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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岁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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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one），这是华尔街一家备受尊敬的公司。兰格恩是一个年轻、和气的股票推销员，说话很快，有意大利城市血统。从性格、脾气和背景来讲，除了崇拜金钱这一点以外，他与佩罗在几乎所有其他方面截然相反。别的投资银行家提出以目前年每股盈余30倍的价钱销售佩罗的股票，后来是50倍，再后来是70倍。而兰格恩提出100倍，甚至可能更高。佩罗犹豫了几个星期，其间，他在公司内部开展了一系列空洞的关于像他们这样一个公司应不应该上市的讨论。可以想象，这些讨论会不过是对中层管理人员对公司将何去何从的猜想能力的一次奇异考验。但对于佩罗来说，这次精神检查真的只是自欺欺人吗？他的原则也和许多其他原则一样，是可以用金钱交换的吗？他下定决心了吗？不管怎样，他答应了兰格恩。
接下来，佩罗开始了骗术学习，而他确实是一名机敏的学生。首先，兰格恩想知道公司有哪些股东。妻子、母亲和姐姐，佩罗告诉他。兰格恩说，这是不行的。于是佩罗构造了一个更能为人接受的董事会，由哈特、马库兹和公司的其他几个主要员工组成。接下来，必须调整公司的投资结构，比方说，分成1 150万股。一家年收入仅150万美元的公司能分成这么多股么？当然可以，兰格恩解释道，前提是你想做出高市盈率，把股票卖个好价钱。也就是说，EDS将出售万股股票；佩罗本人也将出售万股。余下的股票由佩罗和EDS的员工持有—员工大约持有150万股（他曾以奖金的形式分给他们股份），佩罗自己持有950万股。只上市65万股是不是太危险了，因为价格的波动可能相当大，从而伤害小投资者的利益？兰格恩告诉佩罗，65万股足够了。他指出，R·W·普莱斯普里奇公司本身就能造市，而且肯定能够维持价格的公平和稳定。最后达成的发行价格是每股美元，是EDS每股盈余的118倍，当前股利的无穷倍，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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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戏剧高潮（6）
在所有的谈判中，佩罗都完完全全扮成赤脚小子，假装被华尔街纷繁复杂的程序弄得晕头转向，实际上却在暗暗学习如何利用它们。他问兰格恩，这就是做生意的方式吗？任由一小撮大投资银行家愚弄市场？并不喜欢摩根和莱曼兄弟这类公司的兰格恩只是笑笑，耸了耸肩。佩罗提出了一些古怪的建议，比如向股票的原始购买者做出90天的退款保证—当然，他也知道在法律和实际操作上这都是不可能的—并试图模仿弗兰克·梅里威尔（Frank Merriwell）①的口吻亲自撰写招股书（“孤身一人，身处逆境，身无分文……”），但最终招股书还是被改写成常见的法律文书形式。他非常喜欢用传统拓荒者的方式对待承销商聘请的法律顾问，大名鼎鼎的文德律师事务所（Winthrop，Stimson，Putnam & Roberts）：在纽约时，一名律师邀请佩罗在华尔街一家高级俱乐部共进午餐，后来，当这位律师来到达拉斯后，佩罗坚持要在当地一家下等餐馆回请。1968年9月12日，EDS的股票刚一上市，就很快被认购一空，堪称那个鲁莽年代最成功的新股发行之一，这个土包子在一夜之间有500万美元的现金进腰包，还拥有市价总共2亿美元的股票。所有原先忍耐着这个乡巴佬的华尔街人突然间都笑不出来了。
这个乡下人真的一直都是个超级骗子吗？也许，但肯定不是故意的。实际上，佩罗完全可以称自己为一个心灵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他的行为准则体现了早期美国人的品质—节俭、早起、勤奋、崇尚竞争、个人主义—而他确实从中受益。他能够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找到道德支持，这是非常有用的能力，尽管对别人来说这可能令人苦恼。华尔街让他成为富人，所以华尔街或许没那么糟糕，也许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个头脑简单的纸老虎式的无赖。在股票上市后的几个月里，佩罗对华尔街的兴趣增加了。他每个工作日都要从达拉斯打电话给兰格恩，一有可能就亲自拜访。每次拜访时，他都要去普莱斯普里奇公司里负责交易EDS股票的那间交易室。股票价格飞涨。投资机构开始买进它，甚至还有从日内瓦和黎巴嫩发来的奇怪订单，这让有恐外情绪的佩罗很不安。有时他会抗议：“不要把我的股票卖给他！我不想要他当股东！”但交易员只会笑他，然后还是把股票卖出去，而价格一直在涨。最后，1970年，EDS的股票卖到了160美元。现在，拥有900多万股的佩罗在账面上拥有近15亿美元，这恰好是他出生的1930年美国联邦预算的40％。
这位新晋的富有个性的亿万富翁并不把自己当大人物，而把自己视为全美青年的榜样：“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会有一个年轻男子或女子打破我的每一项财富纪录！这就是这个国家蕴藏的机会。”同样富有个性的是，他公然表达出对得克萨斯其他新贵近来行为的不满，宣称他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亿万富翁。他决定只给他的5个孩子留下很少的遗产，“这样他们会拥有和我同等的机会”。他的大部分财产都会或早或迟地用于“改善美国人的生活”。作为开始，他为达拉斯地区的童子军捐了100万美元。他为达拉斯的公共教育系统捐献了200多万美元，用于资助黑人聚居区的试验性小学建设。他拒绝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慈善捐赠，尽管这是他的法律权利，因为他认为从道德上讲他应该向如此厚待他的国家纳税。1969年，他开始关心美军在北越的战俘的遭遇，12月，还试图亲自为他们的利益与北越当局斡旋。（他两次争取到印度###的特许飞行，但都失败了，然而，从个人满足感的角度来讲，并非完全徒劳无功—起码能让人们相信，也许还包括他自己，在现代世界，单独一个人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资本家，也是一支善良的力量，不论人们怎么说。）他本能地让自己加入道德对抗，而按照他的道德标准，他总是赢家。1969年，曾有一群西部沿海地区的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来要求他（我猜，他们勉强能够说得出口）资助“革命”。他避而不见或者把他们打发走了吗？没有。相反，他趁此机会给他们上了实际的一课。他用最商人化的方式问：“革命要多长时间？要花多少钱呢？”激进分子哑口无言，因为他们没有想好答案。
他把自己的行为变成了一种品德，而把品德变成了自己的行为。但佩罗有可能是伪君子吗？道德中的伪善行为，就像民法中的欺诈行为一样，必须有“故意”这个要素，即实施行为的人知道自己在实施侵害行为。从这一点来讲，佩罗并非故意，因此，他并不伪善。
6
4月22日，佩罗得知他身价大跌时极为漫不经心。整个早上他都闷在达拉斯的办公室里，与EDS正在拉取的客户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一起。下午1点从办公室一出来，他便拿起电话，打给办公室另一头的汤姆·马库兹。
“有什么新消息？”佩罗问。
“呃，”马库兹说；“股票跌了50~60点。”
后来，佩罗说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会说，这件事“纯粹是抽象的”。虽然喜好历史，并且到目前为止历史与他的预想吻合，但佩罗并没有立即把这件事放入历史的背景下考虑。我们已经看到，他的处世哲学有某种倾向，并且与大多数商人一样，倾向于特立独行，而不是为赚钱而赚钱。他真实的想法是，这整件事对他没什么紧要，因为他在8年间赚到的这15亿美元并不是真正的钱，并不能很快或随时变现。他还有可能想，他并没有因为这次突然崩盘变得一贫如洗，因为，他（在账面上）仍然拥有10亿美元上下的资产。他后来说，他认为没发生什么真正大不了的事情。
第一章 戏剧高潮（7）
EDS的股票在4月22日早上到底遭遇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晓。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这只股票的下跌与公司经营方面的任何坏消息无关。相反，公司传出的都是相当好的消息：1969年的每股盈余比1968年翻了一番还多，即使是1970年第一季度经济衰退总体加剧的时候，EDS的利润仍比1969年同期增长了70％。很明显，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
EDS的股票是在场外交易市场① 交易的。不到一年，这一长期以谣言、混乱和秘密操作为特点，因而声名狼藉的交易方式将得到革新，取而代之的是电子技术的奇迹，一个名叫纳斯达克的系统—这是一个计算机系统，场外交易者只需要按几个按钮，看着自己桌上的屏幕，就能够知道不在股票交易所挂牌的几千只股票中的任意一只股票当时哪家公司的买价最好，哪家公司的卖价最好。实际上，纳斯达克将把场外交易市场从一个低级市场，提升到一个非同一般的地位。在当时，交易员的桌子上还没有那种显示屏，要想获得EDS这样交易量稀少的股票的最好价格，就不得不打电话给十几家别的经纪公司，询问他们的报价，还要与本公司的其他交易员在喊声中讨论他们获得了什么买价和卖价，最终确定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是永远不会告诉公众的。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操纵股票的机会是无穷无尽的。由一群情绪激动的讨价还价者在没有窗户的黑屋子里操纵着—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骨子里流着十足盗窃犯的血—由超负荷运转而又人员不足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漫不经心地监管着，20世纪60年代的场外交易市场是用基督徒喂饱狮子们的绝佳竞技场。
EDS股票的“问题”在于，当市场上所有其他股票经历恐慌时，它的价格丝毫没有下降。比较而言，大学计算公司（University puting），EDS所在行业的领导者，在4月22日的价格比前一年的最高价格下降了80％，而EDS的股票价格却正处于峰值。不论盈利记录如何，EDS150美元左右一股的股票从技术层面上讲，处在极度有风险的位置。同时，大部分的股票供给掌握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手中，而它们一旦看到任何下跌的迹象，就会迅速抛售。市场参与者称之为“弱度持有”。上述现象不会没有人注意，例外也不会发生在4月22日。很可能，某个或某些大的投资者，或许在日内瓦，或许在黎巴嫩，或许就在纽约，看到了一个把他们前几天在其他股票上的惨重损失弥补回来的绝好机会。于是他们准备对EDS股票进行大规模卖空，并首先进行测试性的卖空，来试探它的强弱。一旦股票在压力之下出现几个点的下跌（可以这样推测），他们则增大卖空的规模。突然降低的价格于是引起持有EDS股票、追求快速回报的共同基金的投资组合经理们的注意，他们的手指正有些发痒。凭借一流的速度和敏捷的身手，投资组合经理开始抛售。报价越来越低—145、135、120—恐慌则在继续。黑屋子里的人们果断而雷厉风行，在他们操纵的市场上，抛售恐慌能够像8月下午的暴风雨一样迅速让天空变色。
临近正午时，EDS的股票降至80~90美元，并稳定在这一水平；或许一手造成股价下跌的卖空者觉得屠杀已经完成，现在要开始优哉游哉地享受他们的猎物了。
以上情景，至少是能够从已知的情况和经验中合理推演出来的。普莱斯普利奇公司的兰格恩作为股票惨跌事件中的焦点，却宣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说：“天塌了。这是一个可怕的市场，EDS的股票处于那么高的价格，处境是很脆弱的。没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但是很明显，有人组织了对股票的卖空袭击。”当然，从逻辑上讲，没人能够指责普莱斯普利奇公司参与了共谋。在抛售狂潮开始之前，这家经纪公司还持有EDS的大量股票，因此毫无疑问希望维持股票的价格，那个艰难的上午对它想必是无法很快忘记的。有人说，EDS几近崩溃。但它挺住了，而且毫无疑问，罗斯·佩罗挺过来了。
7
这就是历史上单只股票在一天之内的最大下跌。但公众投资者呢？成千上万的投资者，要么直接持有，要么通过共同基金间接持有，都把他们储蓄的一部分投入了EDS的股票，他们可不仅仅是金融史上一次重要事件中目瞪口呆的投机者。简单地说，他们是失败者，输掉的也许是上大学的学资，也许是一次休假的旅资，也许是赖以养老的部分退休金。他们中极少有人有幸以美元的原始发行价格或与之接近的价格买入EDS股票。与通常受追捧的新股发行一样，尤其是在1968年那样疯狂的市场下，大部分原始股都落入了职业经纪人手中。在股票经过经纪公司的吹捧、市场简讯的渲染和急于赚取佣金的各色人等的推波助澜后，小投资者才能染指，买入股票—当然，也是在股价一飞冲天之后。在这一套早已为人们熟知的套路之下，怀揣着几千美元而不是几十亿美元的公众投资者，突然对价格正处于顶峰的热门股票产生了兴趣，纷纷在几乎是最高位购进EDS的股票。一个以150美元买入的投资者，他所投入的15 000美元在一天之内变成了10 000美元，或者1 500美元变成了1 000美元。对他而言，在黎巴嫩或日内瓦或华尔街或佩罗的坠落人间日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抽象。从情理上讲，他所损失的实实在在而又无奈的几百或几千美元，比佩罗数百万美元的抽象损失严重得多。
第一章 戏剧高潮（8）
那么，小投资者受骗了吗？事实是，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受骗。回想起来，EDS向公众发行如此少量的股票，固然置公众投资者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但佩罗从他所咨询的17位投资银行家那里获得的专业意见是，要想维持股票在全美市场的稳定，需要30万~50万股股票，而他实际发行了65万股。因此，很明显，错在华尔街，而不在佩罗。况且，EDS与当时的许多新公司不同，不见其有任何借用高压的推销手段误导投资者，或者靠报表处理伎俩粉饰资产负债表的行为。它是一家健康的盈利公司，市场对其股票的狂热是市场的一相情愿。实际上，即使经过4月22日的崩盘，EDS投资者的处境，仍然好于投资于其他更有名的股票的投资者，包括繁荣年代的大部分股市宠儿。截至4月22日，凌刑啬房菩沃特公司（Ling…Temco…Vought）已从170美元跌至15美元；四季疗养中心（Four Seasons Nursing Centers）从91美元跌至33美元（很快将一钱不值）；数据处理公司（Data Processing）从92美元跌至11美元；帕温卸喽荆≒arvin…Dohrmann）从142美元跌至19美元；休闲国际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从62美元跌至7美元。与佩罗不同的是，那些自身或者身边的顾问判断力不佳，以致对这些股票进行了投资的人，并没有剩下10亿美元的财产。
EDS是一家相对健康、值得尊敬的年轻公司这一事实，凸显出其股票的突然崩盘在更大意义上的重要性，它对佩罗这样高高在上的将军是如此抽象，对小投资者这样的下士却是如此具体。如果说EDS的股票投资者被欺骗了，那么，在那个4月，数千万的其他小投资者也被骗了。
EDS股票的崩盘和佩罗令人眩晕的个人损失，代表了1970年市场恐慌的规模和荒诞。它们是那次恐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唯一事件，就像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那一天，理查德·惠特尼（Richard Whitney）在恐慌最盛的时候出现在交易所场内，代表一群联合投资的银行家，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的股票一样。并且，EDS的崩盘所处的更大的市场灾难与40年前的情形如此相似—与智者们所说的，一遍又一遍，仿佛咒语一般，不可能再发生的情形如此相似。灾难再次发生了，这就是历史；但它是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发生（这还是历史）。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是20年代以新的不同方式的重演—不同之处在于，60年代更为复杂、狡猾、民主，或许，从根本上讲，更为有趣。
第二章 最后的盖茨比（1）
作为一个社会人物，吉尔伯特的生涯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金融生活的面貌。他几乎本能地完美体现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人们曾经熟悉但现在已经褪色的美国式生活方式：喜欢空想和自我毁灭，盲目追求风险，喜欢在午夜驾车狂飙或匍匐在赌博轮盘旁，最终遭遇毁灭，不是偶然的毁灭，而是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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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股市崩盘打击了1961年兴起的证券投机商号和它们的疯狂客户，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挫了25％，让新一代的投资者和赌徒明白了赔钱是可能的。这次崩盘是对过去的回顾，而不是对未来的展望。它不是“第一次”，而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以偏远小镇的经纪公司以及经常光顾他们的业余玩家为主导因素的危机；最后一次发号施令的是个人投资者的情绪，主要是恐惧和贪婪，而不是共同基金或养老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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