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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的黄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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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忽然让人放火箭助兴。火箭自然没长眼睛，把附近老百姓的房子烧着了。第二天，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谁知陈奉派兵镇压，百姓死伤无数。也不知他抽什么风，居然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用他的说法是：以此来震慑那些老百姓。
他不知道，老百姓可不是被吓大的。但这位混蛋似乎明白一件事：老百姓不到逼得求死不能时绝不会造反。他从自己作恶的履历中洞若观火，百姓之怒，不过是扔几块砖头。他上有皇上支持，下有一群走狗维持，中有地方官的庇护。他要害怕老百姓，他就不是陈奉。
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对其碎尸举动不作任何表态，陈奉觉得他都不敢表态，其他官员也就微不足道了。
但其他官员却有绝对可称道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七月，一位叫郑梦祯的当地官员跟老百姓“同流合污”，反对开矿，陈奉大怒，向皇帝告状，万历积极响应，将此人降三级。五个月后，陈奉又遭到了一记闷棍——他派到荆州去开矿的头目被当地百姓像赶苍蝇一样赶回了武昌，而小爪牙们大多都掉进江里淹死了。
陈奉有些慌了，让他更慌的事接踵而来。六个月后，一个一向反对矿税的当地官员冯应京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说陈奉把湖广变成了地狱。陈奉立即反过来咬冯应京，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
万历皇帝错误地认为，冯应京在诬陷陈奉，下令逮捕并押送冯应京到京城。陈奉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因为冯应京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颇高。特别是他反对矿税，也就是直接反对他陈奉，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能被惩治，对老百姓无疑是一个震慑。
两个混蛋：陈奉与高淮（2）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锦衣卫到武昌捉冯应京，老百姓听说了要抓冯应京，竟痛哭流涕。陈奉在明知冯应京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还是将冯应京的名字和自己认为的罪状书写出来，张贴在大街闹市。
本来，老百姓对冯应京十分有好感，对陈奉十分反感。陈奉这一举动，立即把老百姓惹火了。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房子发怒，但可以为一个他们认为的好官冲天一怒。没有领导者，也没有鼓动者，数万人不约而同地包围了陈奉的住所，这次百姓们不但拿了板砖还拿了铁具。陈奉慌张地从后门逃到了楚王的王府里，他来不及逃走的六个爪牙被活捉，百姓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把他们扔到了江里。负责来捉拿冯应京的锦衣卫也跟着陈奉遭了殃，诸多被老百姓打伤。外面反陈声浪太大，陈奉在楚王府待了一个多月不敢露面，他给万历皇帝写信，说，您看，您要抓冯应京，刁民们把火都撒在我身上了。您得让我马上回去啊！
朝中大臣也主张撤陈奉回京，因为当时湖广民变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万历皇帝却没有允许，他想，陈奉一离开湖广，还有谁可以收钱？
况且，湖广地方官员的奏疏多有夸大之处，他只不过是个太监，我又没有给他兵权，他如何能闹大？
但没过多久，万历皇帝允许了陈奉的回京。原因只有一个：陈奉总躲在楚王府里，一分钱也收不到，在与不在都一样。
陈奉回到京城后，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据说，此人回京时，其搜刮的金银财宝，在重兵的护送下绵延数里。而冯应京被押解京城时，只有一身囚衣，他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得以释放。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圣人，即使如孔子也不过是拿出三分的公心而已；但世界上绝对有百分之百的混蛋，比如陈奉，此人似乎没有一点可以拿出来称道的地方，而高淮也是一个可与陈奉相媲美的混蛋。
陈奉再混蛋，只不过引导了一些民变；而高淮却在引导民变的同时还引起了兵变。
实事求是一点讲，高淮算是个有才华的太监。未进宫前，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对本职工作很是尽心，但上级不赏识，所以他郁郁不得志。狠心之下，走了捷径，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得到万历皇帝的赏识，被派往辽东征矿税、商税。
也不知道是东北人脾气不好，还是高淮此人太过于混蛋，他到辽东的当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就发生了民变。和陈奉所遇到的民变不一样的是，百姓的武器由板砖换成了铁锹。第二年，高淮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百姓们对其所为恨得直骂苍天，但因为高淮手下有一股军队，所以，铁锹并不能派上任何用场。九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高淮终于把辽东士兵也激怒起来了。九年时间里，高淮经常扣除边兵月粮，还经常以钦差身份鞭打士兵。他自己开马市，按道理说，士兵因为有抵抗外族的责任，所以肯定是要好马的。他不但不卖给士兵们好马，还要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他意，全家就倒霉。这样的情况下，士兵们不得不反，不能不反。该年四月，集合数千人，放炮起事，准备杀死高淮。对于自己的未来，这些士兵早就想好了——投少数民族去。
这次兵变并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被高淮镇压了，而是顾全大局的一位将领跟这些早就被欺压得冒出火来的士兵哭着讲道理，士兵们见不得将领流泪，只好罢手。高淮当时吓得尿了裤子。但他依旧不悔改，仍旧对士兵们敲诈勒索，两个月后，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早就对这些阉人愤愤不平了，挥刀砍了来勒索的人，聚起千余士兵围攻高淮住所。高淮又吓得尿了裤子，跑进关内，向皇帝告状，说锦州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边境顿时大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万历皇帝才把高淮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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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混蛋：陈奉与高淮（3）
和陈奉一样，万历皇帝对这些在外地混不下去的太监是出奇的好。高淮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旧主持御膳房。其实在万历皇帝心中，高淮引起的这兵变根本就不算什么罪。对这群东西，他似乎有特殊的好感。早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天，高淮就有过一次过激行为，他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并且把这支军队驻扎在广渠门外，京师震惊。
有大臣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换成任何一个皇帝，这种大逆不道之行为会被凌迟，但万历皇帝却笑着对别人解释，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他似乎又怕别人不信，就又解释，高淮这是在边境压力太大了。
陈奉、高淮——这两个该杀一万次的混蛋——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监税使之一。可以这样讲，在矿监税使横行明朝天下的时候，这两人不过是两个写照而已。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对这些混蛋这样偏袒，有一个事实是，他不出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作恶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一件事是这些混蛋被偏袒的直接原因。在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但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有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进账。万历皇帝如何不偏袒这些人？这些人简直就是理财专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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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上疏（1）
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后，有识之大臣就没有歇息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万历皇帝，希望皇上积点德，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但万历不给，并不是他固执，而是他觉得现实情况并不是大臣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大臣，特别是言官们喜欢把芝麻说成是西瓜，他早有领教。在矿税问题上，他也作如是想。
那么事实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陈奉和高淮外，还有更多的混蛋在为祸人间。比如陈增在山东，严厉主张手下人要作恶。他曾称奉密旨搜金宝，诬陷大商巨室藏违禁物，山东所有商人都倒霉，命好一点的倾家荡产，命不好的就被杀掉了。
税使马堂一到天津就招集当地流氓数百人，大白天就敢在街上夺人钱财，若有人反抗，就抓起来投进监狱。他大肆鼓励富户人家的仆人告主人，并且答应，如果抄家成功，告状仆人可得到被抄家产的百分之三。试想，哪一个富人没有一点事情？
随着大户人家的连连被抄，小户人家也纳入了他的视线。整个天津破产者达到了一半，引起了民变。百姓们将马堂的办公室焚烧，并打死了他手下的流氓三十七人。他因为有后来官兵的保护得以幸免。去陕西征税的梁永对历史大概有所了解，认为陕西之地多是历朝皇帝坟墓之所，所以就挖地百尺，得数万家资。他吩咐手下人，见到比较富裕的人，就给我抢。陕西人大怒，想要活埋他。他这才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
云南税使杨荣更是混账得天下无二，惹得百姓们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想把他捉住活剥了。杨荣的命似乎没有那几个混蛋好，百姓们焚烧了税厂，杀了他的手下后，他不但不慌，反而捉了数千人，活活给打死了。当地官员第一次和百姓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指挥使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烧了他的房子，捉住他，捅了他几刀，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就投进火里。万历皇帝知道后，忧郁万分，几天不思茶饭。
福建税使高寀在福建肆毒十余年，百姓们几乎想死都不能，就在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却逃回了京城。苏杭税使孙隆也很聪明，在激起民变后，急忙逃出了杭州。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本来是去各地当税使的，但他们却另外开拓了各种来钱的行当，比如光明正大的抢劫、敲诈勒索，挖别人的祖坟。他们这样一做，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人心惶惶。确切地说，由于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和对矿税的不断头使得整个大明局势已无法控制，也很少有人再来控制了。后来修明史的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在此。
这大概就是许多大臣痛心疾首的缘故，所以，请求把这群百姓的祸害罢黜就成了诸多大臣在那些年坚持不懈的一件重大事情。
他们就像是一群蝗虫，所在之地、所过之处一片荒芜。整个大明江山的凋敝使得不是瞎子的大臣们开始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废除矿监税使。
在大臣们请求废止矿税的上疏中，凤阳巡抚李三才的上疏颇有代表性。万历二十八年，他两次上疏万历皇帝，请求废除矿监税使。
李三才说，自从各种矿税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后，百姓们便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业了。皇上您身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予他们衣服穿，反而连他们的衣服一并夺走；不但不给他们食物，反而一并夺走他们的食物。官府征税之人急如星火，搜刮百姓的命令多如牛毛。今天某个官员因为阻挠矿务被官府拿去问罪，明天又有某处官员因为怠慢了税课被罢免了职务。上上下下，竞相争夺，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利。加上地痞无赖，亡命之徒，打着官家的旗号掠取财物。沿途盗掘坟墓，见到金银珠玉才罢休。如此下去，您的心能安还是不能安？且一人之心触犯了万人之心。您爱金银珠玉，百姓也爱温饱；您爱子孙后代，百姓也爱妻儿老小；您希望黄金多得高过北斗，却不让百姓有树皮吃；您想子孙万代千万年，却不让百姓有一朝一夕的时间能活。我从以前的历史中看到，没有一个朝廷如此施政行令，天下如此景象，要想不发生战乱，简直不可能。皇上您知道吗，在穷乡僻壤之地有想当强盗的人正排着队等呢。而今朝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强迫他们作乱。我担心，天下百姓不愿意再被这样的朝廷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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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才的上疏（2）
李三才的这份上疏并没有让万历皇帝改变主意，已经进行了六年的金银天下大搜索在这个时候正是如火如荼，万历皇帝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允许一个巡抚的请求。况且，在这位皇帝看来，百姓还没有造反，等到造反镇压就是了。他不明白天下本来就是自己，自己现在拿自己的东西关别人什么事。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想为万历皇帝辩护，那真是人神共愤。因为太多的大臣上疏中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皇上派出那些太监在当地可谓是无恶不作，他们征收的税款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如果说，万历皇帝信了，那么也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李三才上疏的二十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忽然病重，就要死了。
在漆黑的夜晚，他把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沈一贯召进深宫，对这位已经很多年未谋面的大学士说，矿监税使撤销吧。并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沈一贯那天晚上高兴得跳起来，但他第二天早上又跳了起来，这一次是愤怒。
万历皇帝忽然又生龙活虎了，不但生龙活虎，他还对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了深深的懊悔，他连续派出二十多人去找沈大学士，索要谕旨。
沈大学士开始还很坚持，但后来，发现皇帝的这份殷勤之举有些反常，就只好屈服，将废止矿税的谕旨交了出来。沈一贯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朝廷的其他官员的结局就不如这位大学士了。
左都御史温纯先是请求停止征开矿税，万历皇帝不理。这位聪明的御史就发动朝廷官员们拜伏在宫门下哭着请求。万历皇帝见不得这么多大老爷们哭泣，大怒，问谁是带头人。温纯立即回答，是我。万历皇帝就派人抚慰他说，还是不要集体哭了。你们所上的奏章批示马上就要下来了。
温纯在这个时候却愚蠢起来，他难道不知道万历皇帝说话从来都是不算数的吗？他一宣布撤退，万历皇帝立即下令免其职务，所说的批示也根本就没有下来。
矿税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祸，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一，各地官吏的被残害和朝中官员的被免职，有的官员因为自己的上疏得不到万历皇帝的回复，只好不辞而去，使得朝廷官员一片荒凉。
第二，辽东局势因为矿监税使的野蛮横行而大坏。
第三，激起党争。就在这个时期，东林党开创人顾宪成开始讲学，大概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一讲学，就有人认为他是在胡说，所以，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
而在矿税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顾宪成已经登上了东林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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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东林讲学（1）
如果我们的记忆还算好，那么就应该记得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万历皇帝并封三个儿子为王的事情。在这一年，任吏部文选郎中的顾宪成上疏万历皇帝，认为这是皇上对屡屡请求立太子的臣下的侮辱。万历皇帝愤怒，但愤怒的原因却是，此人太过于嚣张，敢推己及人。顾宪成被削官为民，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回到了江苏无锡老家。
其实，这件事只不过是顾宪成被贬回老家的直接导火索，在此之前，诸多事情早就注定了他不可能在朝堂上呆下去。
但促使他在朝堂下待不下去的并不是他传说中的刚直性格，从其在被贬之前的有关于他的记录中来看，此人并非是后人所传说的那样“为民请命”的大角色。
他初入朝廷时，正值张居正改革。此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对张居正进行了意淫似的批评。也正如他自己给党争下的定义一样：往往激于意气而口无遮拦。他对张居正的批评就是如此。
张居正想这样，他偏要那样；张居正那样，他偏要这样。总之，和其他当时的言官们一样，张居正反对的，他支持；张居正支持的，他坚决反对。
他之所以没有被张居正打了屁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话根本还传不到张居正耳朵里，因为他官职太小，只能像一只蚊子一样在万里之外对张居正哼哼。
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顾宪成书生渐渐地养成了对朝中事与天下事都看不顺眼的脾气。而让他这种脾气定性的是，无数反对张居正变法的那群言官。张居正改革所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所以，想要改革就必须要清除这些阻力。在张居正时代，被清除的中下级官员多如牛毛。而这些被清除的人往往会抚慰着疼痛的屁股聚集在一起，这大概也就是后来顾宪成在无锡一讲学，就有许多人鼓掌相贺的原因。在这些人看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屁股上都挨过不同程度的拍打，所以，聚集在一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万历八年（1580年），顾宪成与两个人组成“三元会”，意在指斥朝廷之上的浑浊气息，事实上，他针对的还是张居正的改革。直到张居正死后还大骂张居正的新政是神奸诡计。
我们可以想一下，每天都把时间用在诅咒一个人的人定有变态的本性！顾宪成就有这方面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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