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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甲午年的中日海战:首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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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转折时代的命运(1)
甲午年,1894年。
  写下这个坐标式的年代,可以顺着历史的灰烬找到那些消失的人和事。更多的人熟悉这个年份是因为一支庞大海军的覆灭。一支名义上称之为世界第七,或者世界第八——总之世界排名靠前的海军悲剧性地毁灭了。
  闭上眼总能想象到那艘庞大豪华的泰坦尼克号,1894年的中国正如那艘出海的巨轮,刚刚醒来就迎面撞上了冰山。这是致命的一击,比1840年来自西方白人的枪炮声更为沉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接连不断的打击都像重重的敲门声,捶在帝国即将崩溃的门楣上。但最重的一击,来自东方。
  “一战而人皆醒矣”、“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一个相当委婉的说法,中国醒来了。事实上,一战而击碎的不仅是李鸿章无法修补的体制,更重要的是精英阶层的人心。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在1840年即已流行一时,现在人们终于明白这个变局是什么,那就是古老、僵化的帝国体系的结束,新的文明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
  没有什么比重读历史更让人感慨,大戏开场,后来者已经窥见结局,却偏要捏着汗,流着泪,看那些正在舞台中央的人与自己无法逆转的命运相抗争。在戏说历史的潮流中,我们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量接近真实的历史。因为真实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能够立足的根本。
  1891年,19岁的光绪亲政。这位年轻的皇帝引起了域外观察者们的额外注意,没有人想到两年后的战争会摧毁一个帝国的根基。大清皇帝学习英语的新闻成为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的切入口:“从去年12月份开始,大清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种变化将在今后若干年里对整个帝国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可能进一步打开保守封闭的枷锁,将大清国带入人类进步历史的前沿。总之,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产生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清国最高统治阶层最近发生了重大的政策变化。在数万万清国人中,有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他就是大清国皇帝陛下。”
  让《纽约时报》作出如此判断的是光绪的一个行动:“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在大清国,人民称他为天子),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在今天看来似乎只是一条花边新闻,但这已经足以让这份在美国逐渐产生影响力的报纸得出结论:“光绪皇帝屈尊学习外语,是因为他和他的政治顾问们都认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规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要应付当今列强,必须相应地改变国家制度。他的政治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胆量,而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胆敢苟同类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围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国未来应该在文明国家的行列中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
  倘若中国历史的前行按照上述逻辑推行,在1900年前后中国就应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了。《纽约时报》的推测看来绝非妄言,但显然光绪仅仅是玩票之举,如果把他看成一个热血青年,那么应当看到他当时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来自于传统古籍,新鲜的玩意当然会吸引他,如摄影、火车以及英语。但也仅此而已,倘若以为这位皇帝此时已经开始有变革之举,或者就此开始现代政治制度演练则纯属妄想。即使皇帝开始学习英语,即使帝国已经派了一百多名未来的精英前往西方学习,也未能改变急转直下的帝国命运。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2)
人们总习惯于从历史的编排中找到节点。在光绪亲政前的30年中,中国也经历了与世界同步的上升之路,史称“同治中兴”。1868年可以看做是前甲午时代,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曾国藩带领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重新使帝国的版图恢复统一;左宗棠出征新疆,使得中国的边疆免受分裂。中兴名臣们开始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方略大行其道,尽管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烧毁了,帝国的门开得更大了。但这不妨碍一个国家沿着惯性的轨道前行。此时,西方的洋枪、大炮、火轮船都已经开始为精明的军事家们所利用,李鸿章在其一手打造的淮军中更是大力普及西式武器。“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政略看起来极为有效,西方对中国时有挑衅,但已经开始警惕一个强大帝国的复苏。
  目睹历史是一回事,重读历史则是另外一回事。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在此年上演。
  1868年中国外交使团出访波士顿,美国文豪爱默生即席演讲,欢迎来自东方的古老王朝步入“民族之林”。宴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现在不再对一个越出广州城墙的使节扔石头了。”不扔石头代表的是对强力的惧怕还是对国家新式交往的了解,他未给出答案。
  这一年,第一批留美学童前往美国,其中十多人在二十多年后将直接参与甲午海战。在李鸿章主掌下的江南制造局建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军舰“恬吉”号,排水量600吨。北洋水师从这里走出了第一步。
  中国人开始学着与西方打交道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年一位急于升职的候补知府李光昭,谎称自己可以提供价值30万两银的木材供皇帝修复圆明园,此人想到的办法是“奉旨采办”,私刻衔章“奉旨采运圆明园木值李衔”,先后到四川、两湖等地招摇撞骗不成,便南走香港购买洋木,与法商议定木材价值为洋银54000余元,而在内务府报销时谎称值银30余万两,后来又拿不出银子支付法商,遂“与洋人结讼”。
  事情闹大了,两头骗财的李光昭自然人头落地。但是慈禧太后重修圆明园的计划也就此停滞,当时的舆论监督权在一群官员手中。但手握皇权的慈禧咽不下这口气,她与儿子同治合唱一曲双簧,将时任总理大臣恭亲王先免职后复用,酷似今日的官员问责。此事的后遗症一直要延续到1894年,当慈禧60大寿来临的时候,没有人敢再对重修颐和园说三道四。
  根据1933年实施的废两改元令,7钱1分5=1元银币
  当大清国的皇帝有被洋人起诉的危险来临之际,在海洋的对岸,一个岛国上一个新的政府刚刚成立。该年4月6日,睦仁天皇发表了《五条誓文》,作为新政府的开国宣言,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同年9月8日,江户改名为东京,皇帝将其年号改为“明治”。
  “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宣布了一场竞技赛的开始。但是一方极力要恢复传统,李鸿章自称补锅匠,要补救的是一口四处漏水,遍体裂痕的体制之锅。一方却要砸倒重来,全盘西化。福泽谕吉,日本近代史上教父级的思想先驱,在其著名的《脱亚论》中说道:“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样流行的文明开化时,中、朝两国违背传染的天然规律,为了躲避传染,硬是把自己关闭在一个房间里,闭塞空气的流通。虽说经常用‘唇齿相依’来比喻邻国间的相互帮助,但现在的中国、朝鲜对于我日本却没有丝毫的帮助。不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来看,由于三国地理相接,常常把这三国同样看待。因此对中、朝的批评,也就等价于对我日本的批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3)
日本人作出了重要的选择“作为当今之策,我国不应犹豫,与其坐等邻国的开明,共同振兴亚洲,不如脱离其行列,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与坏朋友亲近的人也难免近墨者黑,我们要从内心谢绝亚细亚东方的坏朋友。”
  后来者难免被这样的尖锐言论所刺痛,但正视现实的日本人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日本有人提出“兴亚论”(后来又被称为“大亚细亚主义”),代表人物有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比如胜海舟、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樽井藤吉等。但是“兴亚论”所倡导的日、中、朝三国联手唤醒亚洲,抵抗西洋的主张在论战中败北。
  两个国家就此驶向了不同的方向。开始的方向固然相同,路径选择也相近,但最终相异的目的却导致了后来不同的结局。
  在世界史上,这同样被视为黄金年代,一个帝国雄起的年代。1861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四年南北战争后,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强大国家逐渐成形。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在他的领导下,德意志发动了三场王朝战争,开始了统一的历程。1868年,在普法战争中,德军俘虏了10万法军,其中包括法皇拿破仑三世本人。随后,俾斯麦挥戈巴黎,并在拿破仑帝国倾覆后的废墟上,正式宣告了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
  在西方帝国成形的过程中,东方的帝国同样有着腾飞的机遇。
  日本的先驱者带领日本开始了极度痛苦的现代化进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将日本从一个落后的封建王国变成一个全球性强国。
  在清国中兴之路上,1868年任命的第一位外国官员赫德,显示了他对帝国的忠心。他将自己精心准备的一份改革方案起名为《局外旁观论》呈给皇帝,他以“旁观者”的身份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其中若干方案后来屡见于百日维新时的新政。当政者恭亲王亦认同这份方案“所陈内政外交各种利弊,无不谈言微中”。但他的作为仅限于将此方案传给各地方大员,谨慎研究。此后赫德屡次写就各种改革方案,均徒劳无功。1883年在自己的日记里他写道,“我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为中国烦恼了……是因为我麻木不仁了?反正这条杀不死的巨龙会经受住一切的”。
  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作为清国第二任驻外大使。在1886卸任回国时写下了《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上,将中国喻为“似入酣睡,固非垂毙”,称中国的富强运动意在自卫,一无军事扩张的企图,二无移民海外的必要,当务之急是“善处寄居海外之华民”、“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
  他试图向外国说明中国的方向,但是在帝国的政局中,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远非一个决策者。但“睡狮”之说就此风靡一时,影响无远弗届。
  西方的观察者中,对东亚国家的变化,既有欣喜又有担忧。英国公使阿礼国在其写回的报告中称:“对于变革和引进全面大规模改革这一问题,西方列强既寄予希望又怀有恐惧。这个问题无疑也与(中华)帝国及其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命运相联系。现在必须作出决定,这个千疮百孔、老态龙钟的政治体制是否能经历一次复兴,获得一种新的适应近代要求和西方文明的生命力;或者它是否应该在一种解体的衰落的过程中逐渐地但彻底地毁灭,包括它在帝国内外的一切影响的清除。”

序:转折时代的命运(4)
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则对此不以为然,他尖锐地指出:“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事实上,它剩下的只是为数众多的人口,辽阔的疆土,沉重的负担,以及一个虚无缥缈的假设——假设它仍然是中心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像个麻风病人一样,极力避免同外国接触。当我能够更仔细地开始观察中国,并同总理衙门大臣们初次会谈,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1894年12月13日《伦敦每日新闻》报道称:把大清国说成是被抑制了气息的睡兽、如果将她吵醒将会非常危险的说法是多么的流行。商人们担心她有可能节制一部分利益来源而礼让三分;列强们(除了日本和俄国)阿谀奉承的态度又养成了这个国家的人夜郎自大的感觉,并一天天持续和发展下去。
  在观察者中,还有一位后来中国人无比熟悉的德国学者恩格斯。他在189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洞见了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我认为,中日战争是把日本作为工具的俄国政府挑拨起来的。但是,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无情排斥一切干扰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必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彻底结束。”
  甲午一战,将整个帝国的虚弱暴露在世界面前,这些观察者窥破了帝国的软肋。更使得后来者对前30年的中兴之路大起怀疑。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责难是:“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法果无益于国人也!”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这是后事之师。被我们“看到”的历史与被我们“读到”的历史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微观的、瞬间的,在现代人飞速地展开画卷时转瞬即逝,只有放在全部的画面中才能凸显巨大的悲剧意义。之后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朝灭亡,继而民国军阀混战。历史的推进迅速而急切,一代人刚刚开始崭露头角,即被风暴吹入无底深渊。甲午年的图像资料,足以使我们重回那个时代。那一年的战争影响所及,一代名臣黯然退场,新生代政治人物起而替之,近现代史上重要人物轮番登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对他们来说,那是绕不开的命运。
  1894年,一座看得见的冰山迎面而来。所有后来者的命题,都在于将这艘即将沉入海底的巨轮重新扭转航向。过去100年来的历史进程,在学界被称为“中国问题”,一方面是现代与传统的,还有一方面是西方和中国本土的。这个问题渗透到所有的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和非政治经济议题中去。无可逆转的,不仅是中国,甚至是世界。当巨轮沉没,新的航向即将开始,历百年而寻找答案的人们都不得不直面自己的命运。
  回到甲午年,我们看到历史正在发生。
   。。

第一卷 概述
变局。
  在西方时代来临之际,有清一代的知识精英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变局”来形容他们面临的处境。台湾学者王尔敏考察了清末81位知识人的变局言论,有“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最夸张的甚至声称“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 ”。
  世变时异,一代精英们采取的姿态亦如李鸿章所言“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但曾游历英国的曾纪泽却称:“上古之世不可知,盖泰西之轮楫,旁舞于中华,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也。 ”
  面临变局者,能否创万世之新局。自然令人关注,“同治中兴”就此被视为创局者之杰作而载入史册。但是令后人遗憾的是,此时的中兴更像是帝国的回光返照。由此,柏扬在《中国人史纲》中对创局者们深怀不满,他不无讽刺地称:“政治腐败和官员的贪污无能,使新建立起来金碧辉煌的军事力量,不过是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
  拳击手套,北洋舰队。在当代人看来,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有可能跃入现代化的跳跃中,邻近小国日本的变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方式完成了蜕变,后者用向西方学来的一切付诸一战,将清国最后一层遮羞布就此扯落。
  变局正是从这一刻开始复杂化,一个进入深水区的国家从此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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