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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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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康生等制造“新疆叛徒集团”冤案，诬陷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131人“投敌叛变”，“潜伏我们党内”，是“叛徒集团”。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等92名干部受到迫害，马明方等26人被迫害致死。
30。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刘澜波、栗又文、于毅夫等42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人的冤案，进行诬陷、迫害。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提起公诉（5）
31。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北平、上海、天津、广东、四川、云南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招降纳叛”，是“国民党”、“叛徒党”、“美蒋别动队”，提出“一定要从地下党开刀”，致使各地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大批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党员和群众被诬陷为“叛徒”、“内奸”、“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美国特务”、“间谍”、“反革命”。黄永胜等制造了“广东地下党”冤案，使7100多人遭到诬陷、迫害，林锵云等85人被迫害致死。
32。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制造了大批冤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黄永胜等在广州部队制造“反革命集团”冤案，诬陷副司令员文年生等“夺权搞政变”，株连700多名干部，文年生等被迫害致死。吴法宪等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74人，顾前、刘善本被迫害致死。李作鹏等诬陷、迫害海军大批干部、群众。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20人，雷永通等3人被迫害致死。邱会作等在总后勤部私设监狱，刑讯逼供。被邱会作直接诬陷、迫害的有462人，申茂兴、王述臣等8人被迫害致死。
33。 张春桥、王洪文等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攻打“工人赤卫队”，伤残91人。王洪文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关押、打伤650人。
34。 张春桥、姚文元在济南支持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镇压群众。制造了省革命委员会大院武斗事件，拘捕关押388人。
35。 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40多人，冒充红卫兵，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查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36。 张春桥在上海指挥反革命特务组织“游雪涛小组”（代号244），专门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法西斯特务活动。为张春桥搜集、编造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97名领导干部的材料，绘制了《华东局黑线人物关系图》，并编写了300期《扫雷简报》和《动态》，提供了100多万字的情报材料，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83人。
37。 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迟群、谢静宜利用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上海、辽宁等地的江青反革命帮派体系骨干秘密串连，互通情报，并搜集一些省委领导干部的讲话记录和省委文件，编写《走资派还在走》、《情况反映》等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材料。
38。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骨干的指挥、煽动下，冤狱遍于全国。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界的大批干部、群众和大批归国华侨遭受诬陷、迫害，致残、致死。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遭到诬陷、迫害，黄绍、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杨、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瑞麟、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教育界，仅###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万多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敬、王守融、顾毓珍、李广田、铙毓泰、刘盼遂、马特等被迫害致死。科学技术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两个研究院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万多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分类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直属14个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详、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人等被迫害致死。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被迫害致死。全国劳动模范大批遭到诬陷、迫害。著名劳动模范孟泰、时传祥等被迫害致死。归国华侨、侨眷，仅19个省、市被诬陷、迫害的就有万多人，281人被迫害致死。方方、许立、黄洁、陈序经、黄钦书、陈曼云等侨务界著名人士被迫害致死。全国各级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农村社队和城镇街道的干部、群众，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爪牙”等，遭受迫害的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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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诉（6）
（三）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39。 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等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伙同周宇驰、王飞等组成“调研小组”。林立果为头的“调研小组”组成为“联合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林立果等利用这些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40。 1970年9月以后，林彪加紧了反革命武装叛变的准备。制订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注：一种导弹代号——编者）、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空军第五军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广州民航局政治委员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41。 周宇驰、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探听到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的内容，当即密报林立果、叶群，顾同舟并书面报告叶群。李作鹏在武汉得到武汉部队政治委员刘丰关于毛泽东主席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谈话内容的密报，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叶群接到顾同舟、黄永胜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1971年9月8日，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封亲启件。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频繁联系。同日，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信，信中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此信由林立果、周宇驰交给王飞，要王飞必要时送给黄永胜。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先后在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分别向刘沛丰、江腾蛟、王飞、李伟信和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陆军第一二七师政治委员吴光烈等传达林彪的武装政变手令，具体策划部署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指派江腾蛟为上海地区第一线指挥，密谋用火焰喷射器、四O火箭筒打毛泽东主席乘坐的火车；用炸药炸苏州附近的硕放铁路桥；派飞机炸火车；炸毁专列在上海停车点附近的油库，乘混乱之机杀害毛泽东主席；或由王维国乘毛泽东主席接见时动手。林彪、叶群同时还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指使周宇驰等从空军司令部索取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国家电台频率表，北京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和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广州、福州地区机场资料。
42。 1971年9月11日晚，王维国打电话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回北京。林彪、叶群获悉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计划破产，就阴谋策划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策划“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9月12日，林立果、周宇驰分别给江腾蛟、王飞、于新野、胡萍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副处长王永奎等布置南逃。胡萍等安排了南逃广州的飞机8架，派256号专机送林立果去山海关，并让这架飞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使用。王飞、于新野和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等拟定了南逃人员名单，研究了分工和具体行动计划。当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追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的情况，命令该机立即返京。胡萍一面谎报去山海关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命令；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叶群和林立果接到关于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密报，即与刘沛丰等到山海关机场仓皇登上飞机，不等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服务员上机，飞机航行灯也没有开，就命令飞机起动滑行，于9月13日零点32分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1971年9月13日3点15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携带所窃取的大批国家机密文件和大量美钞，在北京沙河机场劫持3685号直升飞机外逃。驾驶员陈修文发觉后，采取措施回飞到北京市怀柔县，降落时陈修文被周宇驰杀害。
提起公诉（7）
43。 林彪叛逃前，周恩来总理决定，256号专机必须由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但李作鹏给海军山海关机场场站下达的命令篡改为“4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并说：“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9月13日零点20分，256号专机准备起飞、尚未发动时，场站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竟推托说：“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以拖延时间，使林彪得以乘机外逃。事后，李作鹏又涂改电话报告记录，掩盖罪行。
44。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为了掩盖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分别销毁了他们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以及笔记本、照片等罪证。
（四）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45。 1967年7月，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1973年9月，王洪文对王秀珍说：“要建立全国民兵总指挥部，由我亲自来抓。”1974年3月，王洪文再次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上海）市委手里。”1975年1月和8月，王洪文在北京和上海，多次对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洪文还说：“要警惕修正主义上台”，“要准备打游击”。1976年2月，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我是抓住不放的，你们可给我抓好”，“部队靠不大住”。
46。 1976年5月7日，姚文元在北京同上海写作组成员陈冀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陈冀德回上海后，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作了传达。8月，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上海写作组在《红旗》杂志发表的《加强工人民兵建设》一文中，提出这支民兵武装力量“要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为暴力镇压和武装叛乱进行舆论准备。
47。 1976年8月，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在延安饭店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进行了半夜密谈。丁盛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根本调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我很担心”，“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立即检查给民兵发枪的情况。随后突击发枪74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为发动武装叛乱作了具体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了丁盛到上海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和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张春桥对徐景贤说：“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3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48。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5天、3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万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治委员李彬山和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10月9日，施尚英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万余件，调集车辆225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了联络系统。钟定栋进一步制定了“捍一”、“方二”武装叛乱的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设置三道“控制圈”，部署对上海首脑机关、车站、码头、机场、港口、浦江隧道、桥梁和其他交通要道的控制，规定了口令和暗语。10月12日，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拟定了21条反革命标语。10月12日晚，王少庸、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陈阿大等又开会进一步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控制报社、电台，封锁中央发布的消息，准备切断电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堵塞吴淞口，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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