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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燕-我是一朵飘零的花(出版)-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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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讪讪说：“是来见工的，但我不好意思往里面挤。”
那女孩不屑地“切”了一声：“只要能进金秋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完便奋力向人群中挤去。忽然，人群又骚动起来，原来一个保安走到招工栏边，在包装工的要求后面加了个“女”字，人群中发出不满的责骂怕，男孩子们只好边小声责骂边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１０４。
保安又重新维持了秩序，女孩们排成两条长队，招工才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胡海成一边看着身份证一边问着什么，我好羡慕他，这样可以见识多少个人名啊，说不定这些见工的男人中就有该死的齐月升呢。我一边随着队伍往前移动，一边梦想着有一天自己能站在他现在站的位置。
当然，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自己能否被录用。谢天谢地，虽然我前面排着很多人，胡海成在看到我的身份证时，只微笑了一下，连问都没问，就让我进了招聘处。招聘处己经坐了另外两个女孩子，其余的人羡慕地看着我们，沮丧地离开了。立刻，刚才喧嚣的厂门口重又清净起来。
想想真是不公平，那两个女孩，都是刚从内地过来的样子，如我刚来东莞一样，穿着土气，一脸生涩。有一个女孩在填入职申请表时，竟连连填错了几次，字也写得歪歪斜斜的。我就不相信，刚才外面那么多女孩子，就没一个比这两个强的？而且，这两个女孩互相是认识的，显然和我一样，是内定进厂的。虽然我也是因为内定进来的，但还是为刚才那几百个人不平！
我一直以为金秋厂是属于虎门的，看到入职申请表才知道，并不是虎门镇的，而是和虎门交界的另一个镇。金秋厂是花园式厂房，厂房很新，院子也很宽敝，并且铺满了草坪和花园，非常漂亮。无论是规模还是环境，亮光厂都不可望其项背。但金秋厂竟然不要考试，而且胡海成说每天也不需要做早操、开早会什么的，这让我好开心。因为同样是早上八点钟上班，每天却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呢。进厂后我才知道，不跑步、不做早操哪是因为根本实在没时间！
刚填好表，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走进来，胡海成亲热地称她珍姐。珍姐脸色黑黄、没什么气质，一看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她很随便地扫了我们一眼，便在我们三人的表格上签了名字，并写上针织一厂的字样。珍姐走后，胡海成说，珍姐是针织一厂的尾部主管，叫李凤珍，以后我们就归她管。
然后，胡海成分别给我们写了一张“录取通知书”，让我们拿着录取通知书及身份到到指定医院办理健康证。下午拿了健康证就可以直接拿行李来上班，如果拿不到健康证就不要来了。我心里一喜，他说的那家医院就是我在亮光厂时办理健康证的医院。
我赶忙道：“我有健康证的，我在亮光厂上班时，也是在那家医院办的，这次就不用办了吧。”
胡海成为难地说：“厂里有规定的，以前有的不算，一定要进我们厂办理的才算呢。”
我急了：“为什么啊？我的健康证才半年多呢，还在有效期呢。”
胡海成别有深意地冲我笑笑：“你问海波就知道了，不要说金秋厂了，东莞、珠三江、广东甚至全国都是这样的呢。”
我想起自己能进金秋厂己经不错了，哪有资格挑三捡四呢？只好悻悻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和那两个女孩往医院走去。
１０５。
走在路上我才知道，那两个女孩是堂姐妹，江西人，大的叫李萍，小一点的叫李梅。李萍长得很漂亮，虽然微黑，但眉清目秀，身材高挑，不爱说话，看上去也颇有心计。李梅一张娃娃脸圆圆的，一笑还露出两个酒窝，非常可爱，话也很多。
李梅说她们刚从家里出来，姐姐李清是个大学生，在金秋厂做仓管文员，这次就是姐姐让她们来的。为了让她们两个人进厂，姐姐每人帮他们出了一千元介绍费，因为介绍费比一般人多２００元，所以尾部主管才同意让她们两姐妹进来的。
李梅说到这里，李萍赶忙提醒她：“就你嘴快，你忘了，姐姐让我们不要说的呢。”然后转脸问我，“你进来也交了介绍费了吗？”
我很尴尬，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也交了。”
机灵的李萍立刻看出了什么，小声埋怨她堂妹：“叫你不要说嘛，姐姐说要是传到厂领导耳朵里，尾部主管也受处罚的，搞不好我们也被开除的呢。”
我却想着自己的心事。没有技术的工人进金秋厂要交一千块钱介绍费，而我却一分钱没交就进来了。一方面固然是介绍我进厂的胡海成哥哥胡海波正好是人事；另一方面，就算胡海波和陈刚是好友，但胡海波如此卖力地帮助我，也不会没有缘故。想起丽娟一些话和胡海波的眼神，我恍惚明白了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来东莞的两个目的还没有达到；进金秋厂做工人不过是权宜之计；找一个做烫工的男友更不是我想要的爱情！
医院有另一个工厂来体检的人，把本就不大的医院挤得满满的。上次是亮光厂集体体检，并没有出示身份证。但这次不但要拿出金秋厂的录取通知书，还要出示身份证。特别是验血时，医生警惕地看着我的脸，然后又认真地对照着身份证上的照片。我感觉自己象做错了事的犯人，非常郁闷。
验血主要是看是否为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之前在亮光厂己经体检过了，我知道自己是健康的。下午来拿结果时，果然正常。我赶紧回出租屋拿了自己的行李，匆匆赶到厂门口时，正遇到李萍、李梅。她们只带了一个人的行李。李梅一脸沮丧，李萍哭得稀里哗啦。原来李萍被查出小三阳，没有拿到健康证。
看我们进来，保安通知了胡海成，胡海成看了体检结果，只让我和李梅将行李提进厂内，却让保安把李萍拦到了门外。李萍哭得更厉害了，正在这里，一个瘦瘦的女孩匆匆赶到，女孩就是李清。李清看了李萍的体检结果，叹了一口气，但还是跟胡海成乞求道：“小三阳并不传染的，再说我们厂所有餐具也都放在消毒碗柜里的，应该没事的。”
１０６。
胡海成为难地说：“我也知道不传染，但就算公司不这样规定，上面也会查的。没办法，叫她去那些小厂试试吧。”
李清声音都哽咽了：“你也知道，那些小厂累死累活也拿不到几个钱。”但她不再乞求胡海成，而是强装笑颜安慰李萍，“先回出租屋吧，我们再找。”李萍哭得更凶了。
一旁的保安不高兴了：“不要在这里哭，老总看到要骂我们的。“李萍只好连哭边走了。
我和李梅每人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交了２００元押金、四张照片，领了员工手册、厂牌、饭卡和两套工衣，便成为金秋厂的员工了。金秋厂是用饭卡的，每人以每天六块钱计。饭卡上面写上名字、月份和３１天，每天分上、中、晚三顿，吃一顿饭堂厨工就划一顿。虽然方便了，却不可能节省饭票换日用品了，这真是遗憾。
当然，我们还要经过三个月试用期才能算正式员工，正式员工才有全勤奖。金秋厂是港资厂，没想到在全勤奖这方面，和亮光厂极其相似呢。
一切准备就绪，宿舍管理员便让我们提着行李，在一个保安的带领下，绕了一大圈由后门进厂。这个大门似乎刚装上不久，是生活区的大门，大门左侧还有一个门，这个门是连着厂区的。保安介绍说，这是前几天发的通告，以后所有员工上下班只能由这个门进出厂区。刚才应聘处的正大门则只能由车辆及厂领导通过。
这真的是很不方便的，因为正大门前面是一条宽敝的马路，对面便是许多出租房，我们由正大门出入非常方便。而现在出入的这个门，却是非常偏僻的。如果从这个门去出租屋，要绕好远的一条路呢。但这些都是规定，我们所做的，只有遵守这些规定，无论是否合理。
金秋厂真的好大，生活区也大得不得了，还有宽敝的草坪和篮球厂。宿舍管理员也来了，他把我们领进Ａ栋宿舍三楼，打开３０８房间，嘱咐我们找老员工要钥匙自己配，便离开了。
房间共有８张床１６个上下铺。房间尽头还有一个阳台。阳台边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洗手间，却不干净，一打开便有一股尿臊味。房间还有三张空铺，一张下铺两张上铺。在亮光厂我住够了下铺，趁李梅不注意，便手疾眼快将自己的行李扔在了那张下铺上。李梅委屈地嘟着嘴，只好爬上我的上铺。那张下铺似乎好久没有人住过的样子，非常脏，到处都是灰尘。我暗笑，房间的人真傻，难道不知道下铺比上铺方便得多吗。别的不说，就是夏天挂蚊帐也容易呢。
刚刚收拾好，下班的铃声就响起了。我和李梅赶紧在左胸前挂好厂牌，拿着饭卡去食堂吃饭。正要出门，却从门外火急火燎跑进来一个女孩子。女孩友好地冲我们笑笑，但看到我们的床，随即尖叫起来：“你们不可以住那张床的！”
１０７。
我和李梅立刻愣住了，李梅怯怯地指着自己的床铺：“你是说这张吗？”
女孩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恐怖：“那张还好，但下铺不能住人！”
我以为她是嫉妒我是后来的却占了一张下铺，便有些不悦：“这张床上好脏呢，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擦干净，床又没坏，不能住人放在屋内做什么？”
女孩听出我话中的讥刺，冷笑一声，不再理我，从自己床上拿了饭卡，扭头就走。我问李梅：“她是不是欺负我们后来的？”李梅茫然地摇摇头。
金秋到底是大厂，每层宿舍下面都有一个饭堂，十分宽敝明亮，桌椅板凳也非常干净。饭堂有四个打菜的窗口，靠墙的柜子上有一次性的钢碗和汤匙，另外还有几个大桶，分别装着米饭和汤。我和李梅站在人较少的队伍后面排起来，轮到我时，我学着别人的样子，将饭卡递进窗户里。窗户里面有两个厨工，一个拿着笔负责打菜，一个负责划饭卡，打一份菜划一份饭卡。
菜是统一放在一个长方型的不锈钢餐盘里的，餐盘有四个象小碗形状的凹陷。三个小的凹陷里分别放着三份菜。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漂亮、新奇的餐具，真让人爱不释手。我悄声跟李梅说：“这么好的餐具，要值十块钱呢。”
李梅也小声道：“不止，我觉得最起码值二十元，吃过了真不想放回去呢。”
我们将米饭盛在那个大一些的凹陷里，并拿了一个不锈钢碗盛了汤，又拿了汤匙，这才找一处桌凳坐下来。虽然是六块钱，但菜却和在亮光厂吃的没什么区别，只是卫生看上去好一些。两素一荤，荤菜就是切成片片的火腿肠炒鸡蛋，素菜就是一个空心菜一个黄豆芽。火腿炒鸡蛋没什么味道，另两个菜也好象是煮而不是炒的。但奔跑了一天，我们真的饿了，吃得狼吞虎咽。来东莞后，这是我第一次不用担心饭菜不够吃，也不用想着怎样去节省饭票。
我和李梅一边吃一边小声讨论着面前的餐具，比如，盛菜的那个钢盘多少钱，盛汤的钢碗多少钱，汤匙多少钱。虽然意见不统一，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乍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好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这么新奇。可惜李梅的姐姐李清在职员饭堂吃饭，而丽娟他们是梭织三厂的，也并不和我们在一个饭堂吃饭。
吃完饭，将餐盘、碗和汤匙分门别类地放好，连洗都不用洗，真是幸福。这是我来东莞后，第一次感觉良好。漂亮的花园式厂房，餐具也不用洗，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呢。而在农村，哪一口饭不是汗水掉泥土里砸八瓣换来的呢？
可惜这高兴并没有维持太久，当我们走进宿舍时，看到刚才那个女孩正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正对着我们的床指指点点，两人均是一脸肃穆。看到我们，那位大姐说：“那个下铺不能住人的，还是搬到上铺去吧。”
我意识到那张床可能别有隐情，但还是不甘心地问：“为什么不能住人啊？”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那个大姐终于支吾道：“那张床上死过人！”
１０８。
一听这话，我不由大吃一惊，心都“怦怦”地乱跳起来，恐惧地望着那张床。在我们老家，死过人的床要扔到外面晾很久，去过晦气才能再拿回家的。可这张床厚厚的灰尘表明，并没有被扔到外面去过晦气。而我一来就选中这种床，真的是好不吉利呢。
原来，以前睡在那张床上的女孩才只有１７岁，进厂不到一年就死了。进厂时因为年龄不够，还是拿她姐姐的身份证。女孩进厂时还算胖，只是不爱讲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就开努变瘦，人很快就瘦成了麻杆。很多人劝她医院看病，她都没去，不是不想去，而是实在没有钱。再说现在，很多人都是小病硬扛着，大病就回家看，如果实在花钱太多，回家也只能等死，谁有钱去医院啊。她其实身上也没有别的地方疼痛，只是感觉浑身没有力气。谁知在一次大赶货时，她就晕倒在工位上。保安赶忙将她送到医院，但走到半路就断了气。
李梅听到这里己浑身发抖，她恐惧地问：“那，厂里赔钱了吗？”
大姐苦笑一声：“赔什么钱？她是病死的，又不是工伤死的。不过，听说厂里还是补了她两个月工资，差不我两千块钱吧。”
我求助地望着大姐，结结巴巴地问：“那，那我该怎么办？”
大姐果断地说：“搬到那张上铺去。”
虽然对那张床甚至连铺在那张床上的席子和蚊帐都充满了恐惧，好在屋内还有四个人，我还是鼓起勇气，抖抖索索地把铺盖解下来放在另一张上铺上。那张上铺正好和李梅的床铺头挨头。李梅也是脸色苍白，不想再住那个上铺。但总归不是那张床，屋内也没有其它的空铺了，只好忍了。
那个第一次提醒我床不能住的女孩叫朱素贞，朱素贞叫那位大姐为红姐，我们也跟着叫红姐。我搬床铺时，朱素贞躲进蚊帐里化了淡淡的妆，还换了一件胸开得很低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工衣就匆匆出去了，很急的样子。我小声问红姐：“她是不是拍拖了啊？”
红姐不屑地撇了一下嘴，神秘地说：“不是，时间长了你们就知道了。”
朱素贞之所以没有去车间加班，因为她是查衫，比较好请假。红姐是清洁工，所以吃饭时间可以有一个小时休息。其他宿舍情况也类似，只间或看到很少的几个人在偌大的宿舍前走动，整层乃至整幢宿舍楼都还算安静。红姐说，这是因为最近针织一厂赶货，她们上的是直落班。所谓直落上班，就是早上去上班时打一次卡，晚上下班时打一次卡，中午和晚上吃过饭她们就不回宿舍了，而是直接进厂区。虽然大多是计件工资，工资只按你做出件数的多少来定，但倘若迟到或没到厂里统一规定的下班时间早退，还是要被扣工资的。
红姐很健谈，对厂里各种掌故如数家宝，这也对怪，她己经在这个厂做了五年了。本来是车位，去年在工位上晕倒才托关系转成清洁工的。说到这里，红姐叹了一口气：“我老了，哪里象你们，年轻就是好啊。”
我安慰她：“你也不老呢。”
红姐忽然问：“你们猜猜，我多大了？”
１０９。
我看了看她的脸，皮肤粗黑干糙，皱巴巴地贴在脸上，表情一动就有很多细小的皱纹，头上也有了根根白发。看上去应该和我妈妈年龄差不多，但我妈妈己经４５岁了，我保守地问：“４０岁？”
她咧咧嘴笑了：“你把我说得太年轻了，人家都说我最少４５呢，其实我才３７岁。”
我和李梅面面相觑，李梅快言快语道：“３７岁？你年上去这么老呢？”
红姐解嘲地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十年后比谁都老。’我还算好的啦，厂里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在国外加班更多，那才叫老呢！”
我这才知道，虽然金秋厂是香港人管理，但是一家跨国公司，在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分厂。大多数分厂都在那些穷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毛里求斯等等。也有在发达国家的，比如美国的塞斑岛。特别是美国的塞班，从哪里回来的人说，都是监狱式管理，做满三年要少活二十年呢。
红姐的话说得我和李梅胆颤心惊，我们还想问更多，上班的预备铃声响起，红姐象受惊似地跳起来，箭一样冲出门外。
陈刚和丽娟他们也是加班的，我和李梅正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李清来了，还给李梅带来了一瓶“老干妈”辣椒酱，她怕一向嗜辣的李梅吃不下饭。李梅很想让她带我们出去转转，但李清说仓库还有事，便急匆匆走了。
刚来半天，我对金秋厂就只有一个感觉：忙。似乎人人都忙，忙得连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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