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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腾的岁月-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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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新移民协会（Newer Society）、圣乔治协会（St。 George誷 Society）、码头港湾游艇俱乐部（Stage Harbor Yacht）、查塔姆海滩俱乐部（Chatham Beach）。他统治下的三一教堂与他之前的三一教堂一样，看上去过于世俗化，相当清楚自己的财富、地位和名望，急于同世俗社会的大人物保持关系，只对生活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有着各种信仰或者根本没有信仰的男女大众的生活，抱有漫不经心的兴趣。
表面上，他1966年去世后的继任者约翰·V·巴特勒（John V。 Butler）与他是同一类人。确实，他当时加入了4家俱乐部—大英午餐会、哥伦比亚男子俱乐部（Columbia Men誷 Faculty）、美国朝圣者俱乐部和圣乔治协会。但他拥有纯粹的圣公会背景，毕业于主教神学院（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自1960年就担任坐落于第111大街的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主教。他也不是莽撞的年轻人，接任三一教堂教区长时，他已经年过六旬。不过，他是一个对社会变迁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必要性非常敏感的人。1968年，他聘来了唐纳德·伍沃德，这位勇敢的牧师在1970年5月8日的暴乱中不顾危险地守在教堂前门。与伍沃德一起来的还有三十多岁的约翰·###·穆迪（John Wallace Moody），他此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了14年的牧师，还抽时间在纽约大学获得了绘画和雕塑硕士学位。穆迪是一个热情外露的人，留着中等长发，具有艺术气质，喜欢用“优雅”的方式表达热情。
穆迪是负责“特殊教堂服务”的助理牧师，被指派为当地金融业员工，尤其是低层次员工，开设工作日午餐时段服务项目，不是要让他们进入教堂生活，从而像传统做法那样改造他们，而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丰富他们的生活。穆迪认为，华尔街虽然富有，却是某种意义上的贫民窟，一个由于致力于赚钱而将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排除在外，因而与任何其他赤贫地区一样需要丰富文化生活的地方。在巴特勒和伍沃德的帮助下，同时借助拥有大量房产的三一教堂提供的人员招募资金，穆迪和他由神职人员和非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午间项目委员会很快放开手脚干起来。他们所做的与改造异教徒相距十万八千里。不多不少，这只是一次把华尔街的午间愁容转变为笑容的尝试。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Ｇo…Ｇo（6）
1969年6月初，新计划在华尔街横空出世，那是三一教堂的第一个夏季节日。计划启动的那一天，一个名叫沟通工厂（munication Workshop）的摇滚乐队为聚集在三一教堂前院的一大群人表演节目。在此后的午餐时间，有著名民歌手的演唱，有古典音乐会和免费戏法课程，气球从教堂烟熏的塔楼飞下，围墙周围的标语上写着“三一正在狂欢！”
为什么而狂欢？就为生活本身，就为这个在华尔街最不会得到欢呼的事物。更令人吃惊的是，按照传统教堂的标准，三一教堂内部的狂欢一点也不逊色于外面。教堂南翼的牧师休息室举办着展览，还提供咖啡和三明治。关于滥用毒品的小册子开始出现在原先专门用来举行教堂活动的教堂后半部的架子上。每周有一天，在礼拜堂的前厅，会举行“非正式膜拜”—人们用穆迪所说的“祈祷的方式”朗读诗歌或弹奏吉他。在一般的午间服务过后，在这庄严的教堂里，有时会出现与祈祷毫不搭调的音乐或舞蹈表演。最开始的某一天，林恩·莱文（Lynn Levine）和雷蒙德·约翰逊（Raymond Johnson）这两位衣着稀少的现代职业舞蹈家，为一群目瞪口呆的牧师观众献上了一场表演，连圣坛都被搬离本来的位置，为表演腾出地方。
光是午间节目的新奇和大张旗鼓就足以吸引众多的人群。不到一周，每天就有四五百个华尔街人涌入教堂和它的墓地。为了鼓励人们主动参与，穆迪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墓地边的场地上安放了涂鸦板，供华尔街人以办公室机器或股票转移单不能允许的自由方式宣泄情绪。
起初，涂鸦板使用得少而谨慎。为了打破坚冰，三一教堂的工作人员开始每天早上在涂鸦板上写下不完整的启发性句子，让来访者在中午完成：“你害怕什么？____________”“今天的城市生活是__________。”这一招奏效了，空格在中午被填满，很快来访者就会自己写下完整的句子。杂志撰稿人玛丽·科尔·汉纳（Mary Cole Hanna）摘录了其中的一些：
爱是人类唯一始终拥有的力量—爱的缺乏可能令一个人毁灭。
和平是爱的终极结果。
华尔街，它的手跟随金钱的声音而动。
你在大通曼哈顿或许能够找到魔鬼。
这并非思想或文字表达的惊人之作，但对笨嘴拙舌、循规蹈矩、单调无趣的华尔街人来说，这却是新鲜事物。人们用各式各样的脸、花朵、树木、旗帜、和平符号和“要生活！”之类的醒目标语表达原始而由衷的情绪。
凭借最初的新意，午间计划基本上没有受到质疑，只有极少数面貌严厉的人从百老汇对面的高大建筑物探出身子，对这一新事物大喊着发表诅咒。“上帝将在坟墓中辗转”，一个人在第一周听说教堂中的现代舞之后对穆迪说，但他是笑着说的。然而，到第二周周末，笑容便逐渐消失了，一次严厉的大规模声讨即将开始。一些午间来访者大声谈论着神灵亵渎，还有人悄悄向教堂投诉。一天，一个人走到涂鸦板前，一言不发，从架子上拿过一支画笔，将它折断了。另一个华尔街人站在院子里默默地听两个年轻女孩儿热切地讨论爱、和平和人类。然后，他突然大叫道：“你们令人恶心！如果你们想听我的意见，我觉得你们应该被杀掉！”同时，三一教堂的决策者几乎被攻击新午间计划的商人淹没。于是，他们迫于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到7月1日，计划进行到一个月时，教堂当局决定所有午间活动在实施之前都要经过预审。由于这项命令，由耶鲁剧院（Yale Theatre）全体演员表演的戏剧“华尔街组曲”（Wall Suite）被取消，因为对话中有脏字，导致午间计划的一名领导工作人员抗议辞职。至于涂鸦板，它得以在某种形式的审查之下继续存在。从此以后，只有在一名手拿黑板擦的三一教堂工作人员自始至终的陪同下，人们才能在上面涂鸦，只要出现任何被认为超越传统或者良好品位的华尔街心理发泄，就会被当场抹去。
最后，声讨声渐渐消失，三一教堂午间计划得以幸存，并领导了1969年11月的和平游行计划。在接下来的两个夏季，它繁荣扩大。1971年，又与毕克曼市中心医院合作，增加了药物咨询和美沙酮康复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1969年突然出现的午间计划，它每天为被数字折磨得麻木的华尔街人增添两个小时快乐、色彩和乐趣，使即使最麻木的神经也受到触动，正面抨击了即使不说是刻板，也应说是过于严肃的华尔街生活方式。每天两小时的歌唱、舞蹈、写作和绘画，人们感受着、微笑着、谈论着，仿佛身处幼儿园。“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些东西，”一家投资公司的副总裁这样评价午间计划，“但现在我已长大成人。”他又神情黯然地解释道：“我把那些小孩子玩艺儿都抛弃了。”他确实抛弃了，但为了什么呢？
于是，在一种微妙的美国式矛盾中，儿童式的单纯每天会在华尔街的水泥峡谷底部出现一两个小时。与此同时，在高空的办公室里，人们被困在成人交易中，种种迹象表明灾难即将来临，而灾难的原因恰恰是他们脱离了具体而单纯的世界，脱离了快乐和好奇。
第五章 大冲突（1）
截至1968年12月，里斯科股票在5年的时间里增值了5 410％，使它成为同期5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增值比例最高的股票，成为毫无疑问的沸腾年代的股票之王。但我们的金融冒险故事还没有讲完，相反，才刚刚开始。勇于冒险的里斯科为60年代最大的，对防御者来说则是最头疼的企业征服冒险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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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1969年春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更加浪漫的时代的一部分，对商业世界来说是大卫们和哥利亚们① 的时代：受人尊崇的泛美世界航空公司和古德里奇轮胎橡胶公司（Goodrich Tire and Rubber）分别受到公司中的暴发户休闲国际和西北工业的收购威胁。我们已经看到，股票市场对快速增长的新公司股票的短暂但普遍的欢迎，使得新登场而野心勃勃的公司向历史悠久而强大的公司发出厚颜无耻的挑衅成为可能。到底收购威胁是促使既定势力合理化的建设性努力，还是贪婪的掠食者无缘无故采取的不负责任的行动，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然而，毫无疑问，1969年初最出乎人们意料的大卫懈缋鞘录浅さ捍缶鼻闪⒔？年的公司里斯科数据处理设备公司（Leasco Data Processing Equipment Corporation，资产仅4亿美元），对拥有长达一个半世纪历史的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Chemical Bank New York Trust pany，资产高达90亿美元）的收购企图。在商业界，任何既对计算机租赁（里斯科1968之前的主营业务）也对证券市场（里斯科股票在此大放异彩）不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在这次收购竞赛中，化学银行的威廉·施赖奥克·伦查德（William Shryock Renchard）和里斯科的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Saul Phillip Steinberg）分别尽情演绎了哥利亚和大卫的角色。如果把他们之间短暂而紧张的冲突称为经典悲剧，似乎有些过分，但其中确实不乏著名的亚里士多德悲剧元素，另兼有闹剧成分。它向人们展示了，华尔街仍然能够充当有趣而动人的人间戏剧（不仅仅是生活，而是某种比生活更大的东西）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的寿命不会太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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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银行的领导人威廉·伦查德成长于新泽西州特伦顿市，父亲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New York Life Insurance pany）在当地的代理经理。20世纪20年代，伦查德少年时的特伦顿市是一个典型的老东部海滨城市，新移民已经在人数上占多数，轻工业主导这里的经济，但真正的权势仍然掌握在对过去念念不忘的美国乡绅手中，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自鸣得意（特拉华河对岸的华盛顿；特伦顿战役中被击溃的黑森人；向普林斯顿的进发）。这座城市念旧的一面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庄严的老横排砖屋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它向前看的一面，则展示于生机勃勃的新工厂、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之中。它是小说家约翰·奥哈拉（John O誋ara）笔下一座典型的城市，这里的特权阶级沉溺于乡村俱乐部僵硬的享乐生活。或许，它最大的品质就是狭隘：特伦顿一直由于它立在特拉华河大桥上的巨幅标语“特伦顿创造，全世界接受”而受到嘲笑，但出于顽固的骄傲，它年复一年地保留着这个标语。精美的瓷器和橡胶避孕套是由它创造而由全世界接受的主要产品。即使在小康人士和大富之家居住的西州街，以及更为谦逊的伦查德们居住的州长大道，每天早上仍然是由马拉的货车运送牛奶。毕业于特伦顿高中之后，比尔·伦查德和许多富裕的特伦顿男孩一样，向往普林斯顿这座位于新泽西东北方向12英里以外的著名大学。虽然当时的普林斯顿强烈倾向于招收预科学校的毕业生而不是高中毕业生，但伦查德还是成功了。在普林斯顿期间，他与他的兄弟约翰合住一个校内房间。他安静地学习，加入了众多饮食俱乐部中的一个，完全不参加被认为是校园生活必需品的课外活动—体育、《普林斯顿日报》、三角俱乐部或幽默杂志《老虎》。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着“伦查德还没有决定未来的职业”。
或许伦查德兄弟二人在普林斯顿或多或少感到自卑，因此把自己封闭起来。确实，他们应该自卑。虽然他们仪表体面，又是新教徒，但是第一，他们是高中毕业生；第二，他们来自特伦顿，而当时普林斯顿的学生普遍认为特伦顿是一座只适合酗酒的城市。无论如何，从任何方面来讲普林斯顿期间的伦查德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学生，他的同学大概认为他不像什么大人物，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如果他们确实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
如果他们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们错了。不论怎样自我封闭，伦查德都是一个机敏的高个子年轻人，有一种明显的领导者气质。他是一个大器晚成者，成年以后的他令他那些喜欢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大学同学黯然失色。1928年毕业后，他来到纽约，成为国家商业银行（National Bank of merce）的一名职员。1930年，他来到化学银行信托公司。他在那里先后担任文员、助理秘书和助理副总裁。1946年38岁时，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副总裁；1955年，他成为执行副总裁；1960年，他被任命为总裁；1966年成为公司董事会主席，此时公司已更名为化学银行纽约信托公司。由合并带来的名称的改变并没有影响公司的名望或尊崇地位。公司始创于1824年，到南北战争时期，已经成为全美国银行业的领头羊（南北战争刚结束的几年，它成为海蒂·格林的银行，银行为她准备了一个专用房间，她喜欢四肢伸开躺在地板上，周围堆放着她的债权凭证和股票权证。后来，当她错误地以为化学银行有人试图毒害她之后，便离开了）。1966年伦查德成为化学银行董事会主席之时，银行拥有90亿美元的资产，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库之一，并且是全美第6大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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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冲突（2）
伦查德之所以能登上美国银行业的塔尖，得益于以下事实：他与一位漂亮而擅长社交的女士结了婚；搬到纽约银行界人士最喜欢的居住区，长岛的北部海滨；在6家大公司担任董事；充当多家医院和市民组织的受托人；是一系列显赫的都市和乡村俱乐部的成员，包括蝗虫谷著名的克里克俱乐部（Creek Club），他还成为了该俱乐部的主席。1969年，地位显赫的伦查德61岁，高大潇洒，一头铁灰色的头发，五官平平，眼睛既透着冷峻的权威，又透着慈父般的和蔼。他浑身散发着户外的气息—由精心维护的草坪和经过修剪的女贞树构成的户外。他很容易大笑，而且笑得自然，他喜欢短小的笑话，而不是冗长的冷笑话。他看上去获得了内心完全的平静，一点儿也不为自己在社会剧烈变迁时期享受的财富和成功感到不安，也不为之自鸣得意地炫耀。有一次，他不但与妻子一起出现在上层社会秀—400名社会名流在广场饭店举办的年度钻石舞会（当然，是为国际教育协会进行慈善捐款），而且凭借三枚硬币大小的钻石别针—明显都是假钻石—获得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闪亮着装奖”。这或许是一种恶劣的玩笑？但如果说有人能够承受这种玩笑的话，那就是比尔·伦查德。他看上去已经变成典型的老普林斯顿人，散发着咄咄逼人的绅士气质和富有教养的个人和职业魅力。
索尔·菲利普·斯坦伯格与著名的罗马尼亚裔美国艺术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没有任何关系，他的背景与伦查德只有一点相似—两人的家庭出身都是美国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首先，他比伦查德小了三十多岁。他1939年8月出生于布鲁克林，父亲朱利叶斯·斯坦伯格（Julius Steinberg）拥有一家生产厨具的小型公司，叫理想橡胶制品公司（Ideal Rubber Products）。在长岛的劳伦斯上高中的斯坦伯格是一个并不惹眼的男孩儿，学习成绩一般，积极地与女孩子约会，擅长体育但并不热衷。早熟的他是《华尔街日报》的长期订阅者，这使他与同班同学显得格格不入。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在沃顿，19岁已上大四，少年老成，性格傲慢，长着圆圆的娃娃脸的他经历了一系列的商业领悟。他的一位老师建议他的大四论文以“IBM的衰落和失败”为题。这是个相当古怪的主意，因为到1959年，IBM已经成为现代商业众神殿中的阿波罗，盟友和竞争者通常都将之视为组织杰作。“我的老师确信IBM是某种怪胎，”斯坦伯格在赚取了几百万美元的十多年以后对作家克里斯·韦尔斯（Chris Welles）说，“他想让我来证实这一点。我是那种习惯于相信任何坏事的学生，于是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做了大量研究之后，我发现……IBM是一家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妙而伟大的公司，有着非常乐观的未来。但当我告诉他时，他不愿意相信。他甚至不愿意看一眼我的研究。于是我不得不改写另一个题目。”
斯坦伯格遭到蔑视和抛弃的研究使他深信，IBM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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