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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就跳下公共汽车，沿着江边往华一村溜达。他的步速不快，时不时地前后左右看一看。远远的，能看见自己家了，李维嘉停下脚步，仔细张望。情况不对！他看见家里好像有几个陌生人。这时，平常帮李家带孩子的小姑娘站在门口，也发现了李维嘉。小姑娘偷偷朝他摆了摆手。李维嘉明白，特务找上门来了。他马上转身离开。
　　

冉益智推倒多米诺（2）
这个时候李维嘉才晓得了事态的严重性。“认识我家的只有刘国定和冉益智。特务来家里抓我，肯定是他们两人中有人叛变了。”
　　“我下面的组织关系，都是我当委员时他们交给我的。特务都跑到我家里来了，估计其他人也是凶多吉少。陈然他们怎么样，被捕没有，也不知道。”李维嘉抱着一线希望，赶紧写了两封示警信寄出去。
　　4月19日清晨，天低云重，细雨霏霏，李维嘉带着悔恨与焦虑匆匆赶往成都，向川康特委报警。
　　两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挺进报》陈然的。信上说，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署名没敢写自己，我写的是彭云，就是江姐和老彭的儿子，陈然也知道彭云。一看就应该知道是党内同志在向他示警。”李维嘉后来得知，那封信陈然收到了，但却没有及时转移，被特务抓住。
　　陈然本有机会脱身，为何没走？
　　“最后一次见陈然是在4月12日，白象街茶馆，我给他带了一笔经费，还告诉他出事了，有同志被捕，让他赶印几期《挺进报》出来，好让敌人觉得《挺进报》还在出版，他们抓住的人与《挺进报》无关。这样就可以减轻被捕同志的嫌疑。他完全是可以走的，只是太执著地想完成党组织交代的工作了。”
　　

133人被捕入狱
刘国定和冉益智叛变后，为了讨好敌人，竟然开始以出卖同志来争宠邀功。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
　　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
　　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
　　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
　　1948年6月初，冉益智再次“开口”。6月11日，带着特务抓到了川东临委副书记、中共七大代表涂孝文。随后，涂孝文叛变。根据他和冉益智的口供，中共万县县委书记雷震、万县县委副书记李青林、负责川东临委和下川东联络的江竹筠、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唐虚谷等二三十位地下党员被捕。
　　那段时间里，刘国定正在南京接受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接见和嘉奖。因为他一口气出卖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钱瑛，上川东地工委委员骆安靖，重庆的党员干部李玉佃、王丕钦，秀山的党员干部罗广斌等多人。
　　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因敌人围剿《挺进报》而被捕的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被捕的革命者大多被关进了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座军统监狱。在那里发生的故事，若干年后被写成小说，感动了共和国。
　　

《红岩》作者入狱经过（1）
渣滓洞监狱位于歌乐山山脚处，三面环山，一面临沟，地理位置很是隐蔽。监狱铁门索性修在了十几级台阶之下，墙头缠绕的电网、院内矗立的岗楼，只有走下台阶时才看得见。
　　渣滓洞原是一家小煤窑，因出产的煤少渣多而得名。1947年12月，它成为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9年11月27日被大火烧毁。如今的渣滓洞，其实是上世纪60年代依原样复建的。
　　架着电网的高墙上，写着端正的楷体大字：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
　　又一处高墙上，一笔不苟地用隶书体写着黑森森的字：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宁静忍耐，毋怨毋尤！
　　——引自《红岩》
　　渣滓洞内院院墙上，如今依然是这几行标语，与小说中提及的一字不差。标语正对着一栋二层楼房和几间平房，栅栏式的签子门禁锢起牢房18间。透过这样的签子门，三四百位曾经关押在此的革命者，只能看到手掌般大的一块放风坝、箩筛般大的一块天，再有就是电网高墙和墙上的标语。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几行标语。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
　　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据说，抓捕罗广斌前，徐远举曾找罗广文“商量”：有人供出你弟弟是共产党。罗广文也怕落个“袒护###”的罪名，便说：“我这个弟弟从小不服管教，你把他抓去教训一下吧，但一定要保住他的命。”特务们就按照罗广文提供的家庭地址，在成都抓到了罗广斌。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这得从罗广斌在狱中的表现说起。
　　罗广斌被捕时入党刚半年，情绪难免紧张。“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完了’，在大脑的一片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马识途）的一句话：不管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我当时并没有为了人民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绝对明确的意志，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影响任何朋友。”罗广斌后来在一份自传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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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作者入狱经过（2）
凭着这股子义气劲儿，罗广斌在审讯中态度强硬，毫不屈服。特务无奈，带着叛徒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来跟罗广斌对质。罗广斌并不认识来人。冉益智却不着急，慢慢背出一段话：为了反抗家庭对自己婚姻的干涉和压制，1944年离开家庭到昆明找到马识途在西南联大学习读书，在马识途的帮助教育下，参加到“民青社”、“六一社”和抗暴活动……
　　这不是自己申请入党时所写的自传吗！罗广斌这才相信了，眼前这个人真的就是地下党里主管组织工作的上级领导。这样的人竟然也叛变了，或许就是他出卖了自己！罗广斌又是震惊又是丧气。他不愿再看见冉益智的嘴脸，便朝特务喊了一句：送我回牢房去！一进监牢内院，罗广斌就大喊：冉益智叛变了。徐远举得知此事大为光火，下令给罗广斌戴上一副脚镣，40斤重。
　　除了罗广斌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曾与罗广斌一同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傅老现住重庆市垫江县，已经87岁。老人的耳朵不大好使，即使戴上助听器，对于所提出的问题，也需要老伴儿在耳边重新嚷嚷一回。但他的记性并不差：“我起初听说，罗广斌就是罗广文的亲弟弟。罗广文那会儿是‘剿匪’头目，镇压武装起义时，杀了我们很多共产党员。”所以一开始，傅伯雍和其他难友一样，对初来乍到的罗广斌并不信任。
　　“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说。
　　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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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怎么喊出来的？（1）
“江姐！”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江姐一转眼，便瞥见一个瘦长的人影，闯进门来。啊，这人是甫志高……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老许亲口告诉我的呀！”
　　——引自《红岩》
　　现实中江竹筠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她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走在万县地方法院街的石梯路上。下了石梯路，刚走到马路边，江竹筠忽然听到有人喊她。回头一看，原来是冉益智。在重庆时彭咏梧因工作需要，与冉益智有过联系，江竹筠知道来人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当时，重庆许多党员被捕的风声已经传到下川东地区。江竹筠马上警觉起来：“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冉益智支支吾吾地说：“三哥……就是老王……他要我来……”三哥和老王指的都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江竹筠更觉不对，按照地下工作纪律，公开场合不能这样提及领导人的真实姓名的。江竹筠不再理睬冉益智，一扭头，绕过冉益智，径直朝前走。
　　冉益智急了，直接跑上前来，双臂一张，拦住江竹筠的去路。“你想干什么！”江竹筠愤怒地伸出手，想推开冉益智。但两名特务已经冲了过来，抓住了她。
　　其实，向特务提供江竹筠住址的倒不是冉益智，而是也已叛变的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江竹筠被特务从万县坐船押回重庆后，关进了渣滓洞。在那段时间里，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地下党高层领导人相继叛变，重庆及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组织遭到大规模破坏，不断有地下党员被捕入狱。
　　“监狱的氛围很压抑。眼见着几乎每天都有人被关进来，大家的思想很不稳，人心浮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研室主任刘和平研究《红岩》史实多年，道出小说中不曾提及的狱中另一面。
　　江竹筠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这个刑讯室就在渣滓洞外院，如今不准参观者进入，但每一个来此的人都会透过开启的窗子向里张望上半天。里面光线很暗，靠墙的木架上挂着一溜大大小小的铁镣，一张木桌上摆着鞭子、狼牙棒、竹筷子……即便允许人们进入，那样的一间房也足以让人望而却步。
　　

“江姐”怎么喊出来的？（2）
特务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想撬开她的嘴。江竹筠疼得晕过去三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
　　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后来，罗广斌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写道：“江竹筠受刑晕死三次，杨虞裳失明月余，李青林腿折残废，是每个被捕的同志所共同景仰的。江竹筠曾说过：‘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在被捕同志们当中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渣滓洞里的斗争士气也陡然一振。
　　

“大联欢”确有其事（1）
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室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人们纵情高歌，唱完一支又一支。
　　新年大联欢开始了。
　　——引自《红岩》
　　对于小说中浓墨重彩描写的那场狱中“元旦大联欢”，因为事隔多年，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各种回忆材料有不少出入。但“元旦大联欢”确实发生过，而且是发生在己丑年（1949年）的大年初一，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
　　1948年底到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主力部队全线溃败，两种命运的决战胜负已分。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南京政府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同意我党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
　　己丑年的春节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来临了。
　　“那个大联欢，我是参加了的。”多年以后，傅伯雍还记得，早晨大合唱是楼一室带的头。但也有回忆材料上说，是女牢等不及先唱起来的。
　　反正唱完歌就是大联欢。
　　“罗广斌站出来，说要给大家跳个‘踢踏舞’。”傅伯雍说。那之前，罗广斌刚刚被敌人又加上一副重脚镣，罪名是给新关进渣滓洞的共产党员齐亮传小纸条。“他那哪儿是跳舞啊，其实80斤的镣在脚上也跳不起来。”老人说话的语气仿佛是在嗔怪一个自己厚爱的晚辈。87岁的傅伯雍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那时也是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他得用手把铁链提起来，两只脚在地上前后摩擦，把铁链拖来拖去，哗哗啦啦地响，这就是他的‘踢踏舞’了。”
　　这时，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她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被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
　　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们又齐声唱起歌来。
　　——引自《红岩》
　　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中，女牢战友们表演的秧歌都是大联欢的高潮。罗广斌在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也没忘记下这一笔：“最后女室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结果竟是一场化装的秧歌，弄得所方哭笑不得。”
　　杨汉秀把鲜红的被面往下一扯，腰间一扎，头一个冲上放风坝，扭起秧歌，边扭还边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几个看守特务干瞪眼也没敢拦着，杨汉秀的特殊身份成了敌人的忌惮。她其实是当时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亲侄女，因为暗中购买武器、支持地下党武装起义，在1948年8月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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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联欢”确有其事（2）
就是这位有名的杨大小姐，出嫁时抬盒摆了半条街，她却毁家纾难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叫“吴铭”。抗战胜利后，她接受党组织的秘密任务，从延安回到重庆。党交给她的任务是：若和平协定得以维持，就做上层统战工作；若形势逆转，就策动反蒋武装斗争。
　　那次秧歌舞之后，杨汉秀被杨森的一个小妾保释，接出渣滓洞。但她“屡教不改”，指着鼻子大骂杨森反动成性。“大伯父”恼羞成怒，又把杨汉秀抓了起来，秘密关押。
　　此后的20多年里，人们一直以为她牺牲在了渣滓洞监狱。直到1975年夏天，有人反映，解放前在金刚坡发现过一具女尸，尸体上还戴着手铐。有关部门组织挖掘，经过鉴定证实是杨汉秀的遗体。1949年9月23日，她被特务用一根草绳勒死，草草浅埋于金刚坡，被当地农民发现后埋葬。26年后，忠骨犹存。
　　1977年，杨汉秀的儿子在清理母亲遗物时，才知道她就是党组织派往重庆的“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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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池其实没挖成
没有任何工具，人们就用指尖去掏挖泥石，艰难地但是一心一意地扩大着水坑。使他难以忘怀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腿的女战友，边挖，还低声唱着一首歌。
　　……果然，正像他昨夜想象的那样，山泉已浸满了土坑。一池清水，映着碧天，闪动微微的涟漪。
　　——引自《红岩》
　　小说中的这段情节取材于渣滓洞里真实发生的一场“饮水斗争”。
　　“特务每天就发一钵水，”傅伯雍用手比画着一个饭盆大小的容器。“一个牢房二三十人哪够啊，女同志生活就更困难了。”那是1949年的夏天，两个多月里，重庆没有下雨。
　　有天放风，难友们有了惊喜发现。“外墙墙脚有个缝缝，大概就在楼一室和楼二室之间。（墙缝）被水浸湿了，周围的地上也有湿湿的水印。陶敬之就说，咱们来挖个小坑坑，把水挖出来。”陶敬之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被叛徒涂孝文出卖关进了渣滓洞，被捕时是湖北宜昌特支书记。
　　“开始时候，大家的确是用手抠，水越聚越多，但大家的手也破了、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