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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内幕-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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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中国足记是经常在足协晃来晃去的,有人就把这份报告复印下来发在报纸上。

崔同志当时正在新疆考察,对此毫不知情。等他回来时发现报纸上竟然有他俩密谋的创意,大怒之余庆幸没有把八大赛区说出来。于是驱车赶到足协,把一叠报纸砸在谢同志桌上,“瞧一瞧,你都整了些什么”。这事因为民间和足协都反对,就搁浅了。民间反对是因为这太弱智,足协反对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商业利益。

从他上任开始,假赌黑已经非常可怕,尤可为从正西飞到东南又飞到西南,王珀从正西飞到正东,又飞到正北,甚至有的还飞到新加坡……谢同志某种程度该高兴,这也实现了他大八赛区的旨意。此时据国家体彩部门统计,每年流出境外的赌金高达1500亿,而民间机构认为,高达5万亿。

这个数字上的巨变,谢同志浑然不觉。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上网能搜索到谢同志打假扫黑的新闻并不多,这是因为他总结前任失败教训后决定不去管这些,这些破事既不带来名也不带来利,那就交由副手去管吧,他要去能出成绩的前线,这样才可以有政绩。

遗憾的是中国队出成绩的时候不太多,他得碰,加上他耐心又不太好,所以从女足到国奥到国青到国足,跑了个遍。巧的是,凡他去现场的比赛中国队都输球,而且还喜欢到更衣室发表讲话,弄得各支球队都怕他,但又不好意思让他出去。于是中国足球各级球队就一路败到底,连缅甸都有点儿打不过了。不过有个喜欢赌球的队员认为这是好事,凡谢主席来到赛场,就压本队输,屡试不爽,这比研究盘口还准确。未知澳门庄家发现此心水没有。

到了2007年下半年,不知为何,谢同志忽然间也诗兴大发,比如他曾去过亚洲杯,耻辱性兵败后还赋诗一首(跟阎同志不一样的是,他喜用古诗)。当抗日英雄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被他吟出,舆论哗然(私下也说有些场次不正常),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要允许失败,就是要在失败的基础上站起来”。

时间在推移,信心在崩盘,后来由于国际足联赛程有变,世界杯和奥运会足球冲突,他就牺牲世界杯力保奥运会,又是豪赌奥运,一个叫李承鹏的评论员在《足球之夜》里,根据他上任以来的表现给他打了不及格……此事让谢同志大怒,半夜命领队把足夜记者赶出香河基地,而且又连夜给央视体育频道负责人打电话,哭诉“你们是党台,是不是想搞我”。终于把李承鹏彻底封杀掉。

一个足协的同志悄悄说:谢主席过去还没哭过,这次,真的怒了。这才想起,无论年维泗还是王俊生还是阎世铎都曾为足球哭过,但谢主席没有,直到这次被说了当养猪场场长挺合适的,才哭。

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每个足协掌门人自己定位的使命不一样,所以怒点也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袁伟民是为打假扫黑辞过职的,王俊生稍差,但也是为黑哨误判写过道歉信的,就连阎世铎至少也在剧院里高喊过“杀无赦,斩立决”,口号虽空但情绪饱满。只有谢亚龙,他几乎从不对假赌黑说过或做过什么,他来才不是为了打假扫黑抓赌的,估计是内心有洁癖,不碰这些脏事。他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率中国国奥打进鸟巢,这才是政绩,这是他的梦想。所以在假赌黑前他都扮鸵鸟,他的吉祥物就是鸵鸟,然后打进鸟巢,算是实至名归。

而此时,大江南北已被地下庄家铺就一个巨大的网,不仅中超中甲联赛,连乙级联赛和青少年联赛都赌。

谢同志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的,他最后一句名言是:我其实到中体产业的年薪,不是150万呀……有人说他没撒谎,因为,是140万。

忘了交待谢亚龙的来历,他小时候练短跑的,后来读了大学,再后来当干部时下放到陕西安康当官,安康一段成为其重要经历,在这个背靠大山的地方他悟出很多人生哲理,也做了一些有益或无益于人民的事情。不过当时绝想不到多年之后,他会成为中国足协掌门人,成为一个搅动公众话题的人物。

安康这地方地杰人灵,多年以后还出了两个敢作敢为的人,一个叫周正龙,一个叫朱巨龙。这也是搅动公众神经的事件,而且跟中国足球差不多,一个不是老虎却当成了老虎,一个不是足球却当成了足球。

周正龙、朱巨龙、谢亚龙。都是龙的传人。

说一下南勇。1998年8月22日陕西国力客场输给了云南红塔。赛后陕西队主教练贾秀全暗示自己队内有人打假球,在央视记者的追问下,贾秀全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3号隋波”,这就是中国足坛有名的“隋波事件”。随后足协的通气会上,记者突然向南勇发问,那时南勇上任伊始,还是个雏,一下子被问得结结巴巴,连续说了18个“这个”,活像复读机。这个镜头通过电视直播出来,许多球迷都惊呆了。

那是南勇第一件糗事,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这个人事司司长出身的干部很快调整了自己的重心,滴水不漏,城府极深。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知道他干什么也不知他在想什么,即使知道他想什么(当然,除火星人外谁都做不到)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改变想法。这个朝鲜族人酒量极大,后来因胃出血一次,就不喝了,改成散步了。他喜欢一个人走路,看上去走每一步都在想问题。有人说他是朝鲜名将南日的孙子,后被否认。

他,就是个政工干部。阎世铎经常夸自己懂政治,其实跟南勇比起来,他只是个演说家,谢亚龙经常说自己钻研文件,和南勇比起来他只是个政治爱好者。在足协内部拥有的实力,只有王俊生可以跟南勇相比,可王俊生耳根子软,决断时也不像南勇敢下杀手。

中国足协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谢、南同为一把手。这个双核制后来也被朱广沪用在国足上了,很失败。很多记者习惯把谢当成一把手,南当成二把手,可事实上无论从级别(均为正局)还是管事的范围,还是在总局领导心目中的地位,两人不分高下。有段时间南勇像拥兵自重的鳌拜,企图跟活像索额图的谢亚龙较劲,一时几乎得手,谢亚龙哀绝之际来了一桩大好事,中超联赛的冠名商爱福克斯出大问题了。原来一年赞助600万欧元,可是给了一小笔首付款后,这公司就消失了。在中超裸奔之时帮了大忙,而负责搞定此赞助的人,就是南勇。

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事件,现在想来也想不明白南勇怎么会中招。让我们费劲地介绍一下,爱福克斯公司是做网络电话的,英文注册名是IPHOX,爱福克斯是中国足协的翻译法,听上去像爱发克斯,这家公司官网的服务器注册在德克萨斯州,其母企业是在英国,这家公司本身是在英国南部小岛泽西岛的圣赫丽镇,据测量,该岛距英国一百多公里,其实离法国更近。

这是一家奇怪的公司。它消失后打电话去美国德州,那号码无人接听,打电话去英国,那号码已被取消,上网查官网流量,只有22个人曾经上网注册过,估计是初建技术测试时搞上去的。后来又发现,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电话,要找它,就得注册它的前呼号码(类似中国的17951或17909),但这两个前呼号码,也是被取消了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其实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竟跟中超签了每年6000万以上人民币的合同。而中方签字人是南勇。

按照规范说法,南勇这是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虽然把中超当成国有资产有点给国家抹黑的意思,但理是这个理,所以当时处于下风的谢亚龙一时高兴得蹦跳起来,又像只青蛙,后来想到形势复杂,虽崔同志不在,也自行扯着后腿把自己拉了下来。

这事搞得南勇一下灰头土脸,在之后三年多的合作中一直处于退让状态,因为谢亚龙要是发飙要求审计,南勇麻烦了。官场上的斗争不用管,但这个爱福克斯确实挺爱发克斯的,因为它造成中国足球之后几年的趋势是:

南勇一会儿被谢亚龙商量着去分管国家队,一会儿又去国奥队,一会儿又管联赛,几个副主席就像玩移形大法一样每隔半年就换一个岗位,联赛真空就出来了,尤可为、王珀也大行其道。过去虽乱,虽猫懒,但老鼠总有忌惮,现在猫一会儿被派出去打酱油,一会儿被要求做俯卧撑,一会儿被要求看风景……中国的事情不怕人不管,而是怕换着人管。

南勇此人城府深,手段狠,但管国家队大牌有其心得(此处不讨论这些心得是否科学),但谢亚龙见国家队成绩好时,就去管国家队,调整南去国奥队。有一段见杜伊打得不错,又跑回来管国奥队。为了制衡南勇在国字号的根基,专门缔造了“队委会”,队委会其实就是太监监军,最终闹出男领队向女足姑娘扔牙签这类的事情。国字号、女足全线溃败。

还是说到假赌黑,南勇最后又去管联赛去了,但已为爱福克斯弄得夹紧尾巴,也鸵鸟了。偶尔管管国字号,谢亚龙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豪赌奥运,包括在杜伊福拉多之间的是是非非,从不参言。当年的鳌拜,已是“熬败”。

现在补充一个事实:当初签下爱福克斯时,谢亚龙就看出这件事不太对劲,所以他没签字,却让南勇签,南勇正为中超裸奔焦头烂额,听到每年600万欧元,饥不择食扑上去,上钩了。

这就是谢、南争斗史,也是官场现形史。还没有完,因为谢亚龙走后,南勇还没什么实质性动作,一个叫崔大林的人又要来了。

人说,谢天谢地谢亚龙,崔牛崔马崔大林。此人当初是跟谢亚龙一起办掉“马家军”的,在《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中曾有提及,在之前南北分区也有提级,他是把中国足球变回专业体制的大力鼓吹者,恨不得就变成朝鲜那样,上网搜索崔大林与朝鲜足球,一定会得到很多条结果。所以每每朝鲜足球取得好成绩时,他的兴奋程度可想而知。

因为这样好管理,也不用怕假赌黑,不用再担心国家队与联赛时间冲突,甚至不怕中超裸奔。被动裸,是没钱;主动裸,是风格。

崔大林至本书截稿时还未正式入主中国足协主席,如果是,将是职业化以来第二位正职主席,未知是“专正”还是“业正”,这次倒希望他是“业正”,因为“专正”的话,就“专政”了;还有一说是肖天,此人无须多说,原安徽省击剑队队员,管过冬季冰上项目,也是个外行。对于假赌黑现象倒有一个参照:在回应全运跳水金牌内定丑闻时,因不满外界质疑,竟连爆三次粗口。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不关你事。

在中国足协主席们与假赌黑这部分故事将要结束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还没写:年维泗主席,其实他有一个非常神秘的身份,那就是2005年曾作为西藏足球队名誉顾问,那支队当时的总经理就是王珀,那一年年维泗还专门到现场为王珀助战,同去助阵的还有足球名宿,戚务生曾经的好友,王立仁。

《体坛周报》为此以饱含深情的笔调赞扬了王珀此举。

对于请来年老,西藏队老总王珀用如此的解释对抗外界的种种猜测,他说:“我们请年老爷子出山担任名誉顾问,绝不是为了让年老来做什么场外工作!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别人来做我们的工作,我容不得纯净的西藏队出现任何被外界污染的情况发生。”王珀义正辞严:“早在首场比赛前,外面就流言蜚语,说我们的某某球员被某某对手搞掂,说某某裁判被搞掂,有德高望重的年老坐在看台上,我想,这些传说中的主角不敢随便在他老人家头上动土吧?”前所未有的升级重压,并没让藏族球员受到足球以外的干扰,他们的心灵,依然如雪山圣湖般纯净。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后事是:《足球》率先披露王珀打假赌球,王珀为正视听奋起还击,赢得官司。《体坛周报》为此特别跟踪报道:也许是出于对西藏足球的热爱,王珀决定用赢得官司的钱建一所足球学校。他说得很真诚,只要是谈到西藏,他身上的张狂劲再也找寻不见。

而败诉的《足球》赔偿人民币5万元。

》》》那些老板们

郁知非、徐泽宪、朱骏,新上海滩三位大亨,都是因足球而名声大噪,一跃成为这座城市的宠儿,结局分别是锒铛入狱、远走他乡、惹上官司,命运不过如此。

一、上海三大亨

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郁知非、徐泽宪、朱骏。

1890年,22岁的黄金荣当上法租界巡捕的时候,12岁的张啸林还在慈溪山林里玩泥巴打架,3岁的杜月笙正在尿床。

整整百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郁知非正好生产出了30万台洗衣机,把一个叫“三灵”的弄堂小厂办到年产值1。3亿元,荣膺“上海市劳模”;当年的养猪小兵徐泽宪,正好升为成都军区某部宣传干事,文如泉涌,一晚上能帮领导写7个发言稿。这一年,小屁孩朱骏刚刚离开上海交大机械系,穷极无聊在黄浦江边乱晃,琢磨着是否该去美国混混。

又过了3年,朱骏果然去了美国,这是他发财的第一步,但与正在美国开会的郁知非擦肩而过,当时郁知非接到陈良宇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火速回到上海接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赞助足球队,请大家注意,这个电话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否则日后就不会锒铛入狱。而此时,已转业到中国远洋的徐泽宪,正在大海上颠簸,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枯燥无比时,就拉拉二胡,这一年他一直在想,结束这种生活,回到陆地上去。这个念头由一根杂草变成参天大树,让徐泽宪寝食不安。两年后他终于回到地面,并开始做着和土地密不可分的事情。

三个好赌之人的命运,由此交错。

也许类比才能出现命运,正如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的江湖辈分,郁知非、徐泽宪、朱骏是上海足坛依次流转的三大头目,把衣钵和是非接力得风生水起。话说1993年,郁知非在某个弄堂里的一个小饭馆跟徐根宝吃了两碗馄饨后,就确定下来以“申花”为名赞助足球队,一年100万(也有人说只有80万)。当时两个人一边数着馄饨的个数,一边还为胜一场到底奖励多少争论了一下,次年申花惊艳甲A,徐根宝后悔不迭,“太便宜你了,早知道胜一场球就奖励5万元了。”

当初的弄堂小厂已是年利税一千多万,成为黄浦区第一大集体所有制企业。郁知非甚至还名动全国,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上海有钱的企业太多,根本轮不到郁知非。

其实这段“姻缘”有政治撮合的味道,早在1987年,时任黄浦区区长的陈良宇多次带领国外嘉宾去三灵电器参观,这层关系,让企业家郁知非开始结缘足球,到1993年全国都在足球职业化,已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良宇希望上海能够先行一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郁知非。

这也显示了郁知非非凡的政治嗅觉,早在黑龙江插队的时候他就明白,必须听领导的,但怎么去明白领导想什么,就是一场赌局。为此他还在一轮政治斗争中遭到调查是否有加入“牛马羊集团”(也就是吹牛、拍马、装小绵羊)。他的善解人意得到回报,赞助足球队后还特地把陈良宇的儿子陈维力请到上海申花俱乐部担任副总,由此,领导的心事他更掌握得丝丝入扣。

就像当初“三灵”小厂决定以生产洗衣机为主业是郁知非的一次赌博,入主申花也是他的一次赌博,不过都赢了。他觉得听领导的话很划算,决心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1995年,申花俱乐部建设甲A第一个党支部,是“把党支部设到连部”的具体实施,然后这一年勇夺冠军,之后虽然没有再得联赛冠军,但郁知非因为陈维力的原因熟知其父陈良宇的动作,结识了很多上海高层领导。一个小厂厂长,终于成为大上海红人。

正如当年黄金荣,一个腿脚麻利、善解人意的22岁青年,因为和法租界关系熟络,还接济过落魄的蒋介石,终于打通官场任督二脉,平步青云。在旧上海的三位大亨中,黄金荣以跟上层元老关系交好著称,相对而言他不像张啸林那样打打杀杀,也没有杜月笙那样古灵精怪,他是最传统的混世界的大佬,即使看到当年的门生杜月笙后来居上,心中不甘,却也喟然接受,因为他知道世事不可逆转。

2002年郁知非有过一段小低潮,新组建的大型国有企业文广集团介入了,迫使申花易帜,郁知非心有不甘,但多年来作为领导乖孩子的他说得幽怨而得体:“我是国家干部,如果领导让我干,就是10年,也要干下去,如果领导不让我干,我自己想干又有什么用?”

和黄金荣在1920年再次成为“三鑫”商会的老大一样,命运再次垂青郁知非,很快就是上海赛车场,郁知非再次施展了商业运作的才能:他斥巨资买下F1电视转播权却免费提供给央视,为的是迅速普及这项运动在中国观众心目中的认知度;他发现两支著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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