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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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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龅鼻靶问朴�1929年的一系列惊人相似之处：过度投机，控股公司过度负债，投资基金过度膨胀，有些基金只投资于其他基金，等等。4日，道琼斯指数遭遇7年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于714点。第二天，政府首次采取主动措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购买股票的最低现金保证金比率从80％降至65％。但市场下跌的势头太强了，仅仅放宽信用不足以扭转它，5月1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700点，收于694点。交易量仍然相对较低。这不是恐慌，而是恐惧—“一种神经衰弱症”，尼克松的管理预算局的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说。舒尔茨没有说的是，这种恐惧，或者神经衰弱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尼克松政府在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导致的。其他的不说，单是美军入侵柬埔寨和肯特州立大学惨案已让全美震惊。展望未来，人们只能看到更多徒劳无益的海外战争和国内暴力。此时，他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购买股票。
庞大的股票蚁丘和信用网络正在崩塌，与它们一起毁灭的是它们的建造者。康菲尔德的迅速陨落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在6个月的时间里由于投资和贷款不慎损失了7 500万美元，1969年底还是20多美元一股的股票，现在只卖2美元；5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气氛激烈的董事会上，董事们迫使康菲尔德辞去董事长职务。5月17日的达拉斯，詹姆斯·凌的凌·特姆科·沃特公司正遭受政府的反托拉斯诉讼，深陷于巨额债务之中，连利息都支付不起，股票从最高的170美元一股跌至16美元左右。凌在公司债权人的压力下，默默辞去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职务。就这样，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联合企业之王和共同基金之王双双从王位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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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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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克知道现在是使出最后一招的时候了。他想与尼克松进行一次私人会面，他认为尼克松完全把股票市场及其造成的影响放在国际事务和通货膨胀之后。5月20日下午，他被通知总统将在第二天上午11点接见他。拉斯克几乎整晚没睡，把他要说的内容记下来，在搭早班飞机奔赴华盛顿的路上，他还在做笔记。他8点15分到达白宫，来到总统秘书罗斯·伍兹（Rose Woods）的办公室，在那里对他的笔记又做了一个小时的最后修改。然后，他来到街对面的行政大楼，拜访了他的朋友副总统阿格纽（Agnew）。在这次拜访中，他收到了副总统秘书爱丽斯·弗林格（Alice Fringer）的急切求救。她对他说，她把大部分积蓄都投入了一只共同基金，却发现它的价格已经跌得低于她购买时的价钱。“告诉我该怎么做，”她请求着，“我不能损失这笔钱。”大吃一惊的拉斯克并没有立即给她答复。
“像和巴奇在一起时一样放松！”拉斯克在长达5页的笔记的第一页顶端这样提醒自己。“自1929年以来最糟糕的市场崩盘，现在还没有减轻的迹象。信心是最大的问题。”拉斯克后面的笔记主要是经济分析、关于工资和价格控制及政府采购政策的具体建议，以及另一次1929年大崩盘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最后被引进总统办公室时，问候和寒暄过后，拉斯克立即打开手提箱，拿出他的笔记。“那是什么？”尼克松问。拉斯克用纽约股票交易所式的幽默回答说他带来了他的午餐，因为他再也吃不起餐馆了。他得到了总统的开怀大笑。他接着说，美国“离另一次1929大崩盘的午夜只有5分钟”，要想避免这样的灾难，总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突然，拉斯克发现，他可以抛弃他所准备的事实和数字，用具体到个人的方式最好地表达出形势的严峻性。于是，他把精心准备的笔记扔到一边，以戏剧化的强调方式复述了阿格纽秘书的事，以及她对于她在共同基金投资的担忧。
“告诉她不要卖掉股份。”尼克松立即说。
“你来告诉她，总统先生。”拉斯克恢复了高级军官的语气。
尼克松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两个人达成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组织并宣传一次大型白宫宴会，邀请政府、华尔街和商界的高级官员参加，向全美显示政府是真正关心股市形势，并准备尽可能挽救它的。（1929年3月，临近大崩盘之时，理查德·惠特尼来到白宫向胡佛总统报告了股市形势。之后投资者信心出现短暂的提升。）
拉斯克同一天回到华尔街，对他在白宫的听众非常满意。这天下午，他与把握债券市场命脉的比利·所罗门（Billy Salomon）会谈。后者告诉他，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天突然开始通过购买债券为经济注入货币供给，拉斯克有理由相信，这是他成功警告尼克松的第一个成果。白宫宴会计划还没有向公众宣布，但是正在进行。股市继续下跌，拉斯克所说的最后5分钟正在慢慢消逝。5月22日，道琼斯指数达到1963年以来的新低，美林不得不要求其以部分信用方式购买股票的客户追加1 150万美元的保证金。周末的休市没能阻止市场的下滑，5月25日，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点，是1963年肯尼迪遇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收盘时勉强高于640点。简维开始预测股市跌破500点大关了。
午夜的钟声似乎就要敲响，恐慌即将爆发。星期一下午，股市收盘之后，经纪投资界从道琼斯新闻报道中得知了计划中的白宫宴会的消息。宴会将在27日星期三举行，六十多名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将参加宴会。然而，人们对总统对华尔街命运的关心的领会没有产生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二天，星期二，道琼斯指数又下跌9点，跌至631点。接着，在星期二的晚间电视新闻和星期三的早间报纸报道和评论中，这一即将到来的盛事的巨大影响似乎渐渐为人们所理解。在美国历史上最盛大的总统宴会和具有惊人经济意义的鸡尾酒会之后，道琼斯指数星期三上跃点，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
宣布之时就已经达到大部分目的的宴会本身则有些虎头蛇尾，甚至有些闹剧色彩。（没有记者在场，没有关于宴会进程的正式报道。但是，我们有不同参与者的叙述为据，尤其是美林的唐纳德·里根，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白宫的国家宴会厅，政府、商界和金融界的大人物悉数到场。政府这边，除总统以外，还有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麦克拉肯、财政部长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Maurice Stans）、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彼得·弗兰尼根、查尔斯·科尔森（Charles Colson）和威廉·撒费尔（William Safire）。商界人士有通用汽车董事会主席詹姆斯·洛希（James Roche）、美国电话公司董事会主席H·I·罗姆尼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董事会主席哈罗德·吉宁、保诚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唐纳德·麦克诺顿（Donald MacNaughton），以及大西洋富田公司（Atlantic Richfield）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华尔街的代表除里根和拉斯克外，还有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哈克、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索尔，以及几家最大经纪公司的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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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4）
龙虾鸡尾酒、威灵顿牛排、罗斯柴尔德拉菲堡1962年红酒—在白宫的股票市场之夜除了喝一杯罗斯柴尔德拉菲堡红酒之外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严肃而怪异，甚至有些可怕。总统最先发言。他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东南亚地图，把三个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说成自麦克阿瑟1950年登陆朝鲜仁川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把这样一次国家胜利看成抛售股票的契机？他说，其实它应该被当做极大的利好消息。他预测，国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放缓。拉斯克接下来发言，他心急如焚地强调，股市的大面积复苏有赖于政府的三项措施：美军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从柬埔寨撤军，美联储明确表现出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支持，以及美联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货币供给。下一个发言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证，美联储完全了解华尔街当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明确而令人满意地表示，美联储准备履行最后放款人的职责。实际上，这是整个晚上政府做出的对建设性经济措施的唯一具体保证。
伯恩斯讲话之后，尼克松号召大家提问。有人问总统打算如何对待美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校园反叛行为。总统回答，对于抗议学生，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显然这一回答令所有人满意。据里根叙述：“他说，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看到所有同盟国的破产，或者看到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从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宴会最后变成了某种疯狂的茶话会，不同的出席者表达着自己的优先利益，而对别人的考虑漠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不比国家宴会厅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实。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一位几乎所有在场人士都不认识的名叫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 Cohen）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形势很快演变成对政府政策长达10分钟的鞭笞—经济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伯恩斯博士对总统提出的糟糕的经济建议（发言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按里根的话说，“在过多的领域表达过多的建议”。随着科恩继续激烈而不留情面地发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参加的宴会上，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惧和惊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边，他不断拉他的衣摆，试图让他坐下，但都没有用，科恩顽固地站着发表讲话。当科恩终于结束长篇演说坐回座位上时，总统冷静地接着他的话往下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几分钟后，总统就赢得了普遍的掌声。
这是怎么回事？伊西·科恩是谁，他去那儿干什么？“他要在那儿干什么？”班尼·拉斯克后来问，委婉地表达出他的愤怒。“他是民主党人！”至少，科恩绝不是一个地位可与其他在场者相比的商人。实际上，他是约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 Cohen and Sons）的一位领导人，这家公司在纽约和费城生产男装，最近刚与飞速美国公司合并。读者可能还记得，后者是风光一时的以色列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领导下的联合企业。简言之，科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某个参与准备宴会的人的疏忽大意。我们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为他们使总统的宴会变得比任何人计划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历史充满了讽刺，托这次白宫虚张声势的宴会的福，美国勉强幸免于“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场跌破了600点，它也有可能跌破400点。”拉斯克后来说。）这次宴会在许多方面与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时候，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的著名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尔街第二天流传的关于宴会的报道着重于伯恩斯的保证，而不是科恩的质疑，市场出现上涨。当天，道琼斯指数上升21点，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点。6月初，市场又出现新一轮的下滑，并且21日人们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 Central Railroad pany）由于事后看来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层的原因，突然破产，这时市场大有崩盘之势。这一次，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触及经济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商业票据市场”的生存。这个市场是企业间的信贷系统，各企业在其中相互进行无担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该系统的借贷总额为400亿美元。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商业票据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给它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将有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它们的商业票据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绝将贷款展期，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典型的全国性货币公司恐慌，当然，还有股市崩盘。但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采取行动。它事先就获得了警告，于是针对这种典型的困境采取了经典的补救方法，大大敞开了通常严格控制的贷款窗口，暂停对各银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从而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供给，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连锁反应的发生。平时动作迟缓的美联储这一次反应迅捷，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的破产成为个别悲剧，而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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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 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 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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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970年大崩盘（5）
里欣嫉拢？0只技术股票，包括宝丽来、施乐和仙童照相。夏皮罗发现，1969~1970年之间，其中10只联合企业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6％，10只计算机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0％，10只技术股票的平均跌幅是77％。全部30只股票的平均跌幅是81％。即使刨去夏皮罗事后诸葛亮才能选对股票的事实，他的分析仍然有力地显示，以新手投资者最有可能大笔投资的股票的表现来衡量，1969~1970年的大崩盘完全可以与1929年相提并论
并且，按照受影响的人数和他们的总损失衡量，1969~1970年的崩盘比1929~1932年严重得多。1929年，至多有四五百万美国人拥有股票；1970年，按照纽约股票交易所自己的骄傲统计，美国有3 100万股民。至于股民的总损失，1929年9~11月，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丧失了大约300亿美元的账面价值，其他地方交易的股票则损失了数十亿美元；1969~1970年的这一损失，包括在最大两家交易所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总共超过3 000亿美元，是前一个数字的10倍。
一年半内3 000亿美元的损失分摊到3 000万投资者头上—这就是沸腾年代酿成的苦果；联合企业及其鼓吹者的协同效应和“2加2等于5”的理论酿成的苦果；投资组合奇才们搅拌客户资产酿成的苦果；富有创造力的会计师们编造的盈亏线故事酿成的苦果；每周两股的承销商向股市倾倒垃圾股票酿成的苦果；股票推销商为了赚取快速佣金充当掮客酿成的苦果；共同基金为了获得短期业绩虚增未登记的存信股票的价值酿成的苦果。不过，后一次大崩盘造成的人性和社会方面的危害小得多，倒是事实。这时的美国比1929年富裕得多，因此1969~1970年的市场失败者能够更好地消化他们的损失，而且此时更富智慧和责任感的国家监管也保护了投资者，使他们免受轻信和贪婪所能带来的最严重的惩罚。1929年，政府对借钱购买股票没有任何限制，人们可以随意以10％或20％的保证金把积蓄投入股票，从而面临市场下跌10％~20％就赔个精光的自杀性风险。美联储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1969~1970年的大部分时间高达80％）使得投资者，除少数人发现了极端高明的规避方法外，必须提供相对于他们的风险而言充足得多的现金，这正是防止1929年大规模个人悲剧重复上演的关键因素。实际上，对最低保证金比率的限制使得1969~1970年的投资者很难彻底赔光。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失去中产阶级地位，生活出现困苦，而不是遭遇灾难。如果说人们在1970年只会听说股票投资者生活困难，而不是家破人亡和自杀的话，大部分功劳都归于罗斯福新政的一项关键改革性法规，《1934年证券交易法》（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它（以及许多别的因素）赋予联邦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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