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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械数百万，开疆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明朝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辽东的形势稍稍开始出现起色。可以说，明帝国是凭借着孙承宗造就的这些军需后备才与清军继续周旋了十七年之久，并不为过。
　　当孙承宗再度出山时，帝国的辽东形势已经非常不好。他最为倚重的帝国将才袁崇焕在他出山不久就被崇祯皇帝囚禁，直至杀掉。
　　当时，袁崇焕的亲信祖大寿等愿以封爵和家族性命担保袁崇焕无事而不可得，遂决意率兵逃逸，崇祯皇帝大惊，以为祖大寿叛变。孙承宗却上书称：“大寿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满桂节制，因讹言激众东奔，非部下尽欲叛也。当大开生路，曲收众心。辽将多马世龙旧部曲，臣谨用便宜，遗世龙驰谕，其将士必解甲归，大寿不足虑也。”
　　过不久，孙承宗二赴宁辽东战场。据说，当边关将士闻听孙承宗来到时，忘记了饥饿和疲惫，欢呼雀跃。祖大寿知孙承宗督师，立刻率本部人马去麾下听命。辽左危局乃得以粗安，人心始定。
　　孙承宗离开边关已经四年，四年时间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斗志。当他到达山海关的时候，山海关因为遵化等四城被后金占领。山海关进入京师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满洲人看见山海关已经无险可守，计划从山海关的后面攻占。如果这时满洲人此计得逞的话，明帝国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完蛋了。
　　孙承宗当然预料到了这一点，他采用他最善于的“筑造”方针，派人督造了一面墙，在上面放置了数十门大炮，平射来犯的满洲人。
　　满洲人见无好处可寻，只好撤兵。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九日，明军在孙承宗的统一指挥下，祖大寿、马世龙等诸将士奋勇杀敌，大败清军二大贝勒阿敏，阿敏本人于十二日弃守滦州，六月三日之前，永平、遵化、迁安、滦州四城都被明军克复。
　　此战结束后，孙承宗用他那洞若观火的眼睛看到了蓟辽备守的重要性，他请崇祯皇帝下令修复大凌河一带。事实上，这一举措在后来被证明是最正确的。可惜，当时的帝国内部——兵部和内阁都大加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并且在他们看来，一点必要都没有。
　　满洲人却认为这很重要，在孙承宗与兵部和内阁的请求信件来往过程中，满洲人立刻派出精兵赶来。孙承宗没有办法，只好赶赴锦州，派出两员大将救援祖大寿。但是，他派出的这两员大将都认为对方不怎么样，认为自己很行，于是，都想各自为战。满洲人就喜欢这个。在长山坡，两个人前后遭遇满洲人，一打就败。大凌河坚守一段以后，被守将祖大寿主动献出。
　　身为主将的孙承宗自然有逃不过的责任，但是这种责任是谁造成的，崇祯皇帝并不过问。他立即罢免孙承宗，并且，还因此把以前的功勋一并追夺。孙承宗并没有什么不快，可崇祯皇帝却认为，对孙承宗是仁至义尽了。
　　孙承宗被夺官后并没有闲着，他把帝国的安危看成了自己的安危，甚至要高于自己的安危。他向崇祯皇帝写信，表达了即使我不在辽东，我也会心系辽东的心境，并且，还洋洋洒洒地写了所谓的《边计十六事》，崇祯皇帝闭着眼睛，在这位年轻的皇帝看来，你失败了就是失败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失败者的建设性意见难道是想把我往火坑里推？
　　就这样，一位在辽东局势上最具有创意、在实践中最有成效的战略家孙承宗闲了七年！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初九，满洲人四次入塞，像疯了一样地奔向高阳。我们最可敬的老人家孙承宗举枪大声呼喊，聚集了亲友故旧和乡人，准备和满洲人决一死战。
　　高阳城的城墙低矮，又加上孙承宗老人家早已过了在战场上拼杀的年纪，满洲人很顺利地进入城中。在城破前，孙承宗老人家希望被自己招集来的人都去逃命，他自己留下来。但是，大家都希望他也走，他站在高处，望着京城方向，说了十三个字：“吾深受国恩，有死而已！余非所问！”
　　

那些逝去的前辈（3）
这十三个字要比《出师表》伤感一万倍，要比任何一个英雄的总结报告精彩一万倍！
　　孙承宗的家人放弃了逃跑的机会，确切地说，是选择了一条通往天堂的路，通往英雄之门的路。城破之日，孙承宗举家殉国！
　　但是，这样一位老人家尽节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一点伤心之情，他只是很随便地给了“但复故官，予祭葬而已”的待遇。
　　弘光帝登基后，才给了孙承宗谥号。这个时候的孙承宗骨头在哪里已经是个问题了。
　　洪承畴不可能会不知道这位前辈，一位帝国的伟大人物不仅仅是在将来，即使是在当时，也是受人瞩目与尊敬的对象。可这位与满洲人周旋到死的伟大人物的下场是什么？
　　最后是袁崇焕，在已经无力挽回辽东战局的情况下，这位明帝国最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官吹牛，最终断送了性命。
　　我们不得而知，洪承畴从袁崇焕身上看到了什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在这些主持辽东的前辈身上看到了自己的下场。
　　于是，他在被俘的情况下，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是投降；第二条是跟满洲人以死相对。
　　他处在了两难境地，任何人都不想死，任何人也不想被人戳着脊梁骨大骂。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路。因为这条路看上去，总能比他的前辈们那条路要好。虽然，不是很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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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对联（1）
洪承畴为大清出力的某一天，别人告诉他了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
　　这副对联表面来看，并没有什么，但中国文字里有一种“谐音”。洪承畴看了半天就看出来，这是在赞扬刚刚死掉的史可法的同时顺便把自己骂了。
　　死掉的史可法其实在没死之前根本毫无名气，再直接一点说，如果不是他的那样死法，历史也根本不会记得他。此人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的进士，后迁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最后升为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他率师勤王，到达浦口，就没有再前进。满洲人进入北京后，他跑到南方，拥立了朱由崧在南京称帝。他自己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如果一定说这个人有点政治才能的话，那也只能是在他执政的初始。这个时候帝国的任何一位略有知识的人都会痛定思痛，想要挽救点什么回来。他任贤使能，设江北四镇。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朝的短短时日，南明便从风雨飘零中慢慢确定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不过后来因为马士英不顾朝命，带兵入南京，又让他滚出南京，史可法没有办法才离开了朝廷。马士英这个败类在南京享福，史可法却跑到扬州去迎接清军的到来。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他是一位支大厦于将颓、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未免太抬举他了。他所守卫的扬州城里的百姓在这个时候，不可能都那么齐心，都真的想和清军死战到底。
　　但当时，他抱定的“城亡与亡”的决心的确激励了许多当兵的。围城的清兵统帅多铎数次致书他，希望他能投降，免得惹老爷发怒，城破之日屠杀百姓。
　　但这些内容史可法并没有看到，因为来的所有信件，他都不加拆阅就当众扔进火中。多铎见实在跟这位尚书谈不来了，就下令攻城。扬州城破之日，史可法想自杀，但他的副将史德威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史可法就想逃出城去。他难道忘了吗？城中数十万百姓是根本逃不出去的。
　　可惜，在逃出城的过程中，与清军不期而遇。史可法也真算是一条汉子，跟这些人大声叫道：“老子是史督师也！你们不配跟我讲话，把你们大头找来。”
　　清兵并没有听他的，而是将他拖进了统帅多铎的营帐。多铎再次劝说：“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您却无动于衷。不过现在也好，你也努力为国尽力了，还活着，为我做事吧。你也不算卖国。能为我收拾江南，当不惜重任。”
　　史可法哈哈一笑：“我是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
　　多铎就又说：“你知道洪承畴吗？现在大鱼大肉大权应有尽有。”
　　史可法回答：“这个人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如何会效仿这个混蛋？”
　　多铎觉得此人若投降最好，若不投降，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把他杀掉了。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小至个人生死，大至国家兴亡，时时处处都凸现出中华民族的气节观。而当气节需要以生命来换取时，历代有志有为之士无不表现出一种慷慨赴死、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正如文天祥临死前在其衣带中所写：“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史可法的确是死了，他死后，多铎屠城，城市的数十万百姓死于屠刀之下。
　　在他死后的几年内，许多人都纷纷说他并没有死。大概这些人的本意是好的，希望史可法的精神能永远存活下去。
　　在这种迷信的传播下，就有了洪承畴和被俘的吴中义军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据说，洪承畴此时狼狈不堪，立即下令把孙兆奎拉出去杀了。
　　

一副对联（2）
洪承畴与史可法受到的教育是相同的，都是儒家的忠君教育。他们又都是帝国的重臣，为什么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呢？
　　我们不想分析史可法临死前的不投降行为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一定要有，应该是忠君思想在支撑他。我们也不想分析洪承畴为什么要投降，为什么不能像史可法一样赴死。
　　我们只是知道，史可法被颂扬了几百年，应该！洪承畴被骂了几百年，也应该！
　　但是，颂扬史可法的人和骂洪承畴的人如果在两个人的同一处境下，自己会做出什么选择来？是被自己颂扬还是被自己骂？
　　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以及一切臣民在帝国的黄昏就要到来时，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行为在今天来看，有对有错。
　　但若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面临着那种抉择，是生是死，我们能坦然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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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1）
终于该轮到帝国的主角上场了，他的名字叫朱由检，在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他哥哥天启帝朱由校死后的第三天，成为崇祯皇帝。这一年他十七岁。
　　他大概还记得七年前哥哥刚登基时，自己问哥哥的一句话：“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天启皇帝笑着回答：“可以，可以，等我做几年后，就轮着你做了。”
　　想不到七年后，朱由检真的做了皇帝这个官。但是，他哥哥骗了他，这个官一点都不好做。
　　崇祯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掉了魏忠贤，朝野上下欢欣鼓舞，他们以为迎来了明帝国的春天。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帝国已经近黄昏了。
　　万历皇帝用了三十八年时间把帝国的经济彻底搞垮，魏忠贤用了四年时间把帝国的政治制度连根拔起，留给朱由检的还能有什么？
　　帝国是必须要败落的，不同的是，败在谁手里。崇祯元年（1628年）的明帝国即使有神仙在世也难以救助，首先是皇太极这个强大的对手在东方骚扰，其次是西部的造反大军的铺天盖地。这是两股来自不同方向的势力，而明帝国正好处在其中。
　　整个帝国不能也绝对不可以绕开这两股力量，用一股力量去打另一股力量。这就是当时的现状，也是帝国必须要消失的前奏。
　　那么，领导帝国走向灭亡的这个朱由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虽然不能阻止帝国的灭亡，但他完全可以延缓。可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所谓天下，不过是一个昂贵的古董。你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会安全，若将其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会掉在地上破碎。朱由检并不想把它放在危险的地方，可最关键的是，他不明白什么地方安全什么地方危险，于是，他放错了地方。
　　朱家自从万历皇帝以来，通过万历皇帝断子绝孙似的断头政治，就注定了不可能出现中兴之主。泰昌皇帝根本就没有受到过帝王教育，幸好死得早一些。天启皇帝更是没有受到过任何教育，但他十分聪明地不管这个昂贵的古董，他让魏忠贤去放。结果魏忠贤有意地放在了危险的地方。
　　然后就是朱由检，事实上，他是个非常想把事情做好的人。而且，看他少年时期的教育，他应该是个有能力把事情办好的人。但如我们所知，他并没有把事情办好，反而越来越糟。大概他在临死时都不会明白，自己的辛勤工作为什么会换来帝国的灭亡。
　　帝国的处境已经万分险恶，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来说，本身就是个灾难。更可怕的是，朱由检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只意识到了那么一点点的险恶，他怀着一颗雄心，想要大有作为一番。
　　我们可以这样讲，崇祯皇帝想要大有作为的“作为”只限于帝国的平稳期，而绝对不是帝国的危险期。他后来的一系列举动让我们知道，他最多只是个守成之君，绝对不是力挽狂澜的皇帝。
　　他干掉魏忠贤后，不但是朝野上下，即使是边境将吏也大受鼓舞。崇祯皇帝就像是被别人夸奖了的小孩子，他当时想的肯定就是，要做出更多的这样的事给这些人看，然后得到他们的表扬。
　　着急，这个词语用在崇祯身上太合适不过了。他太着急了，一个着急的人总会有诸多表现，崇祯皇帝就是这样，批奏章，不分白天黑夜，召见大臣，也不分白天黑夜。每当遇有军机大事时，他更是废寝忘食。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勤奋的皇帝，一个想要把帝国起死回生的皇帝。这种不顾疲倦、勤于政事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问过，崇祯皇帝对那些奏章的处理意见是否正确，是否真的能解决他想要解决的事情？
　　崇祯皇帝还有几大优点，比如节俭，对西方科技的兴趣，在危急时刻，他敢于用人。这是他即位初期给整个帝国臣民的印象，帝国的臣民以为有了希望，大多数大臣也有了重振祖业的信心。
　　但是，崇祯皇帝的这种“勤于政事”引发了另一种结果。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有一个毛病，当他付出了精力和时间，却得不到他想要的结果时就会由着急变成焦躁，最后导致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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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是你（2）
崇祯皇帝这种急功近利主要表现在“重典治吏”上。朝中大臣似乎上辈子挖了他祖坟一样，他把大臣们分成三股，第一股在朝堂，第二股在监狱，第三股在地狱。
　　任何人都知道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事情是慢慢做出来的。可崇祯皇帝不这样认为，一件事情吩咐下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通常在这种规定的时间内大臣们都不可能完成的，不能完成，那你就要受到责罚。
　　骂文武百官是家常便饭，对百官的过失采取严惩不赦的政策，从而使得许多官员觉得“做事的”不如“不做事”，为了躲避崇祯的脏话和牢狱之灾，大臣们就坚决不做事。
　　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上疏道：“陛下您求治心切，一心想要功利，不见功利，就用刑罚。不是此时该用的办法。”
　　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也上疏崇祯，认为皇上对官吏处罚过多、过重。也正如这位地方官所说的那样，崇祯一朝被杀戮的总督有七人，巡抚十一人，兵部尚书十四人。这里面有几个的确该杀，但大部分都是不该杀的，甚至根本就没有罪过。
　　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兵临北京城，山西巡抚耿如杞奉命勤王。结果在三天时间内被命令换了三个地方驻防，而粮草一点未给。士卒饥饿难忍，遂出现了抢掠行为。崇祯听说后，立即将这位巡抚处死。陕西某县的一位知县刚赴任七天，县城被造反人士攻破，他本人被崇祯皇帝下令处死。大家都觉得这个县官太冤枉了，但大家都不知道，这样冤枉的事情在崇祯一朝比牛毛还多。
　　当地方官员认为崇祯皇帝对官员太苛刻时，崇祯皇帝觉得这是小问题，在这个年轻人看来，官员就是贱人，你不给他压力，他不可能给你干活。
　　但是，这些人的确不给他干活。不干活可能会保住性命，一旦干活就要完蛋。大臣们的这种行为又导致了崇祯皇帝作出一个错误决策——重新重用宦官。
　　事实上，宦官在中国历史上颇有非议。中国历史上的好宦官只有五代时期的张全义还有明朝的郑和，如果把司马迁也算上，最多不过三个而已。大多数宦官也并不是像魏忠贤那样坏，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