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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鹏专栏集:佛祖在一号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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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好多时候我们都为生活所迫而去干傻事。小孩子亦是如此。我有个朋友是个普通公务员，望子成龙，因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儿子送进了北京一所著名的高干子弟幼儿园。元旦时这小孩参加了一次戏剧排演，跟别的孩子一起像皮球似的在舞台上滚来滚去，然后突然像一群小僵尸一样站起来朗诵：“刘园长啊，您就是我们的妈妈！”表演结束之后，我们都赞扬他滚得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很失望，因为没当上唯一的公主。可是我猜测，这皮球的命运他一时半会儿是摆脱不掉了。明年他还当不上公主，后年也当不上，等他上了小学，很可能就突然醒悟，公主的爹即便不是皇上，至少也得是副部级，于是就注定无法挽回地开始其比爹的一生。
这可真是一个难解之迷：为什么在一家势利的幼儿园，每个小男孩们就都非当公主不可呢？
我相信，只有抱定了粗鄙之识者，才可以决意不鸟任何童话般美丽的东西。有一次我看一本著名的讲伶人的往事的书，说尚小云如何在酷暑中表演而不出汗：“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我就琢磨：贵族气质这东西真够讨厌的。另一回在电视上看到王朔得意洋洋地忽悠梁文道：“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看的什么？总参做训地图呀！”我就想，早知道他出息成这样，就该让他去美国上小学，让马修·李奇微少将的儿子跟他聊聊第82空降师。
当然了，众所周知，在大件事上，爹比什么都有效，但这是我们需要忘记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高中时我看莎士比亚的剧本《暴风雨》，记住了里面的一个著名的怪物，名叫“凯利班”。如今，每当我看到什么宏大的、庄严的、愚蠢的和可笑的事物，都会想起它来。他又丑陋又有力量，像牲畜一般冷酷残忍，在西方语境中又被认为“象征着被压抑的被扭曲的东方世界的文化起因”。甭管这是不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吧，等级、权力、拼命往上爬等等，总归是我们这“世界”的特色吧？所以大家根本不用比爹，在文化上我们有个共同的爹，就是凯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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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中的自由民
我们会在古老的历史中寻求崭新的希望，而不是在未来中，当我们感到这个世界的走向令人厌烦的时候。令人快慰的是，人类在痴人呓语之余还发出过一些响亮的声音，比如英国《大宪章》之“无代表权不纳税”和法国《*宣言》之“无视、遗忘或蔑视*是公众不幸和政府*的唯一原因”。它们给你以故园之感，就像一条大马哈鱼游过了狗熊密布的归途，终于抵达了它的河湾。不过让我觉得最为响亮的声音，在庄重人士看来却也许无关宏旨，它是流氓作家亨利·米勒在小说《北回归线》中的一句自白：“我没有钱，没有人接济，没有希望，不过我是活着的人中最快活的一个。”
这位作家在中国的传道者首推卫慧小姐，她写过一本描述庸俗生活的小说，像给兰州拉面淋番茄酱一样到处引用亨利·米勒。按国外的分类法，她写的是“小鸡文学”，女性写给女性看的小玩意。我倒不觉得这路作品本身有什么不好，性别也从来都不是女作家的麻烦，问题在于她跟亨利·米勒根本不挨边儿。不够好的生活的反叛者可谓多矣，古有起义军，今有“某零后”，多年以前我们初二（1）班还有好大一票人，可是又有多少人有着一股自由自在的精神呢？
我觉得，非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的真谛不在于叛逆，而在于“不在乎”。假如一个人既付出了一些努力，又不对任何实惠的回报抱有企图，那么他就会相对自由一些。他的长官会不那么好意思去约束他，在说话的时候他也可以少一点儿瞻前顾后。倘若他的努力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以致创建了一个国家，而他又不贪恋权位，那么他就不仅得到了回种植园的自由，还会成为自由的象征，历史上恰好有过这么一个人，就是乔治·华盛顿。如果一个人既聪明绝顶，又以自由为业，那么在人类的诸多令人打呵欠的伟大事业当中，他就会作为一个心灵捕手永远让人追忆。
天地明鉴，孔子贵为大成至圣，终其一生想为天下制定规则，可他实在是个絮絮叨叨的闷人。庄子则是个想跳出规则的坏家伙，跳得比袋鼠还轻盈，比罗伯斯更迅猛，可是为什么人人都爱他呢？
好莱坞电影里常有一句台词：“这个狗娘养的可真幸运！”当我想到自己曾在年轻时读过庄子或者亨利·米勒等人的话时，我就是这么说自己的。当我想到自己没有一个当干部的爸爸也没有受过成功学的熏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说的。以前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个父亲指引他的儿子说，人生最重要的是“检查一下你的仓库，看看里面有点儿什么”。当我还算年轻时，我看到自己除了一种远离丑陋生活的愿望之外一无所有，因此决心做一个自由民。倘若人们不让我当自由民，那么我就自己当。有一天我终于发现，自由是一种成就，而拘谨则是一种失败。
请容我说一句实话：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不受干涉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应该人手一份儿，可是另外一种自我支配的自由，却非人人可以拥有。简单而言，很多人并无“不在乎”的能力。
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人分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类别，而不是“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两类。你会在任何地方看到，人们正被划分为“左派”和“右派”，或者“70后”和“80后”。我想好的分类法总是建立在一套有效甄别的体系基础之上，比如天上的云朵，有的是层云，有的是积雨云，等等。有一次在从北京飞往广州的路上，我看见无数的白色碎块蹲在天上，伸着舌头扮可爱，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就叫它们比熊犬云。这不是一种好的分类法，但至少还照顾到了形状。倘若有人罔顾这些规则，看着天说，这是左边的云，这是右边的云，左边的更爱国，这人大约是脑壳坏掉了。如果有人说，这是9点钟的云，那是10点钟的云，10点钟的云更优秀一些，那么我看除了说明他自己就是“10点后”之外，简直什么都证明不了。
如果我有个孩子，我能给他的教益就是：别跟任何人一伙儿。我是自由主义者中的一个，不过我可不准备跟每个自由主义者都抱在一起。我的想法是，无论什么事，我会自己琢磨，不劳别人帮忙。倘若你是单独一个，你就不用怕那么多，也不用在乎那么多。同样我也不准备跟我的同龄人为伍。我也不懂什么叫美丽青春。如果你的青春美丽得像只乌龟，那么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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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迷途其未远
初三那年我随家人到北京玩，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外国人。在颐和园，在北海公园，在任何一个地方，每当我发现有某个外国人把相机对准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我的脑子中就必然会蹦出一个念头：这孙子想曝光我们的阴暗面！于是立刻充满敌意地把我的相机对准那个可怜的游客。这种对峙很有效果，那些老外通常会迷惑不解地放弃拍摄。那是冷战后期，美国总统还是里根，而在我最喜欢的各种读物中，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基于最简单的斗争逻辑。那会儿我既不知道什么叫文官制度，也不知道啥叫程朱理学，对本国历史可谓一无所知。不过我却不仅自以为了解历史，还认为我的祖国很需要我的保护，而每个外国游客都可能居心叵测。
几年以后我才弄明白，那些外国人只是想拍摄一些异国风情式的照片。很久之后我出国时也很自然地这么做。我也意识到民族主义并不是青春期的必然特征，尽管类似潮流的中坚力量总是年轻人。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反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褊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做“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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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它所在的那篇课文，它说的是，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鸟嘴！可是他还是听到这声音，坚持说，火车要翻啦，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说，这孩子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一停，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于是大家发现，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吃饭时会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认为它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在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并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们不得不分辨人们对于体制的感慨。如果备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飞扬跋扈者也作同样的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您的权利和义务得对等呀。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印帕尘惶艄蟮某粤耍蚋春窝阅兀�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就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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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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