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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到俄罗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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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未说，阿尔特曼死前喊了一句：“他们害死了我！”“他们”当中自然包括法捷耶夫。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0）
运动虽然在全国展开，但正派知识分子并未积极参加，他们甚至同被点名的人来往。斯大林看到政治压力不够，还需要增压，再作一个与反爱国主义斗争的报告。任务落到西蒙诺夫头上。西蒙诺夫在知识分子当中素有自由主义的美誉，是适合人选。1949年2月的一天晚上，博尔夏戈夫斯基正在西蒙诺夫高尔基大街寓所，突然有人给他打电话，西蒙诺夫回答道：“我考虑一下，过半小时给你回电话。”这是联共（布）中央政工人员马斯林受马林科夫委托打来的电话，委托西蒙诺夫作反对世界主义的报告，即纳吉宾所说的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不肯作的那个报告。没过十分钟，西蒙诺夫就给马斯林回电话，同意作报告。他对博尔夏戈夫斯基说：“我作报告比别人更合适，不能再粗野谩骂了，应当学会用文明语言辩论……我作了报告便更加有力。我能帮助很多人，这也许更为重要。”西蒙诺夫怎能使残酷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文明化呢？不过是接受任务时的自我辩解罢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谁也没预见到与反爱国主义剧评家的斗争的可怕后果，法捷耶夫是这场斗争的始作俑者。我一开始便不赞成法捷耶夫如此残酷地对待那些剧评家。法捷耶夫看中索弗隆诺夫的充沛精力，但并不了解他的为人，把他当成自己的帮手，而索弗隆诺夫一有机会便成为自以为是的文学刽子手。”西蒙诺夫把责任推给法捷耶夫及其帮凶索弗隆诺夫，对自己的责任只字不提，临终前也毫无忏悔之意。
1949年2月18日，在文学家中央大厅召开莫斯科剧作家和剧评家会议，西蒙诺夫作了题为《苏联戏剧的任务与戏剧批评》的报告。西蒙诺夫尽管使用了文明语言，但报告的火药味决不次于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他们是这样的人，”西蒙诺夫点了七个人的名，“在他们对我们苏联剧本的评论中，充满卑鄙的恶意和恬不知耻的狂妄，正像法捷耶夫在作协理事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打击先进的剧作家，把他们置于充满恶意和敌视的气氛中。”先进的剧作家当然是指苏罗夫和索弗隆诺夫之流，即他后来称之为文学刽子手的人。“这几个人的活动超越于苏联艺术之外，已被党和报刊所揭发？他们的反爱国主义观点已尽人皆知。我在这里再次强调，反爱国主义剧评家活动中的最有害的一个方面，是他们正是一个集团，在反对苏联戏剧活动中互相支持。”接着他引用了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上讲话中的一段话：“在我们生活中总是有某种东西在衰亡。但衰亡着的东西不愿意轻易地死去，他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坚持自己腐朽的事业。在我们生活中也总是有新的东西在成长。但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而易举地生长起来的，他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发展的基础。”斯大林这段话是针对消灭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联盟而说的，莫非西蒙诺夫把剧评家比作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纲也上得太高了。还有更可怕的呢。西蒙诺夫把法捷耶夫定的反爱国主义剧作家集团说成只是核心，有核心，当然还有外围，帮凶，追随者，怂恿者，大大地扩大了敌人的范围。于是美术界、音乐界、科学界（特别是生物学和控制论等学科）都在揭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全国变成揭发世界主义的大战场，给苏联科学文化造成灾难性的损失。1949年4月7日《真理报》发表了尤·帕夫洛夫的文章《世界主义是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工具》，运动戛然而止。当然是斯大林下了命令，就像当年农业集体化失控时他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样。从1949年1月28日法捷耶夫等人的文章到4月7日帕夫洛夫的文章，只有两个多月。但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噩梦。多少人被开除出党，多少人被撤销了职务，多少人被从住宅里赶到街上。这场运动加固了斯大林体制的坚冰，直到1956年才开始解冻。
反世界主义是必然的，因为是斯大林的意图，但从批评几个剧作家开始却是偶然的。为增加政治压力作与世界主义斗争的报告是必然的，由谁来作则是偶然的。西蒙诺夫自己就曾怀疑是马斯林捣的鬼。但他并非非作不可，弄潮儿的心理在他心中苏醒了，在惊涛骇浪中弄一次潮将会增加他的社会声望，也会背上骂名。后一点，西蒙诺夫未必没想到。他对这场运动应负多大责任呢？他不作报告，同样会有人作。这当然是他的污点，但也不必像纳吉宾那样过分谴责。西蒙诺夫一度是苏联文学的风云人物，现已被人遗忘。像许多苏联作家一样，他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少年时光，我对他总还怀有几分怀恋。我想起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见到苏联著名艺术家涅伊兹韦斯内为赫鲁晓夫所设计的黑白相间的墓碑，涅伊兹韦斯内将如何为西蒙诺夫设计墓碑呢？但马上就想到西蒙诺夫没有坟墓，他的骨灰撒在白俄罗斯莫吉廖夫的土地上。也许，他想到还是不留坟墓好，免得将来受人亵渎。
蓝英年：时代的弄潮儿西蒙诺夫（11）
（原载《收获》2003年第2期）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1）
阿·托尔斯泰是中国熟悉的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粮食》、《苦难的历程》和《彼得大帝》对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较大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初期根据小说《彼得大帝》拍摄的同名影片曾在北京放映，彼得大帝由著名演员尼·西蒙诺夫扮演，演得极其出色。
小说《彼得大帝》，是阿·托尔斯泰的得意之作。他醉心“彼得大帝”题材，在写小说的同时，还编写了电影脚本和话剧剧本。话剧剧本《彼得大帝》1934年完成，同年由莫斯科第二艺术剧院排练，准备在该剧院上演。第二艺术剧院曾由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侄子米·契诃夫领导，辉煌一时。但1928年米·契诃夫离开苏联，改由优秀演员布列森涅夫担任经理后，剧院开始走下坡路，票房价值一落千丈。布列森涅夫为使第二艺术剧院再度辉煌，决定排练阿·托尔斯泰的剧本《彼得大帝》。想一炮打个翻身仗。布列森涅夫把宝押在阿·托尔斯泰身上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阿·托尔斯泰属于十月革命前成名的“旧作家”，并有伯爵爵位。他不接受十月革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红军与白军生死搏斗的年代，我站在白军一边。”1919年春天流亡巴黎。但不久觉得自己错了，需要转变，于是1921年秋天跑到柏林去编辑路标转换派的报纸《前夜报》。不久又觉得自己转变得不够，还需要转变，于是1923年夏天返回苏联，讴歌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立即得到苏维埃政权及其领袖的礼遇，日子过得舒舒服服，被同行戏称为“无产阶级伯爵”。像他那样经历的人回国后受到如此礼遇，除他之外别无他人。因此排练他的剧本不仅政治上保险，还能借用他的余荫重振剧院。
20世纪30年代苏联书刊检查日趋严厉。书刊检查人员生怕一不留神放过毒草，贻害读者，自己也跟着完蛋。剧目审查更严。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几经周折，才勉强同意话剧《彼得大帝》彩排。彩排邀请领导人和评论家观看，然后经他们讨论决定是否公演。
彩排安排在193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斯大林和全体政治局委员莅场。还有红色教授学院的一批教授，此外便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领导人和教授们分别坐在楼上包厢和楼下池座，保安人员则挤满楼道和出入口。
大幕拉开后，观众与其说观看话剧不如说观看斯大林。台上台下的目光都对准他，捕捉他脸上每个细微变化。扮演彼得大帝的演员上台前，布列森涅夫还再三叮嘱他：“尽量少表现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不然要犯宣扬君主制的严重错误。多注意斯大林同志的表情，你从正面看得清楚。”然而斯大林坐在包厢里端然不动，脸上毫无表情，未鼓过一次掌。离剧终还有一刻钟的时候，斯大林突然站起来离开包厢，向出口处走去。布列森涅夫吓得魂飞魄散，一路小跑赶过去送斯大林。布列森涅夫感到大祸临头，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壮着胆子夹在保安人员当中送斯大林走出剧场。但斯大林兴致很好，走到休息厅停住，同他谈了一会，并肯定了话剧《彼得大帝》。布列森涅夫顿时心花怒放，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斯大林走了很久之后，他仍一动不动地站在剧场门口，沉浸在幸福之中。猛地想起剧场里正在讨论彩排，他才转身返回剧场。
剧场里气氛非常紧张。舞台上的道具已经撤掉，上面摆着长桌和讲台。长桌后面坐着彩排审查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各个面带杀气。有40人登记发言，一个个走到讲台前发表自己对彩排的看法。他们从斯大林冷漠的表情和提前退场的举动中嗅出自己应持的观点。前十位发言的人都是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他们一致彻底否定这出话剧。情绪一个比一个激烈，措辞一个比一个尖锐。如头两个人猛烈抨击话剧，说它坏得不能再坏。中间的几个人在抨击上已无文章可做，便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与彩排有关的人身上，要求追究导演和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人员的政治责任，最后两位为了表现自己的高度觉悟，干脆要求追究剧本作者阿·托尔斯泰的责任，查禁小说《彼得大帝》第一部，并不允许第二、三部出版。布列森涅夫返回剧场时，第十一位发言人正提着皮公文包向讲台走去。他长得矮小，把皮公文包垫在脚下，以显魁伟。他厉声喊道：“同志们，我完全赞同前面几位同志的发言，我甚至找不出语言表达心中的怒火，来抨击这出极端恶劣的反革命话剧，作者竟把彼得大帝写得如此具有英雄气概，明目张胆地宣扬君主制……。”这时，布列森涅夫走上舞台，请求主席允许他打断矮小同志的发言，说几句话。得到主席同意后，布列森涅夫用挖苦的口吻说道：“同志们，法国有句谚语说得好，真理诞生于交锋中。今天我们就话剧《彼得大帝》彩排交换意见，必将再次证明这句谚语的正确。我很高兴十位发过言的人和第十一位正在发言的人一致严厉谴责这个剧本，因为我相信下面发言的人将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起码我已经知道有一个人持这种观点。一小时前斯大林同志同我谈话时，对彩排发表了如下看法：‘剧本写得很好。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英雄气概表现得不够。’我完全相信后面发言的人，如果不是全体，起码也是大多数，将会赞同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所以说交锋产生真理嘛。请原谅我打断极有教益的发言，大家继续发表高见吧。”布列森涅夫说完，大厅里一片死寂，接着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斯大林同志万岁”的口号声。站在皮公文包上的矮小教授仿佛被一场地震震得无影无踪，只剩下皮公文包了。第十二位发言的人仍来自红色教授学院，他是这样开始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述我对前十一位发言人的愤慨，他们竟然敢否定我们刚刚看过的演出，竟敢诋毁如此优秀的话剧。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剧本写得很好！’作者和导演的唯一错误，正如斯大林同志英明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是彼得大帝表现得还缺乏英雄气概！”下面发言的人完全赞同第十二位发言人的观点，同时严厉谴责前十一位的言论。中央剧目、演出检查委员会立即批准话剧《彼得大帝》的公演。布列森涅夫把矮小教授落下的皮公文包带回办公室，等他来领取，可他一直没来。
蓝英年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2）
斯大林并未看到话剧结尾，但政治上一向敏感的阿·托尔斯泰却感到有修改的必要。话剧是这样结尾的：彼得大帝咽气的时候，窗外涅瓦河上空雷雨交加，他所心爱的英格尔曼兰号巡航战舰渐渐下沉。这似乎象征彼得大帝的事业后继无人。阿·托尔斯泰再三修改，最后改成：彼得大帝临终前召开参政院会议，对参政员发表演说：“你们要知道，尽管不会很快，但按照自己新的方式继承我彼得事业的那个人必将出现。”
（原载《随笔》1995年4月号）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1）
苏联作家卡普列尔的名字在中国大陆恐怕无人知晓，但他的作品又恐怕无人不知。他就是在中国放映过无数次的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的电影脚本作者。他不仅是著名剧作家、散文家，还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人民最热爱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卡普列尔半生坎坷，几次大起大落，都是因为他太痴情、太真诚、太富于正义感的缘故。他妻子戏称他为“并非愁容的骑士”，除掉愁容外，他确实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一个普通的敖德萨青年，不到而立之年便发表了剧本《三个同志》和《矿工们》，并被搬上银幕，几年之间便成为苏联知名的剧作家。1938年莫洛托夫亲自主持十月革命题材剧本竞赛，卡普列尔应邀参加，并以剧本《起义》（即《列宁在十月》）一举夺魁。接着他又创作了《列宁在一九一八》。在苏联电影、戏剧史上，卡普列尔是第一个把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写进剧本的。这两部由罗姆执导、舒金扮演列宁的影片一上映，列宁仿佛又回到人民之中，卡普列尔由此名扬天下。但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他有幸或者说不幸结识了女中学生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并且一见钟情。如果斯维特兰娜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真挚的爱情也许会绽开艳丽的花朵。然而，斯维特兰娜是斯大林的千金，卡普列尔则是犹太血统的敖德萨人，因此悲剧就难以避免了。斯大林不准女儿同卡普列尔恋爱，除后者是犹太人外，还因为卡普列尔在《列宁在十月》中对斯大林颂扬得不多，对斯大林的政敌丑化得不够。1938年莫斯科第三次审讯刚刚结束，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除加里宁和莫洛托夫之外，统统被斯大林处死。斯大林想把自己说成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但卡普列尔根据当时掌握的资料，并未把斯大林同列宁并列为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尽管影片已夸大了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最初，斯大林只想把他们拆散，两人不再来往就算了，所以采取“先礼后兵”的做法。斯大林卫队长克拉西夫将军派鲁缅采夫上校给卡普列尔打电话，劝他离开莫斯科到南方去。卡普列尔被爱情冲昏头脑，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电话里叫他滚蛋。接着，好友作家西蒙诺夫再次劝他到南方去，卡普列尔依然不听。苏德战争爆发后，卡普列尔当了战地记者，1942年底，他飞往斯大林格勒采访。此时卡普列尔非但没冷静下来，在离别的煎熬中，爱情变得更加热烈。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L中尉发自斯大林格勒的通讯》，竟情不自禁地思念起斯维特兰娜来。信中明白无误地写道：“莫斯科现在大概正在下雪，从你窗口可以望见克里姆林宫的间谍。”连斯维特兰娜的居住地点都点出来了，等于向全国公开他同斯大林女儿的爱情。深知父亲性格的斯维特兰娜读了这篇战地通讯后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天真的卡普列尔闯了大祸。这时斯大林突然从办公室赶回家。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写道：
平时缄于言词、不动感情的父亲，这时已怒不可遏，喘不过气来，好容易才说出一句话：“都在哪儿？在哪儿？”接着又说：“你的作家的那些信都在哪儿？在哪儿？”我无法描写他是用多么鄙视的口吻说出“作家”这两个字。“我全知道了！你们在电话里的谈话都在这儿！”他拍拍他的衣袋。“快，都拿出来！你的卡普列尔是英国间谍，已经被捕！”
“可我爱他！”我说，我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你爱他！”父亲对这个“爱”字充满仇恨，大喊起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了我两个耳光……他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置我于死地的话：“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谁会要你！他身边有那么多娘儿们，你这糊涂虫！”说完他拿起所有信件、照片回餐厅去了。
这次短暂的爱情，以卡普列尔被捕、斯维特兰娜同父亲关系破裂而告终。著名作家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从电影字幕和报刊上永远消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两部影片，1951年在我国首次放映时，字幕上当然不会再有作者的名字了。
蓝英年：卡普列尔——中国最知名又最不知名的苏联作家（2）
1943年至1953年，卡普列尔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但十年的劳改生活丝毫未改变他的性格。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他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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