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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狼烟:蒙古铁骑兵-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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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复笙蓝钡幕锇椤Ｍ侠子钟辛龅涨椎亩樱渲杏腥鲎隽嘶实郏鞘牵撼ぷ用筛纾�1251年至1259年，为蒙古国第四任大汗，在中国的史书中为元宪宗；四子忽必烈，继蒙哥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为伊利汗国主，《史集》一书直接称之为“伊郎国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第三代，因为有父祖开创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当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因为蒙古人的传统，免不了还要学习驰马疆场，但是也有了条件接受一些较好的教育，和起于草莽的成吉思汗迥异了。1251年，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公元 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为此，朝廷下了一道诏书，公告天下。
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2）
在古代，朝廷的诏书也都是很好的文章，因为写诏书的人都是当时文人的冠冕，如果没有一流的文章手段，做皇帝的也不可能任用他来为自己草诏，所以，这些诏书也都可当作好文章来一读，这类文章一般来说，都非常大气、庄严，又有雄辩的说理，又有华丽的辞藻，甚至还有平易近人的态度，让天下的人听起来能够心服口服。不信的话可以试读一下这分诏书，诏曰：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义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
刘秉忠生于1216年，比忽必烈仅小一岁。当时的北中国，由辽、金两朝的统治已经超过了两百年，刘秉忠的父亲和爷爷，都曾经是金国的官吏。由于家庭有入仕的传统，十七岁的时候时候，刘秉忠也曾进入当局的下级机构做刀笔小吏，算起来这一年该是1233年，而金国被灭也在这一两年间，而此前数年华北地区早已经兵戈不断，可见刘秉忠刚刚参加工作，就是在蒙古国的行政序列中，只不过象他这样下级的文官，实在无须对局势负什么责任，专业技术人才，不管怎么改朝换代朝廷都是需要依靠的。
然而，刘秉忠这个人看来不是凡品，不久以后，他因为不甘心于这份下级文吏的工作，终于弃职到武安山出家为僧了，这时候他的名字叫做“子聪”。1247年，三十岁的僧人子聪，因为游历云中（今山西大同一带），不知因为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他被忽必烈招进了幕府，从此深得忽必烈的器重。他们曾经在一起讨论过“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等高深的政治理论问题，忽必烈非常喜欢让这些有学问的汉臣给他讲历史掌故，最喜欢听的是讲唐太宗等帝王的治国故事。某一年，忽必烈的哥哥蒙哥继承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于是指派忽必烈主管漠南汉族地区的军国事务，“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可谓所用得人。
追随忽必烈十余年以后，刘秉忠奉命还俗，又过了十年，刘秉忠去世，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常山王。
刘秉忠一生的事迹，除了上面说到的主持改国号、制朝仪以外，对今天更有影响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兴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后近千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繁忙的工作之余，刘秉忠还有兴致从事文学创作，他曾自号“藏春散人”，后人结其作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这样写的：
［干荷叶］《漫兴》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这是一首言短意长，非常让人喜爱的小诗，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断被人们引用的名句。
就是这个刘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议改国号为大元。
从 “大元”这样的国号可以看得出，忽必烈的志向是很高远的，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又过了八年，大元的海军在厓山大败宋军，宋亡，他终于得到了南宋数千里的锦绣江山，大元至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富庶，最难于想象的大帝国。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疆域，古人有很多描述：
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3）
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有人说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人裹挟西亚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等等来犯中国人的时代，是中国的黑暗时代，但是，这又的确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一段历史，不容我们跳过，不容我们视而不见，它的首都是今天中国的北京，它的人民绝大部分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因此对这一段历史，我们除了更多的来了解它、研究它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在司马迁的时代，秦人还是被看作蛮夷之族的，《史记天官书》中就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真正的中原，只不过是今天河南一带可怜的一块小地方，秦人得天下是夷狄入主中原，汉人得天下，也是夷狄入主中原，因为###于楚。由此看来，天下实在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一说，有的只是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后不同而已。
这里还可以举梁启超的一段话来作佐证，梁启超曾经研究过夏商周时代，中国境内的诸侯国的数量问题，他写道：
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最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
我们以梁启超的研究为基础再作推论，在今天中国版图之内，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北西北，西藏川滇，夏商周时代的部落国家将“数以万计”，如今安在哉？时至今日，要再来寻找“天下的正宗”，实在是无从找起。
回到十三世纪的中国，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南方，南宋政权维持着“偏安”的局面，而北方，则从辽宋并立，到金兴辽亡，已历经了二百多年，改朝换代再三了，而且还有建国于陕北宁夏河套一带，两百年来屹立不倒的西夏国，还有辽亡以后由辽宗室割据西北新疆地区建立的西辽国，在南方，也并非是南宋一家的天下，云南有大理国，据有青藏高原及今四川云南西部的还有吐蕃。这样七折八扣，剩下的，才是南宋的地盘，而且，南宋早已经先后向辽金纳贡称臣多年，在这种形势下，就算蒙古人不来一扫六合，天下也早已经不是赵宋的天下了。
更搞笑的是，宋元两家还是灭金战争中的盟军，元人知道，宋人在金兀术时代，就和金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主动约宋共击金国。听说蒙古人要约宋共同伐金，宋朝廷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南宋助蒙古人灭了金，本打算趁乱抄点地盘，得点好处，可是未遂，反而给了蒙古人伐宋的口实。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不是局外人能够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南宋海军于1279年大败于元军，南宋灭亡。
总而言之，大元朝于公元1271年得名，从这一年算起，在中国这块地盘上统治九十七年。此后的中国还有最后两个封建王朝，都不约而同的继承了元朝的传统，不再用建国者崛起之地的地名为国号，这一点实在是由元朝的忽必烈首开风气。朱元璋在创业时代曾经称过吴王，也曾用过“宋”的国号，但是，当他真的全取天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正式的国号定为“明”。满州人在东北建国，是辽、金的故地，一度称“金”，不过入关后不久也就改成“清”了。“明”和“清”都是不错的国号，昭示着帝王们希望政治清明、天下为公的理想，如同得大位不久的忽必烈一样，都是有大志存焉。
60万欧洲联军灰飞烟灭（2）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
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帝国向西称霸欧洲之路（1）
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欧亚大陆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生活方式。在海地区崛起了一连串以农业、工业和贸易为基础的富裕而人口众多的伟大帝国——西部有巴比伦、埃及、亚述、希腊、波斯、迦太基和罗马等，南部有印度河文明，东部有中国。而在辽阔的内陆，人类必须同极端的温度、靠不住的降雨量等等作斗争，因而顽强得多的社会成长起来；这些游牧部落依赖牲畜群生活，跟随它们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
沿海帝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永久性定居：人们居住在村庄和城市中，年年岁岁耕种同一片土地。而在欧亚大陆内地，社会情况截然相反：随着季节变迁，人们举家赶着畜群迁移，他们居住在可在一小时内拆除并运走的毡包或其它临时性建筑之中。
在欧亚大陆内地的所有地方，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但是，这里最富饶的部分是一片大草原；它从50度纬线两边起，延伸4000英里，从西部较为茂密的乌克兰平原到东部气候恶劣、婉延起伏的蒙古丘陵。在这个大草原地带的南面．有一个半干旱地带；它在一些地方与地球上的一些最荒凉、最令人望而却步的沙漠相毗连：里海和威海之间的乌斯秋尔特、伊朗东北部科佩特山脉以北的卡拉库姆、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克孜勒库姆、群山环绕的塔里木盆地中的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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