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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生常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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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冯顺桥受贿不足百万，有五个原因。
一是因为此前媒体的报道，如上文所言，绍兴房地产官商勾结，众多官员纷纷落马，地产窝案接连被曝，曾任市委一把手的冯顺桥岂能脱了干系？一个开发商从冯顺桥处得到成百上千万的好处，上亿的拆借资金，13年只给了冯35万的好处，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相比之下，引用媒体的报道说，“张吉太落马，与房地产公司有关。张在担任上虞市交通局局长期间，多次擅自将1690万元国有资金出借给周永兴的上虞市物业公司等企业，为此收受贿赂108万多元，赌博筹码港币12万元。”出借资金一千多万，受贿款就是一百多万。而这个张吉太，也就是检察机关认定的买官者。
二是张吉太与冯顺桥之间因“买官卖官”的关系，受贿万元。既然冯能把官帽卖给一个“年龄偏大、口碑不佳，升迁困难重重”的干部，为什么就不能卖给别人？提拔这样的干部，现在各地都不鲜见。其他的年富力强、口碑好的干部就不会行贿？一个干部行贿都有40多万，恐怕冯顺桥提拔干部受贿不止两个、三个吧？
三是冯顺桥身居省政府秘书长之高位，既然此前已有受贿，在省一级更高的视野内，岂能袖手？浙江省是经济强省，思想解放，恐怕仅年节的礼金就不只百万。许多被查处的贪官在法庭上也承认这是一个潜规则。
四是媒体屡见不鲜的，县处级干部贪污受贿几百万上千万，更有四川一镇书记受贿千万的例子，官居省政府秘书长，其受贿案仅不足百万，谁能相信？
五是冯顺桥官居高位，除了查出的这两笔案款外，难道就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可是近年来查处的*案件共同的特征呀。恐怕无一例外吧。如此说来，冯顺桥秘书长除了这两起案件外，真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呀！
此前有媒体报道，“查冯顺桥其实很容易，查查绍兴市区的旧城改造和护城河治理如何招投标就够了。”有人说，冯的亲朋好友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几乎承揽了所有工程。现在看来，根据起诉指控的事实，冯在绍兴城市大规模的改造中是一清二白。
“相比碌碌无为者，冯给这个地方留下了诸多个人烙印。”绍兴民间人士赞美说，冯在任期间，大力主持旧城改造，在塑造政绩同时改善了绍兴环境，是“绍兴2500年建城史上对绍兴改变最大的官员”。
可能，笔者也有仇富、仇官的阴暗心理，才会写这样的文章。但客观的事实是，有关这个案件报道中所披露的事实，确实有违常理。也许，检察官们只能查出这两起案件，其他的没有证据。也许，因为别的原因，没有深查。也许，还有别的媒体没有报道的原因。尽管现在倡导政务公开，其实老百姓们了解的事实是不很充分的。
公务员“住房解困”老百姓咋办？
日前公布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消息，因不涉公务员而引发热议。此事余温未退，今日又看到《上海部分公务员获住房解困补贴》的报道，称春节前，上海本地部分公务员以及部分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陆续拿到了一笔房贴。根据级别及部门的不同，公务员可拿到的房贴金额从数万元至十几万元不等。最低级别的科员能够按照65平方米的面积额度获得补贴，每平方米按照1400元计算，则可以拿到约9万元。级别越高，则能够获得的面积额度越大，每级递增5平方米。有关文件称此举为“住房解困”，而这些补贴资金的另外一个称谓是“住房困难补助”。文章称，考虑到上海市大约有八万名公务员，若按半数发放估算，所需资金亦有数亿元之多。
咋听公务员“住房解困”，很不理解。在笔者看来，公务员是除明星大腕和企业老总外，住房条件最好的一个群体，如何出来个“住房解困”，“困”从何来？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公务员们的住房水平。在许多城市的繁华地段，均建有公务员住宅。在许多党政机关，房改前参加工作的公务员，每人至少享受过一套福利住房。近年来，各地又利用政策的漏洞，建了一大批住宅，尽管有的是以办公用房的配套设施建的，有的是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建的。而房改后参加公务员的，多数也享受到福利住房，部分没有享受福利住房的，也都得到了数量不菲的住房补贴。从整个住房情况看，公务员群体的住房情况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公务员享有两套福利性质的住房是很平常的事情，一些领导干部享受多套福利住房的情况在老百姓眼里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其次，公务员们的住房是最廉价的。近年来，各地纷纷曝光，一些党政机关大肆建设豪华住宅，有的是建别墅，柳州厅级干部别墅事件，四川交警别墅事件，等等，不绝于耳。党政机关因为手中握有人民赋予的权力，可以以极低的价格甚至于无偿获得土地使用权，并且可以从单位建设费用中拿出部分经费对职工住宅予以补贴，所以，公务员们可以以低于市场商品房很多，有的是不足一半的价格获取住房。这些媒体均有报道。
第三，“困”与不困，需要比较才能下结论。只要和普通老百姓的住房比较一下，恐怕任何人都不会得出公务员住房困难的结论。这还不包括居住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群体。因数量有限、条件苛刻，更有些弱势群体连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也享受不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公务员住房都不“困”。所谓“解困”一说，只是巧立的一个名目罢了，关键在落脚点“补助”二字上。
我从来不反对提高公务员待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改革发展的目的，公务员当然也不例外。我也从来反对那些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诸如此类的提法。公务员群体也都不容易，也应该充分地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从“养老金改革”和“住房解困”这两个事件看，如果媒体报道属实的话，公务员们作为政策的制定者，是把人民群众置于脑后和身后，率先给自己切了一块“大蛋糕”，率先享受了发展的成果。
在讨论养老金和住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目光停留在繁华的都市，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想一想，在广大的农村的9亿多农民兄弟，他们老了，谁来养老？他们能享受多少住房上的财政补贴和困难补助？
评开封副市长讲话指导漯河工作
看到这个题目大家不要惊讶，也不要以为开封副市长手伸得长越权漯河工作，事件缘于开封副市长的一篇讲话中，竟然“要站在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高度”，而且和之前一篇报道漯河消防的文章大同小异。
今天，看到了《羊城晚报》报道《怪！河南两市官员讲话稿竟雷同 被网友爆出》。文中指出，1000字稿件有800字相同，开封稿中竟有"；构建和谐平安漯河"；字眼。据网友爆料，在“中国消防在线”上，3月13日来源于“河南开封消防支队”，署名刘铁柱的稿件《开封市副市长：消防工作也是派出所的“主业”》，与3月4日来源于“河南漯河消防支队”，署名张建华的稿件《漯河政法委书记：防火监督是预防火灾的前沿阵地》内容竟然大同小异。在帖子中，网友贴出了两篇稿件的内容对比，其中“开封稿”中的一句话“站在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高度……”还被网友用红笔圈了出来。帖子迅速引起上万网友的关注。
对比两篇稿件不难发现，分为四段的两篇千余字稿件中，前三段800余字除时间、地点和人物不同外，内容几乎一字不差。“最近一段时期，全国相继发生了多起恶性火灾事故，不仅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纵观漯河（开封）全市消防安全工作总体情况，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重特大火灾甚至群死群伤恶性火灾事故……”“开封稿”中唯一的一处“疏忽”在第二段最后，一处“漯河”的字眼并未像段落中其他地方一样改成了“开封”，因而才会出现“构建和谐平安漯河”的破绽。
日常工作中，写材料总是要参考别人的文章的。这很正常，我们总说要借鉴别人经验，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参考和抄袭是有严格的界限的。把别人的文章拿来改头换面，署上自己的名，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文中所说的“文抄公”居然连人家文章中的地名都不换，是抄得太大方了，太出格了。好在没有把“开封副市长”的职务抄成“漯河政法委书记”，否则组织部门的也不干了。
我在工作中，真得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各项学习教育活动中，有的人为了应付差事，东拼西凑，也有抄得过头的时候。比如，某“工商管理干部”的先进性教育材料中，出现了开创“公安工作”新局面的字眼，某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心得体会中指出，本次“先进性教育活动”收获很大，等等。
但是作为一位副市长的材料，出现这样的问题，让人大跌眼镜。副市长在事件发生后面对媒体的解释更让人大跌眼镜。刘铁柱副市长说，“是有抄袭这回事，不过不是我，是我们聘请的一位文字雇员发表后署我的名字。”这更就奇怪了，别人写文章署你的名，看来这位副市长连个“文抄公”都不是，简直是“抢劫”了。
我也知道，在工作中，领导干部是很少亲自动笔写文章的。秘书写好了，自己过过目是好的了，有的看都不看，直接拿着稿子上台讲话，才出现了“领导，冒号”，“此处可能有掌声”的笑话。这篇文章，我相信副市长不一定看过这篇文章，起码是没有认真看。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副市长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
刘副市长还有更妙的奇谈怪论，“我们的宣传任务都很重，我的经验是‘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这个稿子要不出现‘漯河’两个字，别人也不会看出来。”
一说是宣传任务重，这不假，但对待工作不能因为任务重就应付差事，这不像一位领导干部的做法。消防工作责任重于泰山，宣传工作尤其马虎不得。刘副市长这样的态度，如何指导消防灭火？
又说文章都是抄的，只是这篇被看出来了，言外之意，署名刘副市长的文章全是抄的，而且是别人帮着抄的。只是苦了所谓的“文职雇员”了，辛辛苦苦写文章署别人的名字，不如抄来应付省事，结果出事后据说被开除了，何错之有？
管中窥豹，难道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都这样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官场潜规则源于自利心理
韩非子说过，人性自利。他举了个例子说，做轿子的人都希望人们当官，做棺材的人都盼着人死，这不是因为这些匠人心好或心坏，而是因为人当官后才买轿子坐，人死了才买棺材，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性自利。韩非是荀况的学生，继承了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我不敢妄评荀子人性恶和孟子人本善观点的对错，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人性中存在自利的特点。
我党一直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平同志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胡总提出了以人为本等，这些都是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要求。我也坚信，绝大多数党员领导干部是心忧天下，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和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的。在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舍身取义的仁人志士身上，在那些为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舍小家、顾大家、无私奉献的好干部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的自利思想。
但不容否认，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入，一些人放弃了党性原则，暴露出了其人性自利的一面。我们近年来查处的贪官莫不如此。一些干部做工作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一些干部做事前先考虑对自己是否有利，这些干部身上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品质，哪里还有一丝为人民服务的胸怀？在他们心里，充满的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指出过的自利心理。这些干部，哪怕是为人民群众干一点好事，想的也是如何来骗取人民群众的好感甚至是选票，如何让自己得到提拔和重用，如何来换取更高的级别和待遇，如何给自己捞得更多的好处。正因为有了这些害群之马的自利心理在作祟，才有了买官卖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鱼肉百姓，贪污受贿，才有了所谓的官场潜规则。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一到临近退休，考虑问题总是想着自己退休后如何如何，才有了“59”现象；一些领导干部，一当上领导，就想着如何行使特权，如何在群众面前耍威风，才有了“35”现象，等等。
在我看来，适当的自利心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允许的，比如刑法中规定了一个紧急避险的内容，就是为了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免受侵害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第三方的利益的一个规定，即使避险过当，责任也很轻。一个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可以去花费很多的时间去锻炼，甚至于可以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个人，可以为了自己生活的幸福，去努力拼搏，拼命工作，只要不违法乱纪，没有人会指责这种行为有何不当。
但是，既为干部，既然担负了一定的领导职责，考虑问题就不应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只站在如何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的角度去开展工作。也要经常想一想，如何为人民群众谋些福利，让事业科学发展，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否则，这样的干部就是严重的不称职，就是渎职，就是在犯罪，就落后于普通群众，就更有愧于党员的称号。
综上，窃以为，作为领导干部，就要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先国家，后集体，然后才是个人利益。或者，退一步讲，在考虑个人利益的同时，至少也该考虑一点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另外，我们的各级组织人事部门，也要严把用人关和考核关，不要让那些充满自私自利思想的人长期呆在领导岗位上，否则，于国于民都是损失。当然，组织人事干部更要自身过硬，而不是只算计别人，不量自己。
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
同学某君从区里的副职提拔到县里担任正职后，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日一见，感觉变化很大。首先是这位仁兄自信了许多、自负了许多，甚至于眼神里也透出一丝威严和坚定，这种品质和气象，只有在一把手的岗位上才能磨练培养出来，绝不是能装出来的。其次是一改往日之平和，责任心大大增强，言辞间均是忧国忧民之感慨，与副职时的淡泊和超脱截然不同。这可能也是缘于所谓的“一把手”现象吧。
与朋友聊起这种现象，都深表赞同，估计大都谙于此道吧。“宁为鸡头，不为将尾”，估计也是古代一位深谙此道的高人提出来的。
当前一把手现象不是偶然，也绝非个别。
联想到2200多年前的韩非思想，不仅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影响深远，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学习，更有人把其与意大利的马雅维基利一起奉为术治思想之鼻祖。甚至于在参加党校学习时，党校的教授都推荐了这两位的著作。现在有些领导向韩非学习的不是其理论之精髓，而是如何与人勾心斗角，如何用人御人。记得在一次与朋友的争论中，我评价韩非思想对当代人仍有遗毒，提到了一把手现象。
“一把手忙不过来，副职不敢忙”。这是我对一些单位领导班子的评价，但是这是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的，是从积极的角度讲的。事实上，有些单位的一把手干工作一杆子插到底，事无巨细都要管，没有三头六臂，当然忙不过来了。有些副职责任心不强，工作能推就推，能不管就不管，反正成绩是主要领导的，出了问题也是主要领导首先负责，当然不用忙了。一把手不愿放权，副职无权则无内在动力。症结所在，权力二字。功利之心，一目了然。
时间一长，不仅领导干部自身受损失，党的事业受损失，影响更多的是群众的利益。毛主席60多年前写了篇文章，叫《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早就指出了这些问题，看来还是老人家高瞻远瞩呀！
还是小平同志那句话，制度更靠得住些。如果我们的工作不靠制度约束，而仅凭自觉，显然是不够的，尤其是领导往往落后于群众。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是用来规范工作的，是用来执行的，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不执行的制度就是一张废纸。现在这样的废纸到处都有。
市长愧疚：万封来信仅两封表扬
日前，在呼和浩特市政府全体会议暨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市委副书记、市长汤爱军在大庭广众面前“言感愧疚”，他说不久前接到一封署名为“老党员”的市民来信，信中对市政府所作的惠民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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