍然说：“啊，这杂志还办呢？”彭先生是谦谦君子，自然不以为忤，我却从中又一次领悟到自己是如此不会说话，难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恐怕连《书城》那样优质的寂寞亦不可得矣。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上，孤芳自赏是很难的一件事。《红楼梦》早就说清楚了，孤芳自赏不是一个人的事，要是得不到人家的容许，那么你除了死球之外别无前途。要说我们的今日中国可比《红楼梦》的时代进步多了，可是左看右看，我看也就是皮相吧。今天出门我能遇到贾政，明天出门我能遇到凤姐，山寨版的贾宝玉就更甭提了，几乎每个男的都是，唯独没了林黛玉。且容我多一句嘴吧：林黛玉的优点可不只在于灵魂，她可是那小说里的超级美女呀。
可是我们这个世界又对自我遗弃极其纵容。老百姓讲话：要死，死去！至少我自己就看过好多条类似的新闻，一个人要跳楼，底下的人民一齐喊，你倒是跳呀！你要是上面那人，你也不好意思不跳，于是纵身一跃，一了百了。我的感慨是：跟这样的老百姓混在一起是一件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说到这些好像我是在抱怨我们的“文化”不够好，其实不完全是。亨廷顿已死，“文化决定论”也不时髦了，往深一层，还是得旧话重提，说到文化是体制的结果。有时我觉得，我买得起糖葫芦吃，买得起可乐喝，没什么好抱怨的；有时我又觉得，这不行啊，这都怎么回事儿啊，这不公正不公平庸俗不堪啊——可见我还是把自己当一个知识分子看，公域和私域分开，厌倦于闲事，又难免爱管闲事。可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爱管闲事，以及以何种态度管着闲事，而在于我们的体制和文化如何看待有人爱管闲事这一事实本身。
打击正直之声的，未必都是坏人。当年袁崇焕被认定叛国，公*决，老百姓就大啖其肉。这件事可以写成正剧，袁将军就该说，知我心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可以写成黑色幽默，他就该说，看来为央行超发，猪肉真的涨价啦。也可以写成我这种清谈的小文章，他就会说，假如一个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既没有优秀的调查报道，也不容许记者的生长，将是多么可怕啊。
倘若袁将军说后一句话，那么他就是一个常识的信奉者，是一个出色的现代人。当我们说到某事是常识的时候，常常说，“凡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个”，可是具体而微地说起来，我看有头脑的人其实没多少。我们的教育经历和人生经历当中早已蕴涵了好多颟顸的因子，“大啖其肉”式的思维亦是滥觞之一，绵延至今而不鲜见。举例来说，最近茅于轼先生发表自己关于耕地保有线的看法，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再比如《南方周末》在制作新闻报道时强调客观性而不愿曲意阿世，就会被某些人指责为“资本家的走狗”。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不过我想即便是明显荒谬的指责，也未必全部来自陷害，有些时候它亦来自不明白。
正如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所言，我们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换掉自己的“狼血”。倘若鲁迅先生活在今天，大概就会说，我们周围有权贵者，有腐食者，有玩世不恭者，有愤世嫉俗者，有犬儒者，有狂热者，有对威权政治的迷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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