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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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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里的发现收入他极不严谨的《美洲史》（History of America）（1777）。相反，他坚称：“古老的美洲并没有居住过在文明进程中作出相当贡献的民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不足以“和那些可以称得上‘文明’这个字眼的民族相提并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芝特克领地（2）
18世纪中期，另一位著名的史学家科尼利厄斯·迪·保（Cornelius de Pauw）在他的著作《美洲民族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ericains）（1769）中写道，墨西哥国王们所谓的宫殿其实不过是个小屋。他批评了卡内里和锡古恩萨辎，质疑他们俩对于所发现精密历法的报告。该历法有一些复杂精细的周期，计算出了很多世纪以后的天文循环。他完全不相信这样的现象，也没有深入研究，就断定这种天文观察“和那些极其无知的人们相矛盾”，他们的“语言都不足以数到十”。这样的偏见深深植入中美洲当地人的流行观点中，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很多电影，如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的《启示录》（Apocalypto）中，依然能发现这种观点的根深蒂固。2006年历史频道的节目《2012：解密过去，玛雅末日预言》也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牺牲和暴力主义的情节上，并且作出了错误的论断：古玛雅人预言2012年是世界末日。
这些观念被认为是常识，是彻头彻尾的真相，或者是有益的怀疑主义。几百年来，迪·保的这些思想在很多场合以不同的形式被不断重复，阻止人们深入了解美洲土著人的天赋。人们很难觉察那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因为：“它常常遗漏关于美洲印第安人和欧洲历史的关键性事实。事实上，颇受尊敬的学者和权威人士的观点常常让人更难以发现问题。正如一种发生在低层次的传染病，它在不知不觉中就慢慢传染给人们，从小学生慢慢扩散到大学生。”以下事情是美洲印第安人一直都依靠自己的智慧从事的：冶金术、脑部手术、作物育种、药物治疗、数学、天文学、大型建筑、艺术、音乐和诗歌。偏见的核心就是不允许玛雅人和其他美洲土著群体同样拥有归功于西方文明的智力和文化。这个问题表现在学术上。在过去25年间，随着对2012这个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我经常听到这种观点的回音，这是掩盖在冷静理智之下信息不足的偏见。
整个18世纪，对于淹没于政治*的墨西哥文化遗产，很少有探险家和作家发表评论。但是在1790年，一次潜在的突破到来了，仅凭它的规模和重要性就足以产生影响。人们在墨西哥城地下发现了阿芝特克历法石（Aztec Calendar Stone），也称太阳石或者鹰碗（Sunstone or Eagle Bowl），人们把它拖上来，该石得以重见天日。历法石体积巨大，又处于墨西哥城中心位置，因此它可能是阿芝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重要象征，250年前，科尔特斯摧毁了该象征。18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还是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21年才赢得独立。墨西哥作者安东尼奥·迪·里昂·伽马（Antonio de Len y Gama）分析了太阳石的象征意义，通过相当严谨的研究，结合他深刻的洞察力，认为这是古玛雅的日历体系。更重要的是，这是证明玛雅人天赋和聪明才智的有力证据，而之前人们甚至认为玛雅历是无稽之谈。古人清楚地察觉到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循环，并且制定出了一套精密的日历体系来追踪这些动向。
在1821年独立革命结束之前，去往新西班牙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举动。在混乱动荡的环境中，到处都是暴力革命，外国人会遭到怀疑。1822年，墨西哥独立之后，一个叫做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的英格兰人经由维拉克鲁斯州（Veracruz）的墨西哥湾沿岸港口进入了墨西哥。这次旅行很短，但是卓有成效。1825年，布洛克回到伦敦之后，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做《墨西哥半年见闻》（Six Months’ Residence and Tr*els in Mexico）。布洛克成为墨西哥有意思的新阶段的成员之一。19世纪20年代期间，雪莱（Shelley）、济慈（Keats）的浪漫诗歌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墨西哥遗迹的传奇魅力让人难以抵挡。墨西哥独立为该地区进入稳定的新时代提供了保障，这吸引着国外游客，对于非专业学者，墨西哥更像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
人们对于墨西哥未解之谜的兴趣正在慢慢加深。威廉·普雷斯科特（William Préscott）里程碑式的作品《墨西哥征服史》（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1843）清楚地告诉世人科尔特斯对阿芝特克文明造成破坏的规模。洪堡（Humbolt）呼吁应该把所有墨西哥本土文件都收集在一个地方，一位叫*德华·金（Edward King）的英格兰年轻人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一挑战。这位后来被称为金斯布罗爵士（Lord Kingsborough）的年轻人在1831—1848年间花了一大笔钱雇用了一些石版工和艺术家复制了那些象形文件，并为其手工着色。一切完工之后，这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要价相当于今天的3 500美元。
这份文件里包含着许多用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梵文写成的信息，支持了玛雅人是失落的以色列后裔这个观点，这是金斯布罗从拉斯·卡萨斯处得出的结论。这个观点成为摩门教徒的神学教义，摩门教考古学家在南墨西哥早期玛雅遗址取得的科学成果令人钦佩。金斯布罗的着迷给他带来了麻烦，他制作了大量文件，因此负债累累，支付不起为自己作品选择的手工纸。令人难过的是，他在爱尔兰一个债主的牢房中死于伤寒。大英博物馆因此把他的名字从展馆目录中删除，而把他的作品列在他雇用的艺术家安格罗（Aglio）的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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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家与失落的城市（1）
造访维拉克鲁斯州或亚加布尔科的旅行家常常会去一下墨西哥。但是玛雅中心地带远在东边，玛雅古文明的遗迹比当时阿芝特克王国还要偏远，那里人迹罕至，旅行家难以发现这个地方。但是，东部茂密的丛林中藏着什么东西的风声传到了一些探险家的耳朵里，其中包括个性鲜明的瓦尔德克伯爵（Count Waldeck）。
安东尼奥·戴尔·里奥（Antonio Del Rio）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造访了帕伦克。他在1822年成功地发表了游记。他的伦敦出版商为了给他的书加注释，雇用了一个叫做让弗雷德里克·马克西·迪·瓦尔德克（Jean…Frédéric Maximilien de Waldeck）的人。后者是个艺术家、旅行家、花花公子，他被戴尔·里奥这个关于墨西哥丛林里失落城市的故事深深吸引了，36岁的时候，他越过大洋亲自去探访那块土地。瓦尔德克声称是拜伦和玛丽王后的密友，他慢慢融入墨西哥城的社会圈子，给人画些画像，同时为考察帕伦克寻找资金。最终，这个自封的伯爵在帕伦克附近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一整年，另外他还在帕伦克摇摇欲坠的古塔下面搭了一个小棚子，在那里面住了四个月。在他研究遗迹期间，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加入了他的工作。很可能她也是吸引瓦尔德克留在那个酷热难当、蚊虫猖獗的地方的部分原因。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他创作了大约九十幅画，艺术功力出众，但是对细节的修饰并不真实。
在帕伦克之后，瓦尔德克又去了尤卡坦遗址，绘制了更多画作。后来当地政府以为他是个间谍，于是他逃到伦敦，他的画也差点被没收。在发现政府官员怀疑他的活动之后，他很快复制了所有的画作，这些复制品被没收了，但是原作被安全地藏起来了。他的计谋让人们继续搜寻他的财物显得多余。他根据手上得以幸存的画作，选取了二十一张，加上一百页文字，出版成书。书中详述了他的理论：帕伦克是由迦勒底人（Chaldeans）和印度人（Hindus）建造的。对于玛雅城市建立和搬入的时间，没有一个人知道。瓦尔德克对帕伦克毁灭时间的估计惊人地精确。他的书十分昂贵，以今天的美元计算，每本大约1 500美元，很显然，该书面向贵族和像他这样的伯爵。瓦尔德克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以他特有的调侃方式。据我们所知，瓦尔德克的后裔今天还居住在帕伦克的郊区。
到了19世纪30年代后期，很多探险家曲折地穿过阿纳瓦克（Anahuac）（墨西哥），寻找并发现了古文明不断遗失的多重画面和失落日历残片的证据。但是对于大多数外来人来说——不管是欧洲人还是领土快速扩张下的美国人——墨西哥和中美洲依然被认为是炎热难耐、疾病肆虐的荒蛮之地，离得越远越好。两位探险家马上就要改变一切，这个世界也准备好接受他们将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1838年，约翰·罗伊德·斯蒂芬斯（John Lloyd Stenphens）在纽约市巴特利特的书店里浏览了瓦尔德克的书。他时年32岁，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并且刚刚写下了广受好评的《埃及及*岩石区游记》（Tr*els in Egypt and Arabia Petraea）（1837）。尽管瓦尔德克以修辞闻名，不过他的著作激励了斯蒂芬斯开始自己的中美洲之行。斯蒂芬斯邀请了一个英国熟人——建筑师凯塞伍德（Catherwood）与他同行，记录他们的发现。那个时候摄影术还没有发展起来，但是凯塞伍德绘制的细节完整的画作质量比起四十年后照相机拍摄的照片有过之而无不及。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探险家与失落的城市（2）
斯蒂芬斯帮助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竞选总统，马丁·范·布伦当上总统之后任命他为美国对中美共和国的外交代表。尽管这样一个共和国政权并不稳固，但他的头衔和看似官方的文件帮助他在中美领土上自由通行，在这里，政权此起彼伏，不断更迭。1839年10月，他们从纽约起航。在伯利兹（Blize）登陆之后，他们根据胡安·加林多（Juan Galindo）的报告，沿着莫塔瓜河（Motagua River）而上到了危地马拉，然后向南穿过一系列高山，径直到达传说中失落的城市，今天我们称为科潘的地方。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疟疾、土匪、内战不断威胁着他们，而且会在接下来三个月5 000英里的行程中继续困扰他们。
太阳很少能穿透茂密的丛林，但是中午令人窒息的闷热让任何生物都难以喘息。三头骡子在泥泞的道路上打着滑负重前行，背上驮着包裹、帆布帐蓬和干粮。两个人在后面耐心地跟着，拍打蚊虫，同时专心地察看叶丛，希望发现失落庙宇的标志——一块被奇怪地放置的石头，一个奇怪的神像，树荫中赫然显现的石墙。1839年11月，他们进入了科潘。斯蒂芬斯后来回忆时，对他们的惊讶轻描淡写：“我突然闯入了一片新的土地。”
玛雅文明探索和重构的新时代由此到来了。他们花了几个星期清理完从神庙楼梯和讲坛掉落下的残骸之后，凯塞伍德仔细地绘制了几十幅画，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过刚刚触及表面。斯蒂芬斯意识到该处遗址的重要性，从法定拥有人手里花了50美元买下了这座神庙。他们急切地要前往帕伦克，于是从危地马拉的群山出发，向下到达乌苏马辛塔河谷，然后穿过拉坎东雨林，全程超过300英里。
到达帕伦克之后，斯蒂芬斯和凯塞伍德亲眼看到，瓦尔德克和戴尔·里奥并没有夸大其词。碰巧的是，由沃克（Walker）和凯迪（Caddy）领导的另一支远征队刚刚离开帕伦克。这类差点相遇的事情在“探索”失落的城市时经常发生。但是，当地人从没有忘记帕伦克，尽管几百年来那些石块不断被侵蚀，好像已被人们遗忘了大半，但是这些石块经常遭到抢夺，被当作良好的建筑用石。
斯蒂芬斯和凯塞伍德继续他们的旅途，探访了尤卡坦半岛上的很多遗址。拉布那（Labna）、乌斯马尔（Uxmal）和令人惊叹的奇琴伊察（Chichén Itz）遗址是他们探访记录的最重要的遗址。斯蒂芬斯从梅里达一个男人口中知道了点划记数法，这在铭文中能清楚地看到。于是他对长计历日期的数字学有了初步的了解，一条杠代表5，一个点代表1。在他引人入胜但又有些干巴巴的游记中讲到了这一点，在以后的年代中，引起了很多读者的好奇心。他的《中美和尤卡坦旅行轶事》（Incidents of Tr*el in Central America and Yuctuan）在1841年出版，价格并不昂贵，在当时是个巨大的成功。该书一直再版至今。
凯塞伍德的现实主义画作对帮助外人理解失落文明的范围和规模无疑极为重要。遗憾的是，凯塞伍德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书上。斯蒂芬斯和凯塞伍德有生之年都没能看到由他们所引领的科学探索阶段，这令人难过，又充满讽刺。1852年，斯蒂芬斯死于肝病，享年46岁；1854年，凯塞伍德乘坐的船在一次大西洋航行中失事，他因此溺水而亡。到了19世纪60年代，人们在这些遗址拍摄了引人入胜但质量糟糕的照片，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一段失落的文明被掩埋在墨西哥丛林之中。一个极富进取心的牧师发现并出版了一些手稿，其中显示了一种古老的高度文明。这个牧师把亚特兰蒂斯理论著作藏在他的法衣里。
《波波尔·乌》出现了
查尔斯·艾蒂安·布拉瑟尔·迪·布赫布尔（Charles tienne Brasseur de Bourbourg）于1813年生于荷兰，早年他一直在巴黎写小说。然后去了罗马学习神学，被授予神职。但是，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玛雅之谜。受到斯蒂芬斯和戴尔·里奥作品的启发，他于1845年出发去往美洲。他从发霉的档案里挖出已被遗忘的手稿的能力让人惊叹。他发现了拉斯·卡萨斯和杜兰（Duran）执笔的有关新西班牙的史书，此书未出版过，还发现了伊克特利切特尔写的正本阿芝特克历史。他在墨西哥城区和郊区待了几年，学习那瓦特语，然后穿越危地马拉、萨尔瓦多（El Salvador），一直到尼加拉瓜，寻找物品和手稿。他在危地马拉教堂的档案文件里找到了《喀克其奎史》（The Annals of the Cakchiquels）和席梅内斯的译著《波波尔·乌》。
1861年，布赫布尔回到巴黎，出版了《波波尔·乌》法文版。在巴黎，他获准可以阅读奥班（Aubin）收藏中那些关于美洲的罕见书籍和手稿。在这之前，奥班收藏从未对任何人开放过。通过研究自己的发现和无与伦比的奥班收藏，布赫布尔写出了长达四卷的《墨西哥与中美洲文明史》（Histoire des Nations Civilisées du Mexique et de l’Amérique Centrale），研究了中美洲历史和地区，这也让西班牙史学家大为惊叹，于是他们也向他开放了自己的博物馆藏品供他研究。在历史研究院的文献中，他发现了迪·兰达久被遗忘的手稿《征服前后的尤卡坦》（Relacion de las Cosas de Yucatan）。布赫布尔很快出版了此书，把它看做解读玛雅手稿的关键。现在他可以确定碑文上周期为260天的神圣日历的20个日名，也能确定周期为365天的民用历中代表每个月的标志。但是就像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一样，迪·兰达的观点和误导性的陈述越来越疯狂。
似乎这些让失落的古籍重见天日的成就还不够，1864年，布赫布尔在马德里结交了荷南·科尔特斯（Hernan Cortés）的一位后裔。后者向他展示了后来被称为《马德里抄本》（Madrid Codex）的文献——出自尤卡坦的正本玛雅书，里面包含了天文历法和难解的象形文字、众神和历法日期。这本书非常难解，但是布赫布尔声称在里面发现了很多东西。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早期认为原始当代文化是一些更古老的高度文明的一些残骸，那些高度文明已被自然灾难所摧毁。布赫布尔追随洪堡的观点，认为埃及和中美有着相同的文化渊源，同时，彗星、流星、天体原因导致的地壳分裂产生了移民。他遇到的洪灾之谜被看做是古代灾难的证据，并把它们描述成亚特兰蒂斯之谜的早期解释。不久之后，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写成了《亚特兰蒂斯：大洪水前的上古世界》（Atlantis： The Antediluvian World）（1882），当时广受欢迎。
布赫布尔继续写书，但是人们不再那么相信他关于中美洲文化起源的观点了。写下《墨西哥年鉴》（Chrononlogie Historique des Mexicains）时，他坚定地认为奎兹尔科亚特尔（Quetzalcoatl）的阿芝特克传说和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神话有关。他随意地解释该主题，坚称公元前10500年，四场大灾难相继发生；坚称人类文明不是起源于中东，而是起源于曾经从尤卡坦延伸到大西洋的一块陆地。可能是彗星引发了一系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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