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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沙场--话说二十二军(上)-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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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县战斗发起之时，新四军第一纵队已正式接到命令，停止进军东北。直到这个时候，山东野战军正式“挂牌”。滕县战斗结束后，山野八师在此役中的“大戏”已基本唱完。津浦路之战也进入到了一个收官阶段。
中国百姓有句古话：国不可一日无君。同理，对一支军队来说也就是不可一日无将。八师军政主官的任命不能不提到陈老总的议事日呈上来了。
新官很快走马上任，他们是谁呢？借一句说书的话，那就是还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章 新官上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且不说点火，先看新官。
新官其实老面孔。八师师长阵亡，新任师长很快走马上任。人民军队有前赴后继的光荣传统，八师只有一个副师长，何以祥可以说是不二人选。
何以祥何许人也？何以祥四川西充人。何以祥少小投军，但投的是白军。1927年何以祥才16岁，因家境贫寒，乃当兵吃粮，就在川军扬森部下。军阀混战，又内哄不断，何以祥后又随张轩部闯荡。1930年12月，红二方面军战史有一次很著名的事件，贺龙在走马坪摆了一场“鸿门宴”，将张轩等人拿下，余部2000余人，愿走则走，不愿走则当红军。何以祥此时迈上革命道路。
何以祥最初在贺龙的红二军团七师十九团三营七连当兵。何作战勇敢，多次负伤，身体两次被子弹贯穿，一次是在脖胫，一次是在右腿，想来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火器，现在步枪的子弹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何以祥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洪湖苏区那场残酷的肃反运动中，竟被诬为“改组”派，险被冤杀。但何以祥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是好军人，单凭逞勇斗狠是不够的，我以为何以祥是个有头脑军人，从班长当起，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长征前，已是红二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了。我们知道当时军团长是贺龙，直接就在贺老总手下“当差”，可见是非常得到贺龙赏识的。如果细想一下，这时距离何以祥参加红军也不过五六年光景。
1937年9月，何以祥从延安抗大毕业，和今天来类比，也就是从军队的最高学府——国防大学毕业了。委以重任是早晚的事。不久，何以祥就去了山西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立马就“封”何以祥一个大队长官衔——八路军山西学兵大队大队长。大队设在山西临汾，有学兵600余人，何以祥亲自教授单兵和班的攻防战术。不要小看了学兵大队，来此教授的多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人物。周恩来、刘少奇、*讲政治课；彭雪枫、张震讲军事课。1948年1月，何以祥因伤病从华野三纵“挂靴””，在河北平山县中央医院休养期间接中央通知，要何以祥汇报华野三纵攻坚战术的经验，当时中央领导同志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总司令。谁能想到，早在10年前，何以祥与*领袖级人物周恩来等人还有“同窗之谊”呢。
虽然“教书先生”的日子是不会太长，但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同在战争岁月，都是少小从军，都在战火中成长，但“正果”也各不相同，有人可能“大老粗”到底了，但何以祥作为军事指挥员，与许多”同行“相比，又显其有“儒”的一面，我想这就归功于本人的修炼了。
何以祥来山东后，曾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参谋长，山东纵队二旅旅长，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参谋处这个军事职能部门很有些特殊，在我军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过，可能是当时与国共合作有关。处长的地位比今天参谋长要低。至于何以祥是哪一级的干部呢，我想大致能相当山东二级军区的副司令员吧。这样来看， 何以祥担任三纵司令员也是“顺理成章”的，但因为王麓水的不幸牺牲，何以祥只是快走了一步。
至于说起何以祥受衔的事，确实是给人以话题的，解放战争的主力纵队司令员授上将的都不乏其人，虽然别人有别人的理由，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角度上看，何以祥没有跟上趟。但，何因病痛之故，在解放战争高潮到来之际离开战场，等他再披挂上阵之时，大戏都唱完了，会不会有人以此说事，亦不可知。何以祥任八兵团参谋长应该是三野时期了，百万雄师都过江了。参谋长这个职务当年没有现在这样的地位，这个职务当年是“准”字号的，也就是准兵团，没有现在这么高。何以祥建国后似乎是有些沟沟坎坎，何以祥任过山东军区参谋长（济南军区前身），上世纪60年代又在浙江省军区任副司令员。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这才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以后又兼南京军区副司令，算是多年“委屈”的一种补尝。网上对何受衔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不代表我的观点，现在谁再去钻牛角尖呢，姑妄听之罢了。
“再比如何以祥被许世友整，何以祥是二方面军出身，四川人，抗战期间配合王麓水带出了一个很能打仗的山东八师，解放战争初期，山东八路都不听陈毅指挥，包括许世友、王建安、宋时轮等，就一个八师坚决拥护陈毅，于是后来陈毅走了，何以祥在许世友手下混，当山东军区参谋长，就被摁在少将军衔上。何以祥是华野12个主力纵队的12个首任司令里头军衔最低的，别人都是上将中将，何以祥向陈毅哭诉，陈毅竟然说我管不了军队的事情了。”
想来何以祥在授衔时苦脑是有的。但1946年新年伊始，何师长新官上任，信心满满。滕县战斗后，八师有一个休整时期，直到1月8日，八师才接到行动命令。第二天八师运动到台儿庄西南地区。
眼下又是两军对垒，盘马弯弓。这是何以祥接掌八师师长大印的第一仗，要打好，还要打得漂亮。但没想到，头把火是把政委给点着了。
第十三章 政委气也粗（一）
新官还有政委。
政委在一支部队里通常称二号首长，但“二号”不比一号低半分，往少里说也是平起平坐。这个道理不用我再说了吧。
有人以为政委不就是政工人员嘛，耍嘴皮子，摇笔杆子，金丝眼镜小白脸。打住，说小白脸这话就离谱了，要说戴眼镜，罗荣桓即是，要说能妙笔生花的，陶铸，陈沂都算得上，但都是从宣传口子上来的，也当属凤毛麟角。实话实说，新来的政委论文凭小学也没得。
丁秋生来任政委，在当时八师许多人眼里，甚至比何以祥任师长更理所当然。丁秋生是鲁南军区的政治部主任，而八师与鲁南军区本是一家，所以丁政委可说是这支部队的老人，论与八师的关系比何以祥要熟得多，甚至可说更铁。这样，八师军政主官都配置完整，接下来就看两人同心协力了。
军政同为新官，比起何以祥的“川军”来，丁秋生的“湘军”就显得“根红苗壮”了。丁秋生是湖南湘乡人，和当年毛委员的家乡很近。丁秋生家是赤贫，从小在在安源矿上做苦力，这样的苦出身参加革命还不“玩命”干。虽然同是从当大头兵开始，但丁秋生和何以祥在军职提升上又有明显不同。丁秋生一直在政工这条线上，最基层的政工人员就是连队指导员。
对于电影《集结号》中的指导员被打仗吓得尿了裤子的情节安排，我起码觉得不典型。编导把人民解放军的连队指导员当作文化人了。连队指导员，上课也好，谈心也好，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连队的战斗精神。没有当过兵的人也许不知道，打仗，连队首长和士兵是在一条线上，没有“你死我活“的。指导员带队冲锋太寻常了。第四次中央苏区反围剿，当时丁秋生任四师十团机枪连指导员。在一次反击罗卓英部的战斗中，丁秋生带敢死队冲锋，冲锋中丁秋生顺手拾起一顶钢盔戴上，战斗中只听“当”一声响，一颗子弹穿透钢盔，子弹紧挨头皮，一次下意识之举，救了自己一命，这一回算是有惊无险。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秋生差点革命“到底”了。在广昌最后一天的战斗中，丁秋生身上多处负伤，最严重的是左胳膊的动脉被打断，由于失血过多，昏迷了7天7夜。一个团政委可不能随便就丢了，师里专门组织了8个人的担架队，日夜不停，轮流抬着赶往瑞金医院，傅连暲院长亲自做手术，才保住丁秋生的生命。伤愈后，丁秋生在中央红星纵队当民运干事，中央红星纵队实际中央机关护卫队，所以经常有机会和毛泽东等人接触。丁秋生遇上过一件非常让他“窝心”的事，最后竟然“惊动”了毛泽东。
抗战爆发后，丁秋生和何以祥一样都在“国防大学”就学，不同的是，学习尚未结束，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就找他谈话了，组织上决定要他去军委工程学校任政委。但丁秋生一心想上前线，不想当“教书先生”，好说歹说，死活不从。最后谭政下了最后通谍，说：“你这样违抗命令，是要受处分的。”丁秋生也干脆回答：“处分我也不去！”这真让谭政左右为难了。
毛泽东听说了这件事，非常严肃地说：“下了命令不执行，那怎么行？军队是有纪律的。管军队要严，管干部更要严。不服从命令要处分！”谭政说：“丁秋生是想上前线，积极性是好的。丁秋生同志主席是了解的，是不是不要处分了？”毛泽东说：“越是身边工作的同志，越要严。”于是丁秋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军委撤消了任命后，他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处巡视团任巡视员，后任抗大政治部组织部干事、股长、政工干部训练队队长兼指导员、分校政治部党务科长。以后又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期间接到命令，重新任命他为军委工程学校政委，这次他立即到任。
一年以后，他被调往山东，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政治部主任、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丁秋生挨处分的故事起先我是从网络看来的，后来我看了他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才知确有其事。我过去以为“鲁莽”求战只是发生在基层官兵中间，看来当年连高级干部也不能“免俗”。那种热切盼望上火线，不屑呆在后方的心情，至少可以说是很符合军人秉性的。违反纪律，被处罚的莫过于许世友吧，“判刑”一年。“出狱”后，许不是也来到山东抗日前线了。
1955年，丁秋生“顺理成章”被授予中将军衔。建国后，丁秋生改行，干起了海军，是北海舰队的第一任政委。北海舰队当年真不能小看，这可是海军三大舰队的“老大”，是最有实力的舰队。
丁秋生与何以祥有一点不同，何以祥因伤病1947年底“挂靴”，这在华野各纵队司令员中好像也只有他一人。而丁一直干到二十二军政委，是老政委了，所以在部队中很有威望。何丁二人搭挡两年，互相配合，按现在的说法，都是三十出头的青年，磕碰难免，都觉得是真理在手，针尖对麦芒，可不，这就对上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十四章 政委气也粗（二）
1945年12月底，秋生来八师任政委后，第一仗就是和何以祥打嘴仗。都是真理在手，争得脸红脖子粗，让周围的参谋们干着急。
在场的魏参谋是这样回忆的：“他俩各自多次申述理由，意见不能统一，争得脸红脖子粗，动了肝火，何指责丁不了解这支部队的作战特点，丁批评何不能服从全局，我和马是参谋人员不便插话。”
师长和政委上火，都是为了打仗。具体说，何以祥要“悠着点打”；丁秋生要“立马就打”。慢打有慢打的理由，刚进入战区，敌情不明，方位不清，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何以祥是属于工于算计的人。其实他这么考虑，也是受到参战团队首长和参谋作战部门意见的影响，他们都觉得今晚发起战斗，怕是会没有结果，建议上级推迟一天。而快打更有快打的依据，丁秋生认为，这不是八师一个部队的事，有这么多部队在行动，他动你不动要误大事的。如果这个题，拿到今天来解，我想天平可能还会倾向政委一点点，毕竟有个大局观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仗陈老总是怎么“收官”吧。
对此第三野战军战史有这样的记述：“1946年年初，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为抢占战略要点，夺取有利阵地、分割山东、华中解放区的联系，又调集十万兵力，以第五十一、第五十九、第七十七军分左中右三路向鲁南解放区进犯。”是时，津浦路沿线的战事基本告一段落，停战协议即将生效，能捞的只能赶紧捞。
蒋介石调兵十万，陈毅亦调兵十万。除山野七万精兵，还有鲁南、滨海的3个警备旅。陈毅对这一仗也是非常看好，乘势拿下兖州、韩庄、枣庄，把北犯的三十三军压回徐州。为确保取胜，还从粟裕处搬兵，把华中野战军王必成的六纵也调了过来。而八师进入台儿庄西南地区，与远道而来华中六纵会师，预定在今晚发起攻击。是打还是不打，眼下两位主官各抒已见，谁也说服不了谁。
看官，我想提一个似乎有些无聊，实在又非常幼稚的问题，师长和政委到底谁大，谁说了算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明了了。参谋魏学诚就在他们身边，他是这样回忆的：“沉默良久，丁说：‘这样吧！我们是和华中六纵配合行动，可派人同他们联系，建议都推迟一天行动。如他们不同意，我们也只能今晚行动。’何同意这个办法，马（马冠三参谋处主任）让我立即带一名骑兵通信员到六纵去联系，并派人去骑兵排带一匹马过来。”
既然这个事在八师决定不了，那就把球踢给六纵司令员王必成了。
魏学诚参谋见了王必成，（这事前面已经说了，王必成对穿黄军装还当稀罕看了）但王司令对八师的意见不加任何考虑，一口就回绝了。他的观点是，我打得，你为何打不得？是啊，华中赶来，没有一千里，也有八百里。真是开卷有益，我这才知道早在1946年年初，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就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
魏学诚见六纵的集结号都已吹响，部队有的已经开拔，知道此事已无法挽回。陈毅的这一次反击作战结果，我不卖关子了，以十万计的大军的行动，多少有点雷声大，雨点小。
山野这一次反击作战声势浩大，但预定方案有完成的，也有夭折的，如攻打兖州。按战史记载共歼敌2800余人。八师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战绩，八师何师长有这样的回忆：“陈毅军长骑马巡视我军坚守的各个阵地，来到了八师。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问：“打得怎么样？”我回答：“敌人伤亡四百多，被我俘虏五百多，我们部队伤亡三百多人。”歼敌千余人，伤亡三百余人，八师作战部门感觉不是太好。但这次反击参战兄弟部队众多，八师两个团的战绩，相形之下，也是说得过去的。
想说还有，表面来看这个战果非常一般，但当时陈毅的心里不定也是美滋滋的。都说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岂不知，塞翁得马也焉知祸福。虽然这次反击战歼敌有限，却因郝鹏举起义，陈毅不费一枪一弹，平添两万人枪。赦在台儿庄起义，多少也有八师的一份功劳。若郝是铁心跟了共产党走了，即使五五年肩头上缀不上颗星星，总还能有你小楼庭院的。但这回陈毅“捡得”是一条白眼狼。一年后，风云突变，郝鹏举倒成了陈毅的一块心病，郝的再次反水，最后把自己也送上了断头台。
王必成执意要行动的那天晚上，八师战果乏善可陈，有的部队摸不着地方，有的部队刚开打，敌人就跑了。据说六纵那头也差不多。但自1月9日起，警备九旅十八团和八师的二十二团、二十三团一起飞兵奔袭黄丘套，一连几天都在这一带展开反击。在源泉作战中，二十三团一个年轻的指导员表现非常突出，从此作为八师乃至二十二军甚至是第三野战军的一颗战星，就是在这一战中升起的。
1月13日晚，二十二团对杜安进行攻击，守敌且战且退，攻击部队从东围子打到西围子。午夜时分，围子里的敌军突然高声大喊：“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想投降，缴枪便是。不能再打，是何意思？
是的，停战时间到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停战以后（一）
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这难道不是战争的规律？毛泽东有句话说的非常精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于是一声喊叫之后，响了三个月的枪声戛然而止。
1946年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在重庆分别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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