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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张春桥的形象虽然有点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大受人喜欢，但他的才学还是自有过人之处的。虽然鲁迅驳斥过他，但许多被鲁迅批评和回击过的人不都是著名学者作家吗？胡适和郭沫若就是现成的例子。张春桥这首《失业的人》，抓住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及其盲目的反抗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意义。从诗歌技巧方面看，结构和语言都比较粗浅，今天看来肯定落伍了，但仍属于合乎当时艺术潮流的“先锋探索”，表现了一种文学少年的峥嵘锐气。风花雪月的东西，张春桥肯定是会写的，但他更关注时代的“天灾人祸”，这种胸怀天下的思想意识，使得张春桥走向了革命。
　　最后提一句，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张春桥在济南刚刚中学毕业，年仅十七岁。
　　

江青灭孔，引火烧身（1）
重读2005年第5期《百年潮》，胡学常的《江青与小靳庄》一文，谈到江青给农民改名之事，引起我的一番回忆。
　　1974年6月22日，江青首次到小靳庄，社员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江青回应道：“不要喊这个，不要学林彪那一套。活到万岁也得死呀！”这倒是句实话，表现出江青直爽的一面。可是劳动过后开始批林批孔时，江青又犯了给人乱改名的毛病。把“王淑贤”改为“王树先”，这个改得还比较雅致。“于瑞芳”改为“于芳”，则显露出小资情调。“魏文忠”改为“魏文中”，虽然是那个社员按照江青的批评自己改的，但也显露出江青没事找事的疯丫头心理。把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改为“周克周”，表示“克制周公”，说什么“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则简直是儿戏，而且必然引起周恩来的愤怒，足见江青在政治上的幼稚。毛泽东要么就该一辈子不许江青搞政治，要么就该让她早点搞，从延安时期就跟邓颖超大姐一块搞，就算带研究生，十年八载也带出来了。不该让她当了半辈子文学少女后再出来搞，把政治都当成文艺节目了。
　　其实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当年才9岁，也没注意。最令我生气的是江青把一个农民“王孝岐”的名字改为“王灭孔”，我们全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报道后，我妈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我妈姓王，跟我爸吵了一辈子，这回可解气了。我爸则气得一拍桌子：“这个王八犊子！你叫王灭孔？我看你叫王八蛋！”当时因为江青鼓励妇女穿连衣裙，把文艺也搞得很热闹，很多下层群众对她颇有好感。可是我因为这件事，开始觉得江青没水平。我不像我父亲那样把气撒在“王孝岐”身上，我觉得江青的思想里有一种太重视表面文章、不能实事求是的问题。
　　改了名，就说明反封建了吗？“江青”这个名字当然很出色，但“蓝萍”也不错啊，“李云鹤”也非常不俗啊，为什么非要在名目上下那么大的功夫呢？“全聚德饭庄”改为“工农兵饭店”，里面的烤鸭就具有革命思想了吗？我可能受封建礼教毒害比较深，“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意识比较浓厚。每次跳墙去看电影被抓住后，都大义凛然地交待：“我叫孔庆东，你们爱咋的就咋的！”上大学后，很多同学都搞了个笔名，我坚持用我的俗名。很多自以为是的所谓学者说：“你叫孔庆东，一看就是‘文革’的名字，是不是崇拜毛泽东啊？”我说：“只许毛泽东叫东啊？那毛泽东又是崇拜谁呀？你就是这样做学问的啊？学问如果可以这样做，那还要大学干什么？孔仲尼就是个尼姑，释迦牟尼也是尼姑，关羽是项羽转世，刘备是刘邦投胎，你这种思维才是‘文革’谬种啊！”
　　我偶尔也玩过几回笔名，但从来不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好。即使在最危险的日子里，也没有考虑过隐姓埋名。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别说一个“王灭孔”，历史上多少次劫难都没有灭掉孔门。孔子之后，八代单传。到东汉年间，定居曲阜者才繁衍到二十多户。五代后梁时，有个叫孔末的小时工，趁社会###，将曲阜孔子后裔杀害殆尽，自称圣人嫡系。但孔子43代孙、不满周岁的孔仁玉藏于外祖家，幸免于难。后唐明宗诛孔末，复正统，孔子后裔再度繁盛。孔仁玉有四子，到46代时分为5位，到53代时分为20派，到56代时分为60支，亦称60户。我孔庆东就属于这5位、20派、60支里的第一位、第一派、第一支，家谱里叫做“圣人位、圣人派、圣人户”，我的58代祖便是衍圣公。五胡乱华、蒙人灭宋、满清入关，都没有动摇孔门的地位。乾隆年间修谱时，曲阜孔子后人已过2万，咸丰年间4万，民国期间战乱频仍，一直徘徊在5万多。新中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建设，使孔门高速繁衍，至今仅曲阜孔子后裔就超过10万，全世界孔子后人已达300多万。虽然跟王姓的7000多万远不能比，跟李姓的1亿人口更不能比，但姓王姓李的想依仗人多灭掉我们姓孔的，恐怕也是个玩笑吧。
　　

江青灭孔，引火烧身（2）
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使我有机会读到老祖宗的言论，不禁深为叹服。“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得不对吗？“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得多好啊。连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都觉得是千古不易之论。由对孔孟之道的好感，我顺便觉得林彪也没有多么可恨。倒是从江青这么胡折腾，害得同学都给起外号，叫我“孔老二”、“孔老三”、“孔老八”的，隐隐觉得这个傻女人恐怕要遭报应。
　　其实江青有很可爱的一面，她跟工作人员打扑克，输了就不高兴，经常跟警卫员和服务员吵架，喜欢显摆自己，喜欢送人东西，这才是真正的“不摆架子”，真正的跟群众打成一片。假如她老公地位没有那么高，那江青的浪漫情怀可能会更多地发挥出正面效应。但可惜这个自以为聪明智慧的纯真婆娘，这个中国20世纪的“革命娜拉”，竟敢在至圣先师文宣王头上动土，忘了她们老李家跟我们老孔家的千年交情，结果怎么样？正应了主席给她那封深情款款的信里所写：“我死了以后，看你怎么办？”人活着难免要斗争，有时候还要革命，但动不动就想灭掉人家，这种念头是危险的。多数情况是灭不掉人家，自己反倒引火烧身。在今日建设和谐社会的情境下，这个教训是各路愤青特别应该记取的吧。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善哉！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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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老师（1）
神圣美丽的教师节，随着半温不凉的秋风又到了。
　　学校发点钱，工会给桶油，学生送点礼，于是广大人民教师就暂时忘记了自己的奴隶身份，忘了那些暴徒家长闯进教室把老师打得遍体鳞伤的场面，忘了那些大款家长拿着半斤钞票把弱智儿子楔进重点校尖子班的场面，忘了那些高官家长一个电话就让一个勤勤恳恳的班主任下岗的场面。不要侈谈什么灵魂的工程师，老师的尊严已经在这个市场加反恐的时代被打得趴下起来、起来趴下，直到你再也无力、再也无心起来，干脆就彻底趴下，甘当物欲的小伙计吧。然而，当你放弃尊严时，人家还要拿尊严来要求你，说教师怎么能吃肉、教师怎么能挣钱啊？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恰如###国家被逼得无可奈何，只好宣布自己也赞成“反恐”时，人家布什校长又改词儿了，把反恐改为“反对###法西斯战争”，点明了不把穆罕默德大叔折腾死美国人民就不爽。《茶馆》里的王利发掌柜说：“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
　　好在我们大城市里的这些老师吃窝窝头是不成问题的，燕窝鱼翅偶尔也能吃上一回。所以嘻笑怒骂之余，还是趁着这个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之际的秋光无限的教师节，回忆一下那个没有教师节的时代的一点往事吧。
　　我一生最感激的人，就是我的那些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学里的老师记得最清楚，中学的也记得大部分，只有小学老师的身影，渐行渐远，快要消逝在地平线了。而其中记得最模糊的，就是我最早的老师——小学一年级只教了我第一个学期的高老师。
　　我上学时，是春季开学。几年后大概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觉得要跟国际接轨吧，就改为秋季开学了。1971年3月1日，我第一次走进了“五七小学”，因为按照我母亲的算法，我已经八岁了。可是人家学校的老师说，你儿子是64年9月生的，现在还不满6岁半，年龄不够，回去吧。我从此永远记住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坚决反对很多北方地区“虚两岁”的土政策。许多年后，我带着21岁的女朋友回家看看，我母亲和一些亲戚非说人家已经23了，弄得人家哭笑不得。在这件事上我终生不能得到众多亲戚的理解，当我的母亲58岁时，亲戚们都为我不给她老人家操办六十大寿而摇头叹息，觉得这人一旦当了北大的老师，咋就变得禽兽不如呢？而当我的母亲六十周岁时，又没有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感觉自己有点像沈从文一样，无论在亲友中还是在学友中，永远都是孤独的。
　　其实我6岁的时候，加减乘除已经都会了，报纸上的新闻也凑合着能读了。所以不许我上学，对我并没有什么耽误，不过是给我增多了12个月的自由童年而已。我还在这一年的秋季跟父亲去辽宁开原出差，天天到那里的动物园看那只会笑、会抽烟的“马猴子”，每天不是吃海城馅饼就是吃辽西甜卷子，真是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天我告诉父亲，路边宣传栏里林彪的照片忽然不见了。父亲严肃地说：“别他妈瞎吵吵，中央肯定出事儿啦！”夜里我听见旅馆的走廊上有人说什么“三只鸡”，“豌豆黄”。回到哈尔滨，才知道林彪坐着三叉戟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了。
　　冬去春来，到了1972年3月1日，没人再拦着我上学了。我领着楼上老刘家的大哥（参见拙作《老刘家》），入了哈尔滨南岗区通达公社“五七小学”一年级一班。为啥叫“五七小学”呢？因为毛主席有个著名的“五七指示”，今天的人们大多都忘了。其中关于教育有这样一段话：“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泽东伟大的教育理念，当时的人们是理解不到位的，今天教育走进了死胡同，人们才想起毛的话。教育应该是培养全面的人、大写的人，不应该是为资本家培养千千万万有文凭没灵魂、会干活不会思想的打工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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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的老师（2）
不过中国人办事情都是一窝蜂，各地的领导其实并不理解毛的精神，单凭对毛的个人崇拜，就在全国搞了很多“五七小学”。在此前后还有很多“五七干校”，让那些官老爷和教授们去劳动，弄得今天很多假右派咬牙切齿的。我所上的那个“五七小学”位于西大桥一带的桥南街，所以一般又叫“桥南校”。班主任姓高，是个黑眉大眼、圆脸白牙的少妇，身材略高，不胖不瘦，梳着利落的短发，有时候也扎起来，长得有点像后来的影星张金玲。她的总体形象是整洁而严厉，如果笑了，眼睛会晶晶闪亮，那一定是从内心往外迸发出的喜悦。学生们对她既敬又爱。我从此对所有姓高的老师都一律莫名其妙地颇有好感。
　　高老师第一天发了张卷子，让我们做了点算术和语文题，具体内容我已经忘记了。反正我觉得老师教的东西我都会，不教的我也会，老师的问题没有我答不上的。高老师看了全班的卷子后，就宣布让我当学习委员。班长则由一个学习不好的干部子弟担任。现在很多热爱毛泽东的朋友说那个时代是没有腐败的，这我不同意。我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也是有腐败的，不然毛泽东还发动“文革”干什么？“文革”失败了，所以腐败愈演愈烈了。不能说改革开放就必然带来腐败，而要思考用“文革”那种方式真的能够消除腐败吗？当然，那时候腐败的程度和规模都是有限的。我们班长虽然有干部老爸当后台，可他自己实在不争气，学习不好，纪律不好，连打架都熊包，一点威信没有。所以那个班长就一天天当不下去了。春季运动会那天，高老师撤了他的职，让我担任班长、学委兼体委。并且我还是全班唯一的第一批入队的少先队员。
　　那时刚刚从“红小兵”恢复到少先队，所以既要戴红领巾，也要戴“红小兵”臂章。后来就只戴红领巾了。本来班里还有一位叫何丽君的女生也是少先队候选人，但因为她爷爷是资本家而没有通过政审。我看见何丽君趴在课桌上哭得真可怜，心想她爷爷是资本家跟她有什么关系？她住在我家5栋对面的11栋，长得白白净净，穿的干干净净，书包是绣花的，课本用塑料皮儿包着，削铅笔不用小刀，而用“铅笔拧子”——北京叫“转笔刀”，不如东北话形象。可是她学习好，爱发言，扫除勤快，主动给老师擦黑板，全班一致选我俩当少先队的，凭什么就不行呢？我问高老师凭啥不行，高老师说：“你真幼稚，不行就是不行。我也不知道她爷爷是资本家呀。你爸爸要是地主，也一样不行。”“文革”最令我反感的极左思维之一就是血统论。现在其实仍然有血统论，只不过颠倒一下，凡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就一定愚昧、野蛮、落后，不代表先进生产力，不懂得八荣八耻……
　　我在学校大概太优秀了，又不善于藏拙，不但能讲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还能讲“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二班那位黄胖黄胖的董老师就想挖我——这种情况在我以后的学习生涯里一再重演。一次课间操，董老师说：“小高，让孔庆东到我们班当班长吧，搁你这儿你也不好好用，留着当女婿啊？”我估计这可能也是促使高老师升任我为班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我这人从小封建，一般不喜欢跳槽。我也不大喜欢董老师，因为她在操场上就对学生连踢带打的，二班的学生不但不害怕，反而更加淘气。我们高老师虽然严厉，但是从不打人。课上有同学淘气时，高老师用教鞭一敲黑板，清脆地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如果不遵守纪律，同学们，解放军叔叔能打胜仗吗？”大家拖着鼻涕腆着肚子齐声喊：“不能！”看高老师挺拔地站在前边，不怒自威，孩子们都觉得在这个班里有一种幸福。而二班的哥们告诉我，董老师经常让他们一个生字写十行，自己却脱了鞋，坐在门口卖呆儿。二班同学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家庭妇女”。
　　我不喜欢董老师，董老师却一直对我非常好。一次我在路上遇见她去买菜，她给我买了一根5分钱的冰棍。当然，高老师也给我买过。夏天到了，老师们弄了些冰块，在办公室里嘎崩嘎崩地大嚼。突然董老师出来把我喊进去，给我一大块冰让我吃。我不好意思享受这特权，用眼睛看着高老师。高老师说：“让你吃你就吃吧，董老师希罕你，拿你当干儿子呢。”我知道高老师也非常希罕我，但高老师决不会做让我难堪的事，这就是高老师比董老师有文化的表现。二班有个同学跟我打架，本来各占一半理，董老师知道了，把我俩叫到一块儿，让我踢那个同学三脚。而高老师事后批评我说：“踢人家三脚你就舒服啦？一点风格都不讲。让别人低头怕你，那不算本事，让别人仰脸敬你、希罕你才是本事。记住了吗？”我记住了，并且很快就领悟了。此话让我受益甚大。
　　

我最早的老师（3）
然而高老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暑假前夕的一天放学时，我整理队伍，听到她在身后跟董老师说的：“这孔庆东啊，是个大学苗子啊。”那时候大学已经停止招生了，中学毕业就要上山下乡。我学习好，心想将来到生产队当个会计是不成问题的。从来没想到上大学的问题。这句话，仿佛天上掉下来似的，忽地拨动了我的某根心弦。当时我琢磨了半天，没明白，打算什么时候问问高老师，到底是啥意思啊？
　　可惜，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五七小学”重新编班，我被编到了“四明校”当班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和董老师。到了二年级，“五七小学”取消，我被分到“进化小学”，连高老师她们的下落也不知道了。
　　后来，又有更多的人说我是“大学苗子”，我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并且我实现了他们的预言，我上了大学，上了世界上最能推动一个国家进步的大学，我还当了这个大学的老师，我的工作，关系到许许多多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苗子”。想起高老师随口说出的那句话，我从心底涌起对她无限的感谢和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