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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岁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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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得·洛（Peter Lorre）①，或者新电影中的早川雪州（Sessue Hayakawa）②：文雅沉着、举止礼貌、智慧过人，骨子里却非常西化，能够本能地觉察和追逐划算的买卖。一个不迂腐的波士顿受托人慧眼识珠，发现了一个新的活生生的东方天才，并放任他在美国的舞台上大放异彩。急切地追随蔡进入冒险游戏的华尔街人，以及蜂拥而至希望分一杯羹的投资者，并不是受到了高涨的社会情绪的指引。他们是在追随一位他们认为会让他们变富的金钱魔术师，一位他们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个人交往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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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蔡在富达的职业生涯来到一个岔路口。老约翰逊现在已经年过65岁，很快就可能退休。谁会是他的继承人？蔡，还是约翰逊自己的儿子内德？小约翰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英俊而富有才干，本身也拥有非凡的投机眼光。他有非常无聊的幽默感。他会对父亲说：“对于你的指挥台和试婚，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有些人有非常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就是其中之一。”老约翰逊会开心地笑一笑。确实，作为一对父子，这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地融洽。对杰里·蔡，内德·约翰逊很少说话，除了偶尔在会议室里与他就某只股票的优缺点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有时候，他们争论的东西似乎比他们实际说出来的要多。蔡现在有着功成名就的自信，在股市中享有号召全美国的影响力，他再也不会在富达的会议上默默无闻了。最终，他直接向约翰逊提出了继承问题。那一定是一个对两者都很艰难的时刻，但约翰逊坦然地面对了它，没有逃避。他只是说，内德是他的儿子，他希望内德最后能够继承他。蔡明白了，他知道富达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企业。但他也知道，他不能也不必忍受一个永远做二把手的未来。当年晚些时候，他辞职了，将他手中的富达股份以220万美元卖给了公司，然后取道纽约，在那里建立他自己的新基金。
他所推动的新的、令人兴奋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管理投资资金的方式，现在已经成为全美国的风潮。随着共同基金资产价值的上升，新的资金不断涌进来。蔡和他的同类人似乎为那些有几百或几千美元拿来投资的人发明了一种造钱机器。大约有300万人持有标准共同基金的股票，到1965年底，他们在这些基金里的投资达到350亿美元。当然，为了让蔡或他的同类人管理他们的投资资金，他们支付了不小的佣金，第一年投资的一半都是用来支付初始佣金的。1966年末，证券交易委员会将愤怒地判定这样的佣金过高，但那是在股市下跌之后。我们已经看到，改革是一朵脆弱的花，在经济繁荣的刺目阳光下会枯萎，直到1965年底，证券交易委员仍然沉默无语。对此，客户们也无话可说，毫无疑问。据《韦星伯格报告》（Wiesenberger Reports）公布，这一年，29家“业绩”最好的基金资产价值平均增加了40％，而由老牌蓝筹股，如AT&T、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和德士古（Texaco），而不是宝丽来和施乐这样的时下热股组成的道琼斯指数，只迟钝地上涨了15％。现在，新的投资方式出现了，好像只要随意挑一只基金，你就能在一年里赚回40％。事情似乎只有先付完佣金，然后放松享受那么简单。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当然，前提是道琼斯指数每年增值15％左右，而绩优的基金每年增值40％~50％，当时的所有人确实是这样预想的。这样的假设只有在人们丧失理智的时候才可能被广泛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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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Go…Go的诞生（5）
在蔡的周围迅速升起了一群投资之星，他们中的一些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或明或暗地发出一些光芒。纽约权益基金（Security Equity Fund）的弗雷德·阿尔杰（Fred Alger）刚刚30岁。他一半传统，一半非传统。从他父亲的生涯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影子，他父亲既是美国驻比利时前大使，又是一位底特律政客；他自己毕业于耶鲁大学，为经营国际共同基金的伯纳德·康菲尔德（Bernard Cornfeld）所喜爱；他头发凌乱，穿着宽背带裤，反应敏捷，经营一只著名的基金，1965年创下了增长的业内纪录。弗雷德·卡尔（Fred Carr），还不到35岁，是一个经历过1963年11月艾拉泻榔仗毓荆↖ra Haupt）色拉油丑闻① 的投资老手，后来为好莱坞式的科莱纳贝尔经纪公司（Kleiner，Bell）工作。现在，他坐在洛杉矶的办公室里，为古董家具和视觉艺术品所环绕，在人们闻所未闻的新冒出来（而且是不断冒出来）的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中，进进出出，经营他的创业基金（Enterprise Fund）。“创业基金，”卡尔在一份针对他的保守派竞争者的公告中声称，“将不再靠交易那些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来赚钱。”在华尔街也有一位这样的人物，那就是霍华德·斯坦（Howard Stein）。他曾经是小提琴家，现在是德莱弗斯基金（Dreyfus Fund）的大人物。他跟随杰克·德莱弗斯成长起来，在10年间让基金的资产从100万美元变成3亿美元。像德莱弗斯那样，他向人们展示，那些站在金融世界死亡中心的人—买卖盖宏伟大楼或生产漂亮服装的公司的股票的人—也可以非常潇洒。这些人和蔡一起，成为沸腾年代早期的明星，在世界金融史上那个股票投资开始以百万计的年代，逐渐变成全美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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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金同根派生出来的，还有各种奇异的赘生物和旁支，其中最为怪异的是对冲基金。对冲基金是只对富人开放的私人共同基金，最小投资额必须达到10万美元，甚至更多。联邦法律通常禁止公共共同基金从事保证金交易，或者卖空股票。因此，它的投资杠杆是有限的，虽然在市场形势好的时候，它可以获得大幅增长，但市场状况不佳的时候，就只能硬撑。但对冲基金不是公共基金，也不是共同基金。对冲基金从不对公众宣传或发行，实际上是合伙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它完全不受制约投资公司的联邦法律的束缚。它可以像个人投资者一样不断举债投资和卖空股票，不论市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一搏，既冒最大的风险也制造最大的获利机会。从某些方面看，它与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投资联合非常相像。当时，一些富人和名人，包括沃尔特·P·克莱斯勒（Walter P。 Chrysler）、查尔斯·M·施瓦布（Charles M。 Schwab）、约翰·拉斯科布（John Raskob）、珀西·洛克菲勒（Percy Rockefeller）、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Herbert Bayard Swope），等等，都会凑上几百万美元，交给股票市场的某个技术师，以一定的佣金或比例提成，让他通过市场操纵，以相对弱小和无知的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在几天或几周内返还他们一定的利润。1934年，市场操纵被联邦法律定为一项犯罪，但富人投资者联合不是。与30年前臭名昭著的投资联合一样，60年代的对冲基金是富人在股市中的狩猎。
虽然直到1968年也只有很少几只对冲基金，其起源却可上溯至1949年，也就是战后无与伦比的长期繁荣开始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最令人想不到的人。他就是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Alfred Winslow Jones）。他不是一个蓄着连鬓胡子的强盗式人物，而是一名非常腼腆、富有学者风度的记者，学的是社会学，喜欢做善事。他于20世纪初出生于澳大利亚，父母是通用电气驻澳的美国人，192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30年代在柏林为外交部工作，40年代成为《生活》（Life）的撰稿人。从某个时候开始，他有了在股票市场赚钱的想法，说服了几位朋友之后，1949年，他离开《生活》，成立A·W·琼斯公司（A·W·Jones and pany）。这是一家私人投资康采恩，起始资本10万美元，他自己出资4万美元，其余为朋友出资。琼斯的想法是采用传统的投机方式用保证金交易，买入股票的同时卖空股票，实现他心目中的保守目标：在风险最小化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者的利润。他这种操作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① 的原因是，他所做的卖空交易（至少在理论上）是用来保护在市场上涨这一预期上下的注。学者琼斯颇有个性地认为，他所发明的投资方式被称为“对冲基金”在语法上不规范。“我最初的想法，也是正确的想法，是‘对冲的基金②。’”他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对他的朋友说。这时，这一不规范的说法已经被固定沿用下来。“我仍然认为，‘对冲基金’把名词用做形容词，感觉不好。”
根据琼斯设计的一个复杂的数学公式，在买入股票的同时用卖空交易进行对冲，第一只对冲基金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它的主要问题在于，股市一直大面积稳定上涨，使琼斯和他的合伙人总是难以找到用来卖空的股票。）基金的投资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合伙人，主要是和琼斯一样的高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等等。最早的有路易斯·费歇尔（Louis Fischer），一个获奖的传记作者；后来有由医生改行做雕塑家的A·阿里·西奈可（A。 Arlie Sinaiko），和桥牌专家、著名的“非逼叫斯台曼”桥牌规则的发明者萨姆·斯台曼（Sam Stayman）。琼斯从他亲自管理的这家公司抽取投资利润的20％，要价很高，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盈利，就不收取任何报酬。琼斯的合伙人基本没什么抱怨。年复一年，基金都能从交易中盈利，甚至由于能够卖空，在像1962年那样的股灾中也是如此。
第三章 Go…Go的诞生（6）
1965年，当阿尔弗雷德·琼斯的名字和“对冲基金”这一表达不当的名词，在经过了长期小心的私密保护之后，进入华尔街的通用词汇时，他的基金5年增长率为325％，10年增长率则为这一数字的两倍还多。10年间，他的合伙人的投资几乎增长为原来的6倍，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才勉强翻番。琼斯基金的平均个人投资上升至近50万美元。他的合伙人，自然已经成为富人或准富人，毫无例外地都比原来富有多了。人们纷纷请求加入。一个竞争的对冲基金“产业”即将出现，从事它的主要是A·W·琼斯公司的老雇员。琼斯的两个主要对冲基金竞争者，城市联合基金（City Associates）和费尔菲尔德基金（Fairfield Partners），都是由琼斯原来的合伙人经营的。
琼斯既不反对竞争，也不喜欢惹人注目。专有性和保密性从一开始对对冲基金就非常重要。和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在对冲基金，尤其是琼斯的对冲基金里，基金成员就像一个高级俱乐部的会员。成为一名会员既能确保一个人的财富，又能显出他的精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会员身份，在那些注重关系的圈子里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有申请者不断在他的门口哀求，琼斯几乎不需要担心竞争。如果太惹人注目，就只能带来坏处。确实，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到目前为止依然如此。但这样一家基金，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聚集了私人资本，不需要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经营状况，难道不会（像老的投资联合一样）利用内部信息，操纵市场，损害其他小投资者的利益，从而赚取利润吗？同样，它难道一点也不违反《证券交易法》吗？无论如何，20世纪60年代中期，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表开始“委婉致电”各家对冲基金的办公室，但没有产生什么结果。
尽管相对于那些象征和代表华尔街民主的声势浩大的公共共同基金来说，1965年的对冲基金是旁门左道，但它却是神秘感、专有权和特权在华尔街最后的堡垒。它是新的特快列车中的豪华专列。再恰当不过的是，它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半路出家进行股票投资的人，一个优雅的业余选手，一个在追逐利润之外和之上，更喜欢把自己当知识分子的人。阿尔弗雷德·琼斯在65岁左右已经从A·W·琼斯公司每年20％的提成中赚够了钱，现在他可以尽情做他喜欢做的事了。他在布罗德街的办公室里花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多地投入他消除一切贫困的梦想。认为在富足的土地上出现严重的贫困是一项国耻的他，建立了一个私人基金，用来推广社会生活技能，抵御贫困。他有时会长时间在南美和非洲从事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工作，把公司的管理交给合伙人。他开始写一本书（一直没有完成），希望它能够充当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著名的研究美国贫困之作《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的续篇。一些华尔街人，或许出于妒嫉，称他为金融嬉皮士。只要他的基金能够每年为他少数几个走运的合伙人赚取75％~80％的利润，这样的指责便不可能长久。琼斯现在完全可以过贵族的生活，把赚钱当做一项太过简单而不需要严肃对待的事，把尽可能多的精力不是放在追求利润上，而是放在慈善事业上。不过，虽然对冲基金数量稀少，而且高高凌驾于市场厮杀之上，但是它仍然逃不过华尔街的普遍原则：它也是靠借来的时间生存的，当华尔街的时间耗尽时，它的时间也将耗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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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末，在半梦半醒中被神化的蔡清理了他在富达的办公桌，向爱德华·约翰逊深感遗憾地说了声再见，又向内德冷冷地漫不经心地道了别，便动身前往纽约，建立他自己的曼哈顿基金（Manhattan Fund）。他在丽晶酒店要了一个套房，又在第五大道680号租了一套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稍大的靠角落的房间，里面铺着哔叽呢地毯，空调总是调到12摄氏度，好让里面的人保持头脑清醒，最主要的装饰物是一件公牛形状的硕大的皮革制品。他开始出售股份，每股10美元，作为新公司的初始资本，并为他赢得一些能够让他再次表演投资魔术的资产。当然，他所出售的，就是他的魔术，曼哈顿基金真正的初始资产就是蔡在投资技巧上的声望。作为自己的老板，他冷静、沉着而果断。经过长期的历练，他从13年前走进约翰逊办公室的那个毫无经验却有潜质的年轻人走到了现在。他虽然仍然害怕名声，却已经习惯。他已经学会了忍受，实际上，对于名声，他有着同许多金融家一样的“忍不住要碰一碰烫火炉”的矛盾心理。现在，他会开心而轻松地与媒体争吵，表现出明显的乐趣。那年早些时候，有人曾问他，为什么总是买入宝丽来、新泰克斯（Syntex）和仙童照相（Fairchild Camera）这样的股票，而从来不买美国钢铁这样的权威股票。“这个，你不可能吻遍所有的女孩。”蔡露出东方人的笑容，沿用他的前老板的比喻回答说。为了保护他和家人的隐私，他的家庭电话号码甚至对办公室的同事都保密。
在曼哈顿基金1966年2月15日正式启动之前，到底能卖出多少股份呢？蔡自己最初设定的保守目标是2 500万美元。但他大大低估了他对公众的吸引力。我们可以相信，除了对蔡过去记录的理性评价之外，影响人们选择他的还有别的因素。在60年代中期，美国存在一股思想的暗流，认为西方已经衰落，它的理性自由主义只是特权和暴力的伪善掩护；即使存在救赎，那也是蕴藏在东方更加直觉化的方式之中。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思想在共同基金的投资者中并没有牢固的根基。但是，也许曼哈顿基金的许多初始投资者，尽管有意识地对这种思想表示蔑视，却在决定将积蓄，进而他们的部分未来托付给蔡时，无意识地对之做出了反应。无论如何，支票向曼哈顿基金潮水般地涌来。那么，基金正式启动时的总数到底将是多少呢？不是2 500万，而是1亿？或者，虽然听上去不太可信，亿？
第三章 Go…Go的诞生（7）
都不是。2月15日，曼哈顿基金聘请的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在派因街沉静的办公室里，上演了那一季度美国金融界最重要的事件。负责曼哈顿基金股份发行的经纪公司总裁哈罗德·L·巴奇（Harold L。 Bache），交给蔡一张代表股份销售收入和他的共同基金初始资产的支票。支票上记录的金额是亿美元。按照标准的的管理费计算，蔡的新公司，蔡氏管理研究公司（Tsai Management and Research），一开始的年总收入就将达到125万美元。
他已经起跑了，并将独自跑下去。正如《机构投资者》（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后来报道的，
他像建立富达资本基金那样建立了曼哈顿基金。他用他的老相好股票填满了它。为了便于扩大版图，他精心装备了一间交易室，里面配备了一台TransJets牌收报机，一个Quotron牌电子板，上面显示着所有相关证券的价格，还有3平方英尺的巨大活页笔记本，上面画满了关于他持有头寸的股票的点线图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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