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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不忍成历史-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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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当时就哭了，因事先有专案组交代，大家只能面面相觑，默默无语。根据事先商定的办法，为节省时间，我们子女少说或不说，让母亲多说。母亲流着泪简单述说了一下家中的情况。其实，当父亲一见到我们几个被扒了军装的孩子，一切都不言自明了。见面时间很短暂，可能专案组对父亲有所交待，他很少说话，却从我们忧郁的眼神中读出了家人对他生命深深的忧虑。他说出了一句话让我们至今难忘。他说：“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
临别时母亲让父亲跟上面反映，能不能治治牙，否则怎么吃饭。父亲信心满满地说：“回去就给傅崇碧写信，过去我曾救过他的命！”果然，回去不久，在北京军区司令傅崇碧过问下，很快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装了假牙。事后我曾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1969年刚到北京，受杨、余、傅事件冲击，傅崇碧被中央文革和造反派追杀，父亲奉命对傅进行保护。他用一个排的战士将傅四处转移躲避追踪，我们家现在住的小院他都躲过。
1973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曾对父亲的问题做了指示：“总参党委研究一下，是否把阎仲川的问题看得太重了。”如果不是张春桥来到总参谋部“放火烧荒”，说总参谋部“批林”不利，包庇林彪死党，父亲或许就解放了。
八
1979年4月，即“四人帮”垮台一年半之后，父亲才被解除监管。但还留了个尾巴，说是回家后继续审查。又过了三年多，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父亲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却又根本未提“一号号令”的问题，只是笼统地讲父亲在总部以及此前在广州的“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以表明对父亲的隔离审查是有理有据的。父亲随即按大军区参谋长待遇离休。
粉碎“四人帮”后的1980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的特别检察庭和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进行审判。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与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是迄今为止记录“两案”审理情况最为详细的书籍。
该书提到“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特别是缺少过硬的书证，为此调集了14名来自军队要害部门的干部（多数是师职干部）破天荒地进入中南海，查阅中央核心机密档案，进行取证，也对林彪战备指示合法性问题进行了调查。
对查证的具体结果，该书未做交待，只是笼统地说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有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而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在以后“两案”审判对林彪、黄永胜等人的起诉和定罪材料中，都未提及“一号号令”和“反革命政变预演”问题，显然过去的一些说法已被排除。随着对 “两个凡是”的批判，按理说此事在当时应该有个结果，但父亲等到的却是沉默。
将近一代人的时光逝去了。1986年，有着秉笔直书光荣传统的中国史学界，终于首先打破了这难堪的沉默。他们不唯上、不唯书，经过大量的调查考证，以极大的求实精神和政治勇气对以往的“红头文件”提出重大修正。
在当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较客观地评价了“一号号令”的历史背景和过程，首次明确指出林彪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正式下达。
又过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作者强调：作为史书，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字完全采用客观叙事的方法，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概况，做出了“一号号令”不是阴谋活动的结论。还对由“号令”衍生出来的一些错误说法或传闻（如：知识分子去干校，老干部的疏散等）做了澄清。同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专文，充分肯定了该书作者排除干扰、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消息一经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振荡。这迟到的消息对父亲这样一批遭受池鱼之殃的号令执行者来说，更多的是勾起他们对往事苦涩的回忆，他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退休后的日子父亲过得恬淡而有规律，老俩口十分珍惜被人为分离近八年后再团聚的日子。父亲每天除陪母亲四处转转（主要是为了活动腿脚），一般上午看书，他是绒线胡同内部书店的常客。下午要去文津街俱乐部游泳。父亲的泳技不错，下水后一种蛙式，慢慢悠悠地可以游几千米。
除此之外，父亲也接受过几次央视关于辽沈、平津战役的采访。90年代初，八一厂拍摄电影《大决战》，导演组找过几次父亲，父亲带她们到平津前线转了几天，特别去了河北蓟县孟家楼和天津杨柳青两处四野平津战役的前进指挥所。导演组还带饰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特型演员到家中座谈，让父亲为他们介绍几位首长的工作和生活习性。
不是一件事情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他可能就此走到终老。1995年中央军委组织全军编写一、二、三、四野战军史。“四野”编写组组长韩先楚、副组长苏静诚邀父亲参加。理由是：父亲长期在“四野”总部工作，情况熟；1956年在广州军区时就来北京参加过罗帅组织的“四野”战史编写，有基础。但同一组原东北局的一些领导人却颇有微词，要将他排除在外。韩先楚、苏静顶住压力，据理力争，为此还找了上面，将父亲作为顾问留在了写作班子里。
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新的生活内容，尽管不需每天上班，他却非常投入。但“四野”史写作不顺利，焦点是对东北局前九个月工作的评价。随着韩先楚、苏静的退出和病逝，父亲感到深深的压力。尽管家人多次劝他，都被打入另册了何必那么认真。他还是给军委江泽民主席，张万年、迟浩田副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
2002年6月22日，父亲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享年80 岁。父亲的追悼会上，总参作战部的同志为父亲送来一副对联，上联：戎马一生认认真真，下联：驾鹤西去清清白白，横批：无怨无愧。我想，这副对联客观地评价了父亲的一生。
在父亲去世后的2006年10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佚名的文章《如何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者文中指出，评价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文中在对博古、项英等党内早期领导人进行客观公证评价后提到了“一号号令”。文章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号令”充其量是对敌情的过度反应，与其他无关。可是一些学者和老同志在写这段历史时，仍然沿用过去的提法，显然是不妥的。
早在90年代末，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即，一群与共和国同时走过来的孩子们就曾在北京丰台京丰宾馆聚首。他们是：毛泽东的女儿李纳、林彪的女儿林豆豆、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张爱萍的儿子张胜、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他们的父辈曾经怀着同一个信念共同创造了新中国的历史，战争年代他们是那样的亲密无间，然而一切在建国以后都变得复杂起来了。善良的人们谁曾想到，我们党内会出现那么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殃及了那么多的无辜，它给人们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孰是？孰非？到目前为止，谁也不愿轻易触动这一敏感问题。这些从小生活在父母政治光环下的孩子们，因父辈政治上的沉浮，都多有坎坷。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孩子们却用自己独有的方式，主动化解了父辈之间的恩恩怨怨。
从“号令”产生到今天，近4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更客观、更宽容地对待过去发生的一切，甚至昔日的敌人都成为了今日的盟友。对于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创造共和国历史的老人们，我们难道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对待他们吗？
亲临林彪坠机现场
——原驻蒙大使许文益眼中的“九一三”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影响下，许多共产党国家开始疏远中国。1963年10月，蒙古人民革命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共领导人给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制造分裂》的反华决议。1964年，蒙古当局把反华扩大到国家关系，开始对中国援蒙项目制造障碍，驱赶中国援蒙员工。蒙古国家宣传机器不断制造谣言，诬蔑中国对蒙古怀有领土野心……与此同时，→文·冇·人·冇·书·冇·屋←苏蒙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苏军开始陆续进入蒙古。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蒙，同蒙古签订了为期20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实际上是一个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军事条约。此后苏联部队全面进入蒙古，大批坦克和战机绕过首都乌兰巴托向南开进，部署在中蒙边境上，苏蒙两军在边境多次举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联合军事演习。据有关资料表明，中苏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驻蒙部队已超过8万，苏联实际上对蒙古实施了军事占领。
此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酣。在极“左”思潮的教唆下，红卫兵无视国际公法，四处出击。他们冲击了蒙古驻华使馆，并在使馆墙壁刷上“打倒蒙修”的标语口号；他们指责缅甸总理吴奈温是缅甸的“蒋介石”，砸了缅甸使馆；他们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1967年8月9日，蒙古驻华大使夫人乘车到北京东华门友谊商店购物，停车时无意中压着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传单，被“红卫兵”抓了个正着。“革命小将”怒火中烧，当即将汽车推翻焚毁，司机被扭送北京市公安局，大使夫人落荒而逃，躲进了友谊商店。在国内，这类事件的屡屡发生，无疑使日益恶化的中蒙关系雪上加霜。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美国从全球战略考虑，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中国方面而言，要应对苏联的战争威胁，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过调研，经毛泽东同意，形成了新的战略决策：对苏联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着手同美国改善关系。
中美关系的缓和，打破了“冷战”时期东西方相持已久的“核平衡”，对苏联领导层无疑产生了极大刺激，迫使他们重新调整思绪与美国人抗衡。此后就发生了在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上，苏方向中方献媚和1969年9月11日中苏总理北京首都机场的会晤。尽管由于苏方缺乏诚意，使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此举也让世界看到，经多年交恶后，苏联向中国举起了“橄榄枝”。蒙古为了自身利益，也对改善中蒙关系做出姿态。在这种情况下，1971年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受命到达乌兰巴托莅任。（此前驻蒙大使张灿明于1967年春节返京参加外交部文化大革命未归，驻蒙大使近五年空缺）然而，20天后的一件突发事件，使许文益大使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的见证人。
蒙古外交部突然约见
许文益大使到达乌兰巴托后，随即展开工作。24日便向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相当于中国人大常委会）主席桑布递交了国书，并开始了一系列的到任拜会活动。蒙方的反应积极主动，气氛相当友好。
9月14日上午8时，中国驻蒙使馆人员和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正准备上班，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上午8时30分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
按惯例，外交约见一般应提前一天，至少应提前半天打招呼。而今天这样仓促的约见，即使在中蒙关系十分紧张的年月也是罕见的。加之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过这位副部长，这样的既无事先预约、时间又这么急促的约见，让许大使这个在外交战线工作多年的老同志颇感突然。这种情况的发生，显然是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是发生了边境冲突？还是苏蒙两国又在搞什么名堂？许大使与使馆同志迅速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始终找不出发生“大事”的任何迹象，许大使顿生不祥感觉。8时20分，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译员刘振鲁匆匆登车赶往蒙古外交部。
额尔敦比列格副部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有欢迎新任大使的拜会感觉。额首先对大使刚到任20多天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了歉意，接着话锋一转说，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虽然天气不好，我们仍然派人去了出事地点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据表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9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情因为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所以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些。他紧接着说：“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领土，我代表我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他又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现在因天气还比较暖，尸体是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掩埋的。”最后他再次强调，要中国政府在近期内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我国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
许大使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说：“感谢副部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接着他以提问的口气说：“但我希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的？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最后许大使说：“今天我跟副部长初次见面，虽然碰上中国飞机在蒙古领土失事的事情，但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改善。”并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
额尔敦比列格就许大使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解释：“蒙古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国家，国家法律规定，一旦草原失火，必须全力扑救。贝尔赫矿区有人见飞机失事着火，马上派人去灭火。火灭了，发现只有9名乘员的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我认为，天气还暖，较长时间保存尸体比较困难。”接着问：“大使提出大使馆派人去现场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许大使回答：“可以这样理解。”许大使告辞时，额让中方将去失事现场的时间、人员迅速通知蒙方。
冒风险，克服困难，迅速向国内报告
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许大使立即召集使馆领导干部开会。大家摊开了蒙古150万分之一的地图，查明了贝尔赫矿区的位置。此矿离肯特省会温都尔汗不远，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对于发生这样的事件，大家感到既突然又迷惘。许大使指出这一事件虽然严重，但要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迅速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同时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搜集情况和各方反应，会后大家分头去办理有关事项。
不一会，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故障，电报要经过莫斯科转，最快也得4小时以后。当时我国驻外使馆除了一些重要地区的大馆设有短波电台外，许多使馆的通讯业务只能通过所在国当地邮电局办理，不但效益低，而且不保密（据说林彪坠机后，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有条件的使馆均要设立短波电台）。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蒙古邮电局的不合作，是偶然巧合还是成心刁难？大家心如火燎，都用眼睛直愣愣地瞪着许大使。许大使虽然表面冷静，但内心和大家一样焦急。俗话说情急生智。这时他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虽然已封闭多年，但如能启用，岂不能解决燃眉之急？
这个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期中蒙苏三国协议架设的高频长途“热线”，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供国家领导人、中央专业部门和大使馆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基本停用，但没有掐断，设在乌兰巴托的苏军高频通讯站定期派人来使馆维修。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用这条电话线路找周恩来直接通话。外交部总机的造反派一听是苏修头子要找周总理，拒绝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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