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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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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人明白伦常,并不在意建筑的样子像不像璧环,是不是建造在水边。

孔子说:“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礼又如何?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有乐又如何?”制礼作乐的人,肯定是要具备中和的德行。只有那些发出声音可以作为旋律,自身修为可以作为法度的人,才有资格出来制订礼乐。诸如礼仪乐器的细节和技巧,则是乐工和庙祝太史的职责,所以曾参说:“君子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至于行礼过程中的具体事项,则由有关官员负责安排。”尧“命令羲氏、和氏遵循天意,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重点在于“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其重点在于“安排好七种政事”。这些都是争取尽快地用仁爱百姓的心来施行养民的政策。制订历法、明晓时令的根本就在这儿了。羲氏、和氏在历法和数学方面的学问,皋陶和契未必能比得上,大禹和后稷也未必有;根据《孟子》中“尧舜的智慧不能知晓万物”的说法,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做到。可是至今,遵循羲、和二人的方法再进行世世代代的修正积累,即使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观星术浅陋的人,也能够正确地推算历法、占卜天象。那么难道后世稍一知半解稍有智慧的人反而比大禹、后稷、唐尧、虞舜更贤明能干吗?

“封禅”的做法尤其荒诞不经,是后世的奸佞之人溜须拍马以求皇帝宠幸,夸大其词,蛊惑君心,靡费国帑,可以称得上祸国殃民,是最大的无耻,这不是君子所该干的事儿,这就是司马相如被天下耻笑的原因。你竟然以为这是儒学后生该学习的内容,恐怕是没有认真思考吧?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是生而知之的。而朱熹解释《论语》时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如果像他说的那样,礼乐名物之类确实是成圣功夫,圣人必须学习过后才能知晓,那么圣人就不能称为“生而知之”了。其实,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言的,而不包括礼乐名物之类,那么礼乐名物之类是无关做圣的功夫。之所以说圣人“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因为它们属于“学而知之”的范畴,也就是所谓的学而后知义理。至于“困而知之”也是疑惑之后通晓义理而已。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对于圣人能知晓义理,不能去学习知晓,却反过来念念不忘地去探求圣人所不知晓的东西作为学问,这难道不是迷失了成为圣人的方向吗?

以上都是仅就你所疑惑的方面稍加解释,并非正本清源之论。

正本清源之论如果不能昌明于天下,那么天下学习圣人的人,将会感到越来越烦琐艰难,其人即便堕入禽兽、夷狄的人伦纲常,却还以为自己学的是圣人的学说。我的学说虽然可能通明于一时,但终归似数九寒天的坚冰一样,西边刚消融可东边却又给冻实了;也终究像深秋的浓雾一般,前面的雾刚散开后面的云又涌了上来,我就是不顾艰难险阻喋喋不休地进行宣传,困惑致死,也丝毫不能起到拯救天下的作用。

圣人的心性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在他的眼里,人无分内外远近,但凡有生命的都是他的手足兄弟、黎庶子民,均欲教养他们,以成全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意念。普天下的所有人心,其出生之时与圣人本来并没有什么差异,只是因为后来有了自我的私欲,被物欲所蒙蔽,为公的大心变成了为私的小心,通达的心被堵塞了,人人各怀心事,甚至于还有那种视其父兄子侄尚不如仇人的。圣人对此十分担忧,这才推广他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爱之心来教育天下人,其目的就是务使人人都能格除私欲、掀去前尘,归复人心本体的自然之性。圣人教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尧舜禹相沿袭的“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而它的具体内容,就是舜让契教化天下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点。尧、舜、夏、商、周时代,老师教的就是这些,而学生也仅仅学这些。当时,人人没有不同意见,家家没有不同习惯,能自然遵循这些内容的就是圣人,能通过勉励自己得以实践的就是贤人,而背离这些的人即使聪明如丹朱,也被称做不肖之徒。下至穷街陋巷、田间地头、农、工、商、贾,也都要学习这些,把成就其德行当做第一要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学习风气呢?不过是既没有杂乱的见闻,也没有死记硬背的繁难,也没有繁文缛节的泛滥,更没有功利之心的诱惑,只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信任朋友,来恢复人心本体所固有的本性良知。这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不着外务驰求,那么哪个人不能做到呢?

学校里所做的事,只是为了成就德行。人的才能各异,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治教化,有的擅长水利、肥土、种植,这就需要依据他们所成就的德行,也在学校中进一步培养各自的才能。根据他们各自的德行才能使他们终身担任某一职务不变。用人者都仅知道同心同德,共同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只看他的才能是否称职,而不以身份高低分轻重,不以职业分贵贱。被任用的人也只知道同心同德,齐心协力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若自己的才能适宜,那么哪怕是工作再繁重也不觉得自己辛苦,安心干些卑琐的工作也不觉得比人矮一头。那时候,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亲如一家。个人才智不高的,就安于农、工、商、贸的职业本分,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互相为对方提供生活必需品,相互间不攀比不嫉妒。而那些才智出众的,譬如皋陶、夔、后稷和契,则出来做官以发挥他们的才能。整个天下就像一个大家庭,有人负责衣食的生产,有人负责经商互通有无,有人负责制造器具备用,大家集思广益,协力同心,来实现赡养父母、教养子女的心愿,都生怕自己从事的事情做不好给大家带来损失,因而特别重视自己的职责。

所以后稷负责农业,不怕别人笑话自己不知道教化,把契的善于教化当做自己的善于教化。夔负责音乐管理,也不为自己不明白礼仪发愁,他视伯夷的通晓礼仪为自己通晓礼仪。这都是由于他们心术纯正、充溢天理,才能成就“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仁政,所以他们的精神、志气流贯通达,而没有你我之分,人和物之分。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目视、耳听、手持、足行,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眼睛不怕自己听不到,而耳朵听到什么,眼睛自然会跟过去看;足不怕自己拿不起东西,而手一伸过去,足肯定自动趋前。这是因为人体元气充沛循环,血脉畅通,所以痒痛呼吸都能做出神奇的反应,有言语所不能描绘的奇妙。而圣人之学所以非常简单,好懂易学,容易实践的原因,正是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只在于恢复人心本体所共有的良知,至于知识技能的学习不是这里要讨论的。

夏、商、周三代以后,王道衰而霸术兴,孔孟逝而圣学隐,圣学隐而邪说横。当时,教师不再教圣学,学生也不再学圣学。讲授霸术的人,盗用与先王相近似的东西,假借外在的技能来掩盖,以满足自己内心的私欲,致天下读书人昏昏然拜服其门下,圣人之道于是就荒芜阻塞了。世人相互仿效,天天探求富国强兵的学说、倾轧诡诈的计谋、攻打讨伐的策略,这一切都不过是欺天罔人,以求逞一时之效。以获取声名利益为目的的霸术家,像管仲、商鞅、苏秦、张仪这样的人,当时多得不计其数。霸术盛行日久,导致互相斗争抢夺,祸害无穷,这些人沦落为夷狄禽兽,而霸道权术也没法再推行下去了。

当时的儒家学者,愤慨悲伤之余,搜罗前代圣王的典章制度,拾遗补缺于战火灰烬之中,他们的目的也确实是为了挽回先王的圣道。然而圣学已经失传太久了,而霸术的流播已经积淀太深,就算是当世的贤人也不免受到习气的感染,他们希望讲明修饰,以求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扬光大,但所作的努力反而增加了霸术的影响力,而圣学的踪迹却再也寻不到了。于是产生了解释古书的训诂学,传播讲授为了虚名;于是产生了记诵学,所记言论让人觉得自己博学;于是产生了词章学,以华彩的句式求取文章的靓丽。像这样的人纷纷扰扰,群起纷争,世上不知有多少家。旁门左道,万千门派,让人们无所适从。当时的学者,就像杂耍艺人,戏谑跳踉,骋奇斗巧。献媚取悦的人从四面八方竞相涌出,令人瞻前顾后,应接不暇,以至于耳聋眼花,精神恍惚,入夜遨游沉溺其中,就像丧心病狂的人,却不知道自家学术到底皈依于何处。当时的君王也都昏聩颠倒于这类学问中,终生沉湎于空洞的虚文,而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有时,虽有人觉得这些学问的荒谬怪诞、零乱呆滞而卓然奋起,欲有所作为,也不过是些国家富强、争名夺利的霸术罢了。

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晦暗;功利的习气,越来越严重。这期间有人曾经被佛道的学说所迷惑,然而佛道的学说却也没能使他的学说脱离功利性;还有人尝试着折中儒学各家的见解,但群儒的学说终究也阻止不了人们对功利的追逐。直到今天,功利心的流毒已经积习成性,有数千年之久。以学问知识作为自大的资本,以强权势力作为相互倾轧的工具,以物质利益作为相互争夺的标的,以技能大小标榜自己的高明,以声誉高低作为结党的准则。那些做官的,管钱粮的还想兼管军事和司法;管礼乐的还想占据吏部要职;在郡县上做官的,又想到省里当主管人事、财政和司法的大官;位居御史台和谏议大夫,却眼巴巴地盯着宰相的位子。不能做那样的事,就不能担任兼管那件事的官;不通晓那一方面的知识,就不能谋求那方面的名誉。实际上,记诵广正好助长了他们傲慢的气焰;知识丰富正好使他们得以行恶;见闻广博正好利于他们狡辩;文采华丽正好掩饰他们的虚伪。皋、夔、稷、契都不敢说自己能兼任的事,现今的初学后生却敢琢磨通晓其理论、研究其方法。其表面宣称“我想成就天下人共同的事业”,实则内心里想的却是如果不这样就不方便中饱私囊。

唉!以这样的积习,以这样的心态,又讲求这样的学术,当他们听到圣人的教化时,自然视为累赘迂腐之说;那么他们把良知视为不是,把圣人的学说当做无用的东西,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了!

唉!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又岂能求得圣人的学问?又岂能讲明圣人的学问?知识分子生于这样的时代,想以学为志,不也是太劳累,太拘泥、太艰难了吗?唉,可悲呀!所幸天理存在于人的内心,终归是不能泯灭的。良知的光明,万古如一日。那么听了我的正本清源之论,那些尚有良知的人必然恻然而悲,戚然而痛,愤然而起,激昂之状一如决堤的江河一样不可阻挡。若非豪杰之士,无所畏惧愤然而起的人,我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

【解读】

阳明先生这番长论,说的是对时事学风“拔本塞源”的问题。他从知行合一讲起,到了最后竟然有这么激烈的情感,阳明救世之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真真如刘宗周所言,读罢,“迫见先生一腔真血脉,洞彻万古”。使世人发现自己原初的、已为功利之见所尘封的良知之心,怕是阳明最大的希冀。

第二卷 答周道通书——在事上磨炼

周道通就是周衡,江苏宜兴人,道通是他的字,他的号是静庵,曾跟随王阳明学习,后又从学湛若水,能够协调王、湛两家的学说,曾任知县。

第1章 心意之所向

【原典】

吴、曾两生至,备道道通恳切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谓笃信好学者矣。忧病中会不能与两生细论,然两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见辄觉有进,在区区诚不能无负于两生之远来,在两生则亦庶几无负其远来之意矣。临别以此册致道通意,请书数语。荒愦无可言者,辄以道通来书中所问数节,略下转语奉酬,草草殊不详细。两生当亦自能口悉也。

来信云:“日用功夫只是‘立志’,近来于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离群索居之人,当更有何法以处之?”

此段足验道通日用功夫所得,功夫大略亦只是如此用,只要无间断,到得纯熟后,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尝病于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谓之“方便法门”。须是自家调停斟酌,他人总难与力,亦更无别法可设也。

【译文】

吴、曾两位学生来我处,详细说了你恳切向圣道的志向,甚觉欣慰,同时也很想念你。你这样的态度真可以称得上是笃信好学的人。由于我正为家父守丧,故无法与吴、曾两位后生深入交谈,但他们两位也是有志向肯用功的人,每次见到他们都会感觉到他们学业上的进步。我实在不能辜负他们远道而来的诚意,对他们来说,也可说是无负于他们远来的意愿。临别之际,他们把你给我写的信册交给我,并让我据此写些东西。我此时内心荒诞昏乱也无言可讲,只就你信中提到的几个问题略作回答,草草写就,不周之处,他们两位自会向你详细口述。

你信中说:“先生说‘平常功夫只是立志’,近来对先生的教诲时时加以体察检验,就更加明白了。可是我一向为学总也离不开学友,如果学习时有学友在一块互相探讨,那心中的志向就非常开阔宏大,才思亦且灵动;如果有三五天不和学友探讨,便会觉得志向微弱,遇到事情就会产生困惑,有时还会忘掉志向。现今我在没有学友讨论的时候,要么就是静坐、要么就是看书,或者是浏览一下经传之类的,举手投足间都不忘存养这个心志,深刻感觉到心情平和舒适。然而终究不如和朋友一起讲习时那样思维开动,更有生机。离开朋友隐居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求道呢?”

这段话足以说明你下工夫是有收获的。立志的功夫也大概就是这样,只要每天都坚持,从不间断,等到功夫纯正熟练后自然会感觉不同。大抵我们这些人做学问,最关键的立足点就是立志。之所以会有困惑、遗忘的毛病,也只是志向欠缺,还不真实确切。就像好色的人,从来也不会美人当前感觉困惑与忘记,这就是因为好色已深入他的骨髓。自己哪里痛哪里痒自己必须知道,自己应会搔痒按摩,既然自己知道痛痒,自己当然就不能不揉挠了。佛家把这叫“方便法门”。必须是自己调整琢磨,别人很难帮上忙,也更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一借鉴。

【解读】

本文开篇交代了《答周道通书》的背景,随后,阳明先生直截了当地指出,做学问时疲劳、遗忘的缺点,关键在于不真切,并强调做学问的核心处就是立志。他说的志,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

第2章 何思何虑

【原典】

来书云:“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功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功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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