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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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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还没走进大门的一些儒生、进士、秀才、举人等等,组成了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现代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和皇权紧密结合,缔造了中国特有的“官场”,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问:“官场”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柏杨:日本明治维新所以成功,中国戊戌维新所以不成功,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没有吸收中国制造知识分子、士大夫,以及制造“官场”的科举制度。中国科举制度制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官场,就好像是天空中无边无涯的庞大乌云层,使得我们一切改革,下不能上,上不能下。任何改革都被这片庞大的乌云层——士大夫阶层——给隔断了。下面是很朴实的,无穷无尽的苦难小民,上面是高高在上的皇家贵族。所以我们说的知识分子,在从前应该指的是这一批人——士大夫。所谓知识分子的觉悟,应是指这一批人的觉悟。
问:士大夫阶层是不是已经觉悟了呢?
柏杨:要他们觉悟,难如登天。他们是既得利益的一群,绝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而且想放弃也无法放弃,因为他们的脑筋已被酱死。所幸的是,时到今天,由于教育普及,“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慢慢地烟消云散。在台湾,由于教育普及,官员退休制度的建立,社会层面加多,士大夫阶层可说已经消退。但是,残余的士大夫封建意识,还是存在。譬如说,位于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职员眷属联谊会,办了一个幼儿园。而有些教授竟不准工友的孩子进这个幼儿园。那些教授在上课时大力鼓吹人权尊严和民主精神,到头来,却做出这种丑事,使人沮丧。
问:请问你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统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柏杨:我反对###,我赞成统一。基于民族的、地缘的、血统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现实政治的因素,大陆和台湾,就好像一对指腹为婚的男孩和女孩,上天注定要匹配成婚,合为一体。
问:海峡两岸,都用强大的祖国作号召,你希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柏杨:我更希望有个幸福的祖国。前年,我到意大利,看了圣马利诺,感慨至深。那个芝麻绿豆大的国度,除了出产邮票之外,什么都没有。可是那里的人民生活幸福。
问:大陆对台湾提出许多保证,你对这些保证的看法如何?
柏杨:我不相信保证,但是相信事实。夫妻因为相爱而结婚,不是因为相信保证而结婚。
士大夫和中国人(2)
问:你指的事实是什么?
柏杨:中国大陆所走的开放方向是对的,假如上天有眼,只要不乱,应该是一天比一天好。四个现代化和软件文化现代化不可分,四个现代化可以成功的话,也就表示软件的现代化成功,如果软件文化的现代化不成功,那么四个现代化也不会成功。它们必须同时并进,否则四个现代化就成了往年的“船坚炮利”政策,空欢喜一场。
问:你所说的“软件文化”是什么意义?
柏杨:沙滩上长不出大树,小小花盆里也长不出大树,冰冻三尺的坚地上,更长不出鲜花,软件文化是土壤。
问:能不能举些具体例子?
柏杨:斑马线是硬件文化,遵守交通秩序是软件文化。宪法条文是硬件文化,恪遵宪法是软件文化。工厂机器是硬件文化,管理方法是软件文化。学校是硬件文化,师资和学习精神是软件文化。高楼大厦连苑起是硬件文化,保持清洁是软件文化。抽水马桶是硬件文化,擦屁股用什么纸是软件文化。美丽动人的口号文章是硬件文化,待人接物和内心里真正的想法和观念是软件文化。铁甲船、大炮是硬件文化,作战精神是软件文化。法律是硬件文化,法治是软件文化。录像机是硬件文化,录像带上的情节是软件文化。如果录像机是世界第一流的录像机,放映出来的却是歌颂阴狠毒辣、忘恩负义、夫妻相残的影片,那可是硬件文化越现代化,人民越惨。
问:你用现代语言翻译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已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肯定性的反应,有些人惋惜再看不到你的杂文,你是不是可以说几句安慰这些读者的话。
柏杨:非常感谢喜爱我杂文的朋友,从前没有人(或者是很少人)写杂文,我便做这件事。现在很多人都在写,我觉得我应该再一次改变航道。因为我比年轻时成熟,比年轻时心智成长。当我写了许多年的杂文之后,我觉悟到,我们的文化中,一定隐藏着一些病毒,我决心把这病毒找出来,像医生一样,要对病人做切片检查,然后彻底根治。
问:你从什么地方寻找病源?
柏杨:从历史。这就是我放弃杂文,从事历史写作,从《中国人史纲》到《柏杨版资治通鉴》的第一个原因。其次,一个中国人,或者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历史,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没有人看完《二十五史》。所以我要写一部简单、明了、文字通畅,一般人可以接受的史书,这就是《中国人史纲》。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史,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书,每一个研究中国政治、中国权力运转、中国文化的人,都必须读《资治通鉴》。问题是文言文艰深,一般人看不懂。我当然也看不懂,所以我有使我自己看懂,也使任何一个人也看懂的责任。
问:你有没有找到彻底根治病毒的药方?
柏杨:找到了,即是人人皆知的人权、法治、民主、自由。
1984年10月于美国爱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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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漫谈(1)
执笔者聂华苓女士
文载1985年6月香港《九十年代》杂志
一、郭衣洞和柏杨
一直到现在,三十年了吧,我还是叫他郭衣洞,叫不出柏杨。
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在台湾主编《自由中国》文艺版的时候,一位署名郭衣洞的作者,投来一篇小说《幸运的石头》。我们立刻就关注起来了。《自由中国》的文艺版常出现冷门作家,我们着重的,是主题、语言、形式的创造性——纵令是不成熟的艺术创造,也比名家陈腔滥调的八股好。郭衣洞那时大概开始写小说不久吧,可说是冷门作家。但他的小说已具有柏杨的特殊风格,嬉怒笑骂之中,隐含深厚的悲天悯人情操。
台湾五十年代的“文化沙漠”的确寂寞,为《自由中国》文艺版写稿的一小撮作家,常常聚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天。后来由周弃子先生发起,干脆每月聚会一次,称为“春台小集”。
“春台小集”这个名称和我与彭歌有点儿关系。我们的生日都在正月,好像也是同年。我们三十岁那年,周先生预先邀了十几位文友,在台北中山北路美而廉,为我与彭歌来了一个意外的庆生会。从此,我们就每月“春台小集”一次,或在最便宜的小餐馆,或在某位文友家里。琦君散文写得很好,也做得一手好菜。她的杭州“蝴蝶鱼”,教人想起就口馋。轮到她召集“春台小集”,我们就到她台北杭州南路温暖的小屋中去“闹”一阵子,大吃一顿她精致的菜肴。“春台小集”也几经沧桑。最初参加的人除了周弃子、彭歌、琦君与我之外,还有郭衣洞、林海音、郭嗣汾、司马桑敦、王敬羲、公孙阓、归人。后来郭衣洞突然放弃了我们;司马桑敦去了日本;王敬羲回了香港。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创办了《文学杂志》,“春台小集”就由刘守宜“包”了,每个月到他家聚会一次。我们也就成了《文学杂志》的撰稿人。记得彭歌的《落月》是在《自由中国》连载的;夏济安对《落月》的评论是在《文学杂志》发表的。后来夏道平也参加了“春台小集”。1960年,《自由中国》被封,雷震先生被捕,“春台小集”就风消云散了。
郭衣洞在“春台小集”的时候,我们可真年轻呀!那时我们从大陆到台湾不久,在生活上各人有各人的问题,在创作中都在各自摸索;有的人甚至在感情生活中也在摸索,郭衣洞就是处于那种状态。他那时,常常灵光闪闪,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又叫人悲哀。我是站着远远地欣赏他。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才在柏杨身上认识了郭衣洞。他离开“春台小集”,原来是因为他离了婚,离开了救国团,以为我们会对他有意见。“衣洞,我不会!”我说。“你是为了爱情嘛!”我看到他身旁微笑不语的诗人妻子张香华,才想起他以前那次为爱情而“身败名裂”的婚姻,早已因他坐牢而破裂了,但他终于碰上了香华——衣洞晚来的幸福。
“衣洞,我真为你高兴,你有了香华!”
“我也为你高兴,你有了安格尔!我们的晚运都很好。”
“衣洞,我以前没想到你会如此伟大!”
我们大笑,两人都有了斑斑点点的白发。
炉边漫谈(2)
也是在三十年后,在爱荷华,我知道了衣洞的身世。他1920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中等家庭,乳名小狮儿,一岁多母亲就去世,受继母虐待,他还以为她是亲生母亲呢。兄弟姊妹每天早上总吃个荷包蛋,他可没蛋吃,站在一旁,心里很难过,不懂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荷包蛋吃。到了十几岁,他才知道自己母亲早死了。母亲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甚至不知道自己正确的生日是哪一天。北方的冬天,小狮儿的手冻裂冻烂了,也没人管。父亲在外地工作,回家发现他满身被继母打的伤痕,把他带到祖居河南辉县。他在当地一个学校读书,老师很凶,时常体罚学生。他算术本来不错,结果他的一点算术头脑,就给老师打坏了。
小狮儿考取辉县私立百泉中学,学校规定学生星期天也留在学校,不能外出。小狮儿偏在星期天溜回家。有一个星期天,老师发现了。小狮儿和老师争辩;老师动手打他,把他拉到校长室去。他抗议老师打人,校长威胁着要叫警察。他拔腿飞跑,这一跑就再也不回去了——被开除了。
小狮儿回到开封,父亲骂了他一顿。他考上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念高二时,抗战爆发,他停学从军。后来进了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1946年毕业——抗战已胜利,他也到了东北。
衣洞1949年从大陆到台湾;1968年因文字惹祸,被囚于火烧岛;1977年释放。他把生日订为三月七日——他入狱的日子。
柏杨已出版小说、杂文、诗、报导文学、历史著作等五十几本书。柏杨在台湾,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铁窗。就是在狱中,他也写作,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历史年表》。出狱之后,他继续写作,主要是将《资治通鉴》译成现代语文,并加评语,成为《柏杨版资治通鉴》。
柏杨以六十年代的杂文而名满天下。他开始写杂文的时候,正是我一生中最黯淡的时期,绝于文友以及他们的文章。1964年我到爱荷华后,才在台湾报刊上看到柏杨杂文,泼辣尖锐,挥洒自如,纵而有时略欠严肃,但主题总离不了人权和人道——二十世纪两大问题。柏杨是谁呢?柏杨杂文,似曾相识,杂文中的“悲”和“愤”,早已在郭衣洞五十年代的小说中萌芽。原来柏杨就是郭衣洞!我十分后悔在台湾时没有多认识他,但十分高兴衣洞“化”成了柏杨。
柏杨说:“选择杂文这一文学形式,是因为现代时空观念,对速度的要求很高,而在文学领域中,杂文是最能符合这个要求的。它距离近,面对面,接触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像小说、诗歌,必须经过缜密的艺术加工,把要反映的事象加以浓缩,它的价值和影响力,需要颇长的时间才能肯定。”
郭衣洞小说和柏杨杂文,不仅在形式上不同,所提出的问题也不同。小说所反映的是五十年代在台湾的中国人,因为战乱和贫穷而演出的悲剧;杂文所批评的是中国几千年的“酱缸文化”所造成的人性的弱点,有较强的历史感和普遍性。柏杨终于写历史、译历史——这一发展是必然的。郭衣洞小说和柏杨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他大半辈子,就是个“情”字——亲情、友情、爱情、人情、爱国之情;他就为那个“情”字痛苦、快乐、愤怒、悲哀、绝望、希望……甚至在狱中,柏杨也充满了悲天悯人之“情”。他在狱中写给女儿佳佳的信,就洋溢着那份情:
炉边漫谈(3)
佳佳……吾儿,你要马上去买一份(或数份)十月四日的《青年战士报》,在第七版,登有屏东县林月华小妹,一个六岁的小女孩患血管瘤的消息和照片,她在照片中露出可怕的病腿在哭,爸爸看了,也忍不住哭。吾儿,你要帮助她,使她早日治愈,她不过是为了父母贫穷,便眼睁睁看自己死亡,而呼天不应。……这小女孩就是我心目中的小女儿,我能看到她得救,死也瞑目。爸爸。——1974年10月13日佳儿……放寒假后,请买数尺竹布(比斜纹布次一级的薄布),蓝色、灰色均可,爸爸衣裤多破,需要缝补。……爸爸。——1975年11月16日佳儿:有一件事嘱儿,报载竹东镇大同路七一○巷七号十二岁的徐佳银小妹,右腿红肿得跟腰一样的粗,家产已经用尽。看后落泪,爸爸不便寄钱,希吾儿速给徐小妹寄五百元(爸爸还你),作为捐款。此钱固杯水车薪,但是表示人情温暖和对她的关心,盼能提高她的求生意志。十二岁的孩子,命运如此残酷。……爸爸。——1976年11月16日
二、炉边漫谈(关于柏杨的作品)
时间:1984年11月27日
地点:美国爱荷华聂华苓家
人物:柏杨、张香华、聂华苓
(寒夜、炉火、一壶台湾乌龙茶)
问:衣洞,谈谈你的小说吧!你的小说都是在五十年代写的吗?
柏杨:都是五十年代写的。
问:那时候我正在台湾。你小说里所写的那个时代,我看起来很亲切。那时候,我们生活真苦啊!
柏杨:我比你还要苦!那时候,即令是彭歌,他在《新生报》当副刊编辑,也相当苦的。
问:我在《自由中国》发表你的小说是……
柏杨:《幸运的石头》。
问:不止那一篇吧?
柏杨:还有好几篇。
问:你的小说在那时候就很突出,因为有很强烈的讽刺性。
柏杨:(不服气地指着诗人妻子张香华)她们一直说我的小说写得不好!
(聂华苓、张香华大笑)
张香华:并不是说讽刺性的小说就不好……
柏杨:除了讽刺性以外,我觉得我的杂文比鲁迅……比鲁迅……
问:写得好!对吗?
柏杨:(点点头)我觉得。
问:这个我承认。前几天我对你讲过这句话。记不得?
柏杨:记得。
问:(忍不住笑了一声)恭维你的话,你一定记得。你的杂文比鲁迅的杂文好。为什么呢?我讲讲,看你觉得怎么样。鲁迅的杂文是知识分子的杂文……
柏杨:而且还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杂文……
问:你的杂文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看的杂文,但你触及的问题是很尖锐的,意义是深刻的。你嘻嘻哈哈开玩笑,其实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在呐喊。鲁迅的杂文,火药气很大。你觉得呢?
柏杨:我的小说倒是学鲁迅……
问:小说学鲁迅?
柏杨:我认为。可是,有人却说不是……
(张香华、聂华苓大笑)
柏杨:(毫无笑意)有人认为那是对鲁迅不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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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漫谈(4)
张香华:那是我说的,你那样讲,对鲁迅是诬蔑……
问:你是不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呢?
柏杨:我的小说是真的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的杂文没有,因为过去在大陆很少看到鲁迅的杂文,看了几篇而已。他的小说,我看了不少,《呐喊》、《彷徨》,我都看过……
问:其实,鲁迅的小说也不多……
柏杨:就是那几篇小说,使我有个感觉,自从白话文运动以来,鲁迅的小说还是最好的。
问:鲁迅有篇小说《肥皂》。
柏杨:啊?
问:非常好,非常好!
柏杨:我看过鲁迅的《阿Q正传》、《酒楼》、《故乡》……
问:这都是在大陆的时候看的吗?
柏杨:是。
问:鲁迅小说,我是在台湾偷着看的……
柏杨:鲁迅小说,你看过之后,给你神经压力,你要思考,不会很愉快。有人问我,为什么你的小说有这么悲惨的结局?我说,你应该想呀。现在因为时代不同,所以我的小说更不吃香……
问:你的小说在台湾销得怎么样?
柏杨:有些人还是看。我现在小说的销路,除了三毛——还有谁呀?
问:琼瑶!
柏杨:对,琼瑶。除了她们以外,我的小说销得最多。人家说,沾柏杨的光!
问:谁沾你的光?
张香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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